周水涛

摘要:南方农民工小说的草根创作是农民工小说创作的半壁江山。底层平民立场是草根创作区别于农民工小说精英创作的重要特征。对分隔城乡户籍制度的否定、对现行城市治安管理的嘲讽与否定、对保护富人政策的质疑、对生存权平等与人格平等的吁求,是草根创作底层平民立场的具体表现。草根创作的底层平民立场既是一种“形而下”的创作姿态,又是一种贫民性的文化立场或价值取向。

关键词:草根创作;底层平民立场;去主流意识倾向;平等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12-0101-05

南方“打工小说”是一种典型的“草根创作”①,其创作主体的核心成员是来自农民工阶层的“打工作家”②,其创作是与农民工小说的精英创作相对的半壁江山。本文中的底层平民立场就是贫民立场或农民立场——平民的地位有高低之分,“底层平民”是作为社会金字塔底座的贫民。农民工小说草根创作的贫民立场使其创作具有农民性、底层性、民间性、亲历性等精英创作不具有的属性。

一、去主流意识倾向

主流意识,是与“民间意识”相对的“官方意识”,是处于“统治地位”阶层的思想意识或意识形态。汪行福认为,从认同或“接受”的角度看,主流意识(形态)以两种方式存在:一种是跨阶级的核心共识形式,即“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被所有阶级和社会成员接受;另一种是差别化的共识形式,“意识形态的重点是建构不同社会角色和地位群体的特定信念与意识”,即官方意识转化为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的“信念”与“意识”③。笔者认为,当主流意识以“差别化的共识形式”存在时,在“建构不同社会角色和地位群体的特定信念与意识”之际,由于文化传承、生活濡染、生存方式及生存地位、群体独特的被社会化方式与途径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某些“社会群体”或“阶层”会滋生出去主流意识或非主流意识情绪,如质疑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文化”的某些方面、背离主流意识的核心价值观念等。当下的中国农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群体”或“阶层”,其特殊性在于:中国农民是一个最庞大、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社会群体”或“阶层”,二元经济社会格局的长期存在及我国赶超型的现代化策略使这一阶层在社会分配及物质生存等方面处于尴尬境地,因此,主流意识在这一“社会群体”或“阶层”中的“差别化的共识形式”会产生更明显的“异质化”倾向,如质疑主流意识的社会公平原则、怀疑制度文化的绝对合理性等。因为近距离接触而对城乡差别的更清晰了解,这种“异质化”倾向在进入城镇务工农民群体中被强化,而作为农民工群体代言人的打工作家的创作就真实地体现了这种被强化的“异质化”倾向。被强化的“异质化”倾向有以下几种最明显的表现:

1. 对分隔城乡的户籍制度的否定

在记叙自己“进城”经历的散文《关卡》④中,王十月鲜明地表达了对分隔城乡的户籍制度强烈的不满。在王十月看来,深圳的南头关是阻挡农民进城的障碍,而农民进入城市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行为,加入现代生活行列是农民的权利。他满怀义愤地说:“谁也无权指责我们这种行为,谁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关卡》的主旨在其小说《民工李小末的梦想生活》中得到演绎。钟道宇的《经过》以反讽的笔调对现行的城乡分隔制度进行了否定。高考失利的杜语肩负着父亲的重托走向城市,用青春和汗水及忍辱负重换来首届“十佳优秀外来工”称号,也换来城市奖励的“城市户口”和公司奖励的“二房一厅的房子”,接着杜语按照城市的户籍规定办理迁移落户手续。杜语拿着“户口迁移证”在一个又一个办事窗口前陪笑脸、点头哈腰,经过十几天的奔波,经过在几十个窗口前的等待、献媚之后,终于拿到了“红彤彤的户籍本”,也就是在此时杜语看到了厂区黑板报上解雇他及收回他房子的公告。杜语住进了精神病院。杜语向城市进发的过程及最终未能进入城市的结果具有卡夫卡的《城堡》情节所具有的隐喻性——过程与结果是一种能指,其意指是城市对乡村的拒斥,作品对现行的户籍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父亲说,一个一脚牛屎一脚泥的家族要有后人变成城里人,有时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这段人物自白充满悲愤,也隐含着农民工及打工作家们无法言说的苦痛与愤懑。毋庸置疑,我国建国后的户籍制度是具有相对合理性的,但这种户籍制度的实施是以牺牲乡村利益为前提的,因此,打工作家从本阶层利益出发,站在底层平民立场上对主流意识提出质疑。

2. 对现行城市治安管理的嘲讽与否定

现行城市治安管理,尤其是与农民工相关的治安管理,集中体现着政府的行政理念和主流意识的价值观,因此,对现行城市治安管理的嘲讽与否定鲜明地体现了农民工草根创作出自平民情怀的非主流意识情绪。公安局、派出所、收容站、警察、治安员或联防队员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物化,但在许多打工作家的笔下,公安局等作为国家权力象征和主流意识形态物化体现的东西对农民工的安全与生存构成威胁。在于怀岸的《台风之夜》中,志高等打工仔称联防队员是“黄狗”。在王十月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中,天右将警察等与“烂仔”之类邪恶力量相提并论:“在外打工多年,总是在不停地漂泊,从异乡走向异乡,打工人没有家的感觉,也普遍的缺少安全感。无论是黑道上的烂仔,还是治安、警察,或是工厂里的老板、管理员,都可以轻易地把天右这样挣扎在最底层的打工者的梦想击得粉碎。”在鄢文江的《彷徨在三叉路口》中,地方行政力量与公安力量实际上参与了无良厂主对外来农民工的欺诈、压制,对工人进行劝说训导的“局长”被鄢文江以调侃的笔调描写成一个蒙骗民工、颠倒黑白、曲解《劳工法》的小丑,而个别民警则成为维持工厂保安非法抓捕农民工的助手。经过众多作家夸张的渲染,东莞樟木头收容所成为令农民工闻之丧胆的集中营。在王十月的《厂牌》中,丢失身份证的打工妹李梅因害怕被遣送樟木头,宁愿接受同胖子治安员“睡一晚”的条件。周崇贤的《黑蝴蝶满天飞》中有这样一段具有黑色幽默韵味的人物内心独白:“好心的朋友告诉我,要介入特区生活,你必须躲避樟木头……负责地方治安的同志们,一天到晚四处搜索和捉拿盲流,他们差不多就把这样的工作,当成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抓住盲流之后,就往樟木头送,一卡车一卡车的,装得满满荡荡,充满了一种往屠宰场运送生猪的意味。”这段描写在表达农民工对樟木头的恐惧的同时,还表达了他们对樟木头的仇恨。警察、联防队员等“查三证”是南方打工小说反复描写的情节,有些作品(如《烂尾楼》、《黑蝴蝶满天飞》等)戏谑性地“反串”宏大叙事红色经典经中经常出现的大抓捕“白色恐怖”情节。

打工作家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比较极端地完全否定了“查三证”等城市管理行为的合理性。对公安局、治安员等国家权力象征物的拒斥,对现行城市治安管理的嘲讽与否定,表明打工作家的创作在情感上对主流意识的暂时疏离。显然,这种疏离出自一种典型的底层平民情怀。

3. 对保护富人政策的质疑

站在农民工立场上描写贫富对立及对保护富人政策的质疑,是农民工小说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草根创作与精英创作的重要区别之一。洪永争的《平房出租屋》可以看作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在外打工的贵安夫妇住在低矮狭窄的平房出租屋中,不断崛起的各式洋楼渐渐逼近平房出租屋。平房出租屋对面新建的豪宅不仅高大华丽,而且还安装了昂贵的安保设备:正面的监视器的摄像头“像两个炮眼瞄着平房出租屋”,晚上六个强光射灯将平房出租屋一带照得如同白昼,出租屋内不开灯也亮晃晃的。闭路电视摄像头的瞄准与射灯的照射使贵安夫妇惶恐不安——“人家整天拿枪对着,活得自在吗?”为了恢复往日那点可怜的安宁及夫妻性生活的和谐,贵安用弹弓打烂监视器的摄像头,最后被派出所逮捕。在作品中,豪宅对平房出租屋的俯瞰是贫富阶层对立的隐喻,贵安夫妇与豪宅夫妇分别是底层贫民与上层富人的代表。既定的赶超型现代化策略与当下的经济发展需要使政府看重社会财富的占有者,因此,富人或财富获得了种种特权,上层富人与底层贫民构成了“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富人对底层贫民的“凝视”主要通过“技术凝视”和“制度凝视”实现。在《平房出租屋》中,低矮的平房出租屋与“各式洋楼”构成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说的“全景敞式建筑”格局,而在福柯看来,“全景敞式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监视器摄像头与射灯对平房出租屋的照射是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技术凝视”,它表明富有阶层通过技术手段对底层贫民的监视、防范与控制,是财富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或政策赋予了富人这种权力与能力。警察召之即来,并按照富人的旨意办事,将平房出租屋定为首选的怀疑对象,是富有阶层对底层贫民的“制度凝视”的具体表现:在贵安第一次用弹弓打烂摄像头没多久,“外面就传来摩托车的声音,中间又听见对讲机的杂音”;贵安第二次用弹弓打烂摄像头后,外面响起了急促的警笛声,紧接着听到了对讲机的声音,再紧接着听到窗前小巷道响起脚步声和陈所长与富人的谈话声,随后警察对平房出租屋全面搜查并铐上贵安后带走。双重“凝视”的实质是财富或富人通过国家法律化的“制度”对底层贫民进行监视、防范与控制。《平房出租屋》明确地表达了作者对主流意识偏袒富有者的价值理念的质疑:富豪监视平民是否合法?平民的“反监视”是否违法?显然,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保护富有者的政策流露出不满,这种不满就是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

二、贫民的平等意识

不同阶层的平民有着不同的平等意识,农民工群体的平等意识是一种关联自身生存的平等意识。就农民工小说创作整体而言,草根创作与精英创作都体现出平等意识,但草根创作的平等意识与精英创作的平等意识有着较大差异:精英创作的平等意识主要出自人道主义思想、古典的悯农情结和现代的和谐社会构建理念,甚至还有源自西方的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等”、“自由”、“博爱”观念,而草根创作的平等意识则关联着农民阶层或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与道德理想,包括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思想、朴素的民本观念,甚至还有具有原始意味的平均主义思想。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代言人,打工作家从农民工生存的角度出发呼吁社会公平,其平等意识主要表现为对生存权平等、人格平等的吁求。

1. 对生存权平等的吁求

农民工对生存权平等的吁求主要表现为对城市“居住权”的吁求及与城里人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吁求。这是两个具有承接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王十月在《关卡》中对阻挡农民进城的南头关进行了诅咒,同时也谴责那些赞同阻止农民进城措施的“有识之士”,对那些将社会治安不好之类的城市问题归咎于农民工进城的言论进行了驳斥;他强调了自己进城的权利:“谁也无权指责我们这种行为,谁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力。”王十月认为,历史将证明所有阻止农民进城的言行的荒谬,他预言:“所有的谴责,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渲染“查证”的恐怖、质疑“查证”的合理性,是作家们强调农民工城市居住权合理性的直接方式。《厂牌》、《烂尾楼》、《黑蝴蝶满天飞》、《异客》、《彷徨在三叉路口》等作品都有比较典型的“查证”描写,这些描写鲜明地表明了“打工作家”及整个农民工群体对“查证”的否定态度。

描写“进城”的艰辛及“留城”的艰难,揭示城市生存的不平等,是草根创作争辩农民进城及强调农民工城市居住权合理性的间接方式。在陶冶、姗姗的《无名的过客》中,来自山村的依萍因为不想重复乡下女人生子、苦做、老死的生命过程而到南方深圳宝安打工,几年苦做之后被提升为“拉长”(生产线负责人),最后因产品质量问题及为自杀女工讨说法而被厂长驱逐;来自乡村的大学毕业生叶伟阳因不得不回家与自己不爱的女人结婚而辞工回乡;谢枚枚因碰上欺骗感情的男人而自杀,作品通过一群来自乡村的少男少女的城市经历描写,告诉读者:农民工都是城市的过客,城市没有他们生存的空间。刘万能的《今宵梦醒何处》在揭示城乡婚姻不平等的基础上揭示了农民工在生存权上面的不平等。山里妹子徐彩凤幻想成为城里人,舍弃深爱她的男友周小泉去追逐离婚单身的城里人项捷。她伪装单纯天真、设套诱导项捷动心、写保证书、献身,但最后还是被项捷遗弃,惨痛的经历使她认识到乡下人与城里人在生存权上的巨大差距。作品中有一段“独白”具有哲理意味:“城里的小伙子都是瞧不起打工妹的,把打工妹叫苕妹,哪怕你长得再漂亮,也认为你红苕屎没有拉干净……就算你运气好,遇上个瞧得上你的城市小伙子,他的家庭也不会同意,除了觉得找个打工妹做儿媳妇会被人笑话,还有许多实际考虑,比如说你父母都在农村,没有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险,将来会让他们的儿子养老治病……总之,城市人有一千条理由拒绝打工妹成为他们的家庭成员,打工妹在这城市里,只配为城市人提供各种各样廉价的劳动,再不然就只能到夜总会之类的娱乐场所去做三陪,供城市男人玩弄和欺负。”作品的整体描写表明,除开户籍、身份、社会地位等因素之外,生存物质的占有差别是城乡生存权不平等的主要表现,而婚姻不平等仅仅是生存权不平等的表现之一。

2. 对人格平等的吁求

对于农民工而言,人格平等或人格尊严是生存的精神支撑,因此,对人格平等或人格尊严的维护或呼吁也就意味着对生存权利的维护与吁求。作为农民工阶层代言人的“打工作家”主要在两个方面展示了这种精神追求。

第一,展示农民工在经济层面的人格平等吁求。

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农民工对践踏他们人格尊严的“经济强权”极端不满。鄢文江曾经这样满怀愤怒地抨击富有的南方“本地人”对外来打工人的轻蔑:

所谓的某些本地人……想到的是我有钱,是我给你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我叫你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来不得半点含糊。给了你们赚钱的机会,你就得感激我,就得服从我,就得被我奴役,就得毫无怨言,就得忍气吞声……⑤

这种不满情绪具有普遍性。草根创作主要以两种方式表达了农民工对“经济强权”的不满。

一种方式是正面抗议“经济强权”对打工人的人格尊严的践踏。早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下一站》中,张伟明就表达了打工人对“经济强权”的愤怒。打工人吹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当香港主管威胁要扣吹雨的工资时,他当众宣布工资作为“小费”送给主管。吹雨不是典型的“农民工”,但他代表农民工抗议了资方的以钱“压人”,宣泄了对资方以势力欺人行径的忿恨。周崇贤的《我要——活——下——去》等众多作品控诉了有产者在“加班”问题上对农民工尊严的践踏及对打工人人权的侵犯。于怀岸的《骨头的诱惑》对企业主故意让打工仔抢骨头、将工人“变成狗”的卑劣用心进行了谴责。

另一种方式是间接谴责。对“经济强权”的间接谴责主要通过打工妹的被玩弄被占有或打工妹在金钱面前不能自持等叙事情节来完成。在黄秀萍的《这里没有港湾》中,素娟、李秀芳、小菲等年轻漂亮的打工妹先后“根据公司的需要”被老板及其侄子从制衣车间的电动缝纫机前调进办公室工作或陪同他们“外出参加展销会”,在满足有钱人的欲望后又无一例外地回到电动缝纫机前踩机器。在罗迪的《匆匆掠过爱情》中,打工妹被工厂厂长占有,东窗事发,厂长阿度用两万元将她打发,最后阿思被香港赵经理包养,成为“桃源居”的新主人。在梦溺的《默默拥有自己》中,菊被已有家室的台湾黄先生包养,碧玉为了回报家庭而接受郑生包养……老板、经理、厂长等握有权力与金钱的男性像雄性动物一样,总想占有更多的异性。当金钱或资本在特殊环境中转换成权力之后,它会超越道德,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作家们的描写隐含着作家们对蹂躏农民工人格尊严的“经济强权”的谴责,自然也表达了农民工对人格平等的渴望。但是,许多作品表明,在“经济强权”面前,农民工与资本占有者没有平等可言。任重在《伊人之旅——一段作家与打工妹刻骨铭心的故事》中,通过一个嫁给南方干瘦老头为妻的打工妹的话陈述了农民工获得人格平等的一种途径:“不平等,可怎么能平等呢……要平等就得回去。”

第二,表达农民工在政治层面的人格平等吁求。

草根创作的整体描写表明,农民工在政治层面的人格平等诉求主要表现为反对资本占有者在政治层面仗势欺人,反对资本占有者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漠视或轻视农民工的人格尊严。这种诉求在港、澳、台资本占有者面前表现得尤为强烈。

在张伟明的《下一站》中,香港主管在打工人一再强调自己的真实姓名时继续称呼对方“马仔”,怒不可遏的打工人把手指戳到主管鼻梁上义正词严地说:“告诉你,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下一站》创作在香港回归大陆之前,因此这种正告至少传达了这样两重政治信息: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大陆,请不要依仗你的特殊政治身份欺人;打工仔有自己的尊严,他在政治上与你平等。在《我们的INT》中,张伟明让“我”在梦中对骄横的香港总管小姐痛快占有,作者在“虚拟空间”中让处于政治弱势的打工仔利用性别优势对强者进行了报复。在黄岸贤的《白领丽人》中,台湾经理李治在使用精明的权术控制大陆工人与管理人员为他挣钱时,又轻视他的大陆同胞,作家通过这样一段人物内心独白谴责了李治数典忘祖的政治优越感:“这是什么人的地方,不外乎都是中国人,或许你聪明然而大家也都很聪明,更多的原因是幸运的成为一个老板还有看准了国家优惠的投资政策及漏洞百出的劳工制度,部分同胞的贫穷。这一切足以令你们轻视了么……都是中国人,台湾人,山区人,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划了那么多等级界限……”在大陆经营工厂或企业的港、澳、台资本占有者有着双重的政治优势:在经济转轨之际,资本给港、澳、台资本占有者带来特殊的政治地位与政治权力,而国家的“统战”策略又给予港、澳、台资本占有者特殊的政治优待,因此,在大陆经营工厂或企业的港、澳、台资本占有者有着内地资本占有者所没有的政治优越感,而这种比较特殊的政治优越感导致了极少数资本占有者对内地农民工人格尊严的蔑视。农民工的草根创作反映了这一现实,对那些在政治层面践踏农民工人格尊严的行径进行了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