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6年11月官制改革失败后袁世凯奏请开去八项兼差一事,对此史书记载及学界普遍认为是被迫之举。“被迫说”之外,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所辞却的兼差有名无实,亦有将“被迫说”与“有名无实说”合而为一的。其实,袁世凯奏辞兼差不能一概而论定为被迫之举:一是袁世凯并不愿意督办津镇铁路,二是他积极移交兼差事宜,一言一蔽之,有些兼差是袁世凯所乐意辞却的。官制改革后袁世凯的兼差亦非有名无实,这可从袁世凯对兼差的看重与在将交通方面的兼差移交给邮传部之后仍试图予以控制的行为中,当可洞悉端倪。

关键词:袁世凯;兼差;1906年官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12-0089-06

1906年11月袁世凯奏请开去八项兼差,对此学界普遍认为是官制改革中权利争斗失败后的被迫之举,且有指出八项兼差有名无实者,对此笔者经过梳理史料,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一、问题的提出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三日(1906年11月18日),袁世凯上“恳准开去各项兼差折”,要求将参预政务、会办练兵事务、办理京旗练兵、督办电政、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督办津镇铁路、督办京汉铁路、会议商约等“兼差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①对此史书记载及学界普遍认为是被迫之举,试举代表数例:

佐藤铁治郎著《袁世凯》记载:“夫倡立宪即应辞兼差,乃为唯一之宗旨,至辞兼差而语涉牢骚,则人疑为揽权也固宜。且袁系首倡立宪之人,权限不分,乌能立宪?顽固党所以藉口者,皆职是故也。”②

唐在礼著文《辛亥前后的袁世凯》认为,由于“清廷排斥汉官的情况”“日趋严重”,“袁到此时,觉得情况照此发展下去,对他十分不利,然而要反抗又没有确保胜利的实力。他于是决定在彰德秋操之后,主动向清廷奏请交出第一、三、五、六四镇,建议改归兵部大臣直辖。十月上旬,清廷准了袁世凯所请,开去各项兼差”。③

侯宜杰著《袁世凯一生》说:“他之忍痛割爱,交出四镇兵权,辞去兼差,主要原因是其贪权引起了严重‘疑谤。”④

郭剑林、纪能文著《瑰异总统——袁世凯》指出:陆军部成立后,负责全国练兵事宜,规定各省新军均归该部统辖,这样一来,袁世凯“被迫将北洋六镇交出了四镇并请求开去了八项兼差”。⑤

“被迫说”之外,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在官制改革失败后所辞却的兼差有名无实。如李宗一著《袁世凯传》认为,“奏折虽然露出怨气,但表面看去还是‘磊落光明,出之以‘公,然若联系改官制后的形势,不难看出这是他舍虚就实、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为经过改官制,他的各项兼差已有名无实。”⑥

亦有将“被迫说”与“有名无实说”合而为一的,如骆宝善著《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称:袁世凯“不得不辞去会议政务处、练兵处、电政、路政等八项兼差,尽管这些职务有些已经自然终结。”⑦梁严冰著文《袁世凯与清末官制改革》也认为,“新官制的颁布,使袁世凯受到了重大打击。清廷拒设责任内阁,使他当内阁总理大臣的愿望落空;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迫其交出北洋六镇的军权;原有的各项兼差在新官制下也已经有名无实。这一切都使袁世凯大失所望,于是奏辞兼差”。⑧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观点?它们与历史事实有多大的出入?

兼差问题是学界比较漠视、漫忽的一个问题,而1906年11月袁世凯辞却兼差之所以为研究者所重视,是因为袁同时也交出了北洋六镇的控制权。其实,兼差问题是探究袁世凯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切入点,对它的考订将会有助于该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

二、袁世凯辞却兼差并非全然被迫

袁世凯辞却兼差是不是全然被迫之举?对此,笔者通过扒梳史料,认为这一怀疑并不成立。依据有二,一是袁世凯并不愿意督办津镇铁路,二是他积极移交兼差事宜。

1. 袁世凯并不愿意督办津镇铁路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统领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奏称,德国使臣照会总署说已按草约勘竣自天津至山东南界一段工程,催促中方与之早订正约开工筑路,因早前订立草约之员只剩张翼一人,故而请旨派员妥议详细合同。随即,硃批:著派袁世凯为督办大臣。⑨与半年前奉旨督办回收关内外铁路不同,此次袁世凯并没有欣然接受,而是予以推脱。此中因由,最为主要的就是该路的利益回报小。与关内外铁路回收后稍加整顿即可坐收利润不同,津镇铁路只是一条待议中的铁路,即便与英德谈判顺利,铁路能够正常建筑,回收赢余也是若干年之后的事情;况且未来铁路横跨直隶、山东、江苏三省,铁路的管理及利润分配也极复杂。上述因素使得袁世凯不愿接受督办津镇铁路这一烫手的山芋。

至光绪三十一年,在中国自主建筑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破土动工及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鼓舞下,在“若此路入英、德之手,是直隶、江苏、山东永为英德势力范围。平时则妨我主权,事事牵制,有事则南北隔绝,声势不通,中原全局,关系甚巨”⑩的时局认识下,直鲁苏三省平民绅商、留日学生及京城官员等一边聚会讨论废约办法,一边纷纷上书援例废约,此番要求废约自办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见此情景,朝中重臣也多主张废除草约,“日前德使偕某商人至外务部议津镇路约事,闻那尚书对付此问题坚持草定合同非为条约,日时已逾期,自应作废。”{11}因此,再开谈判废约自办成为朝廷内外颇为关心的大事。而与英、德谈判多年的袁世凯深知废约的不易,且思想深处抱有“胶澳路权久属德人,载在盟书,藏诸政府,断不可失信于人”{12}想法的他并不赞同废约的办法,但周围的局势及未果的局面又使他颇感压力,于是,袁世凯于同年九月提出将山东铁路交由外务部酌夺办理。不久,外部又将胶澳全约及津镇草约各全案咨送北洋,请其“与德人力争,务欲达其必废之目的。”{13}眼见推脱不掉,袁世凯只得又给自己物色了一位得力助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袁世凯奏请派候补京堂孙宝琦充帮办津镇铁路大臣,对此他解释说“臣任寄太冗,只能督率通筹,力难专顾。现正磋商详约,头绪纷繁,须得精明廉正之大员襄同经理,方免有所贻误。查有三品卿衔候补四五品京堂孙宝琦,才识恢闳,志趣正大。前奉使法国三年,熟习外交,研求政法,倘以之襄办路务,于国计主权,必多裨益”。{14}半年之后,邮传部成立,统管邮政、路务诸事,心情复杂的袁世凯再次奏请开去督办津镇铁路等八项兼差,得旨允行。这样,袁世凯终于卸下让他颇感为难的津镇重担。长期以来,学界多以袁世凯“开去督办津镇铁路等八项兼差”之奏请是权利争斗失败后的无奈之举,其实,单就津镇铁路而言,这恰恰是他借以回旋的适当时机。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以恽毓鼎为首的三省京官150多人再次上书呈请废约自办,“此[津镇]路关系甚巨,所有权利,不应任外人攫取。因此三省同乡绅商,约集公议,自行筹办,冀以保固京师门户,挽回利权。”且点名奏请饬下袁世凯与张之洞为废约督办大臣,因为“至与外人交涉之处,必得熟悉情形,威望素著之大臣,主持办理,俾底于成。窃思直隶总督袁世凯,系原办此路之大臣,湖广总督张之洞,谊关桑梓,从前收回粤汉铁路自办,曾著成效。如蒙饬下两督臣妥与筹商,当能得力。”{15}而这也正是一直关心津镇路事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心中所想,他认为若要谋求挽救之方,惟有要义两点“一、赶速筹款自修津济一段;一、仍请袁慰帅出为主持。两义尤以第二义为最要。慰帅地方主权所在,才略威望又皆足以任之。此事甚难,非慰帅出为主持,断无办法……若慰帅肯主持,则通融之法甚多,必可办成。”{16}于是,慈禧太后采纳了群臣的意见,再次委任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妥商办理。恽毓鼎在《恽毓鼎澄斋日记》中记载此事道:“三省铁路公呈,督察院今日入告,将原呈代奏,奉上谕,准由三省绅商筹款自办,并俯如所请,派张、袁二督妥商办理。圣明下照,俯采刍荛,闻命喜出望外。余与柯凤丈、李嗣老因林赞虞年伯以枢辅摄邮传部尚书,特两次晋谒,面陈始末利害,林丈亦因不悉详情,谘询甚切。今日纶音立沛,当由林丈青蒲力对之功也。”{17}于此可知,袁世凯再次主持津镇,乃是众人的期许推动。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1907年7月7日),袁世凯上奏“因病请赏假调理折”,“用敢吁恳天恩,赏假一个月,俾得安心调理,署内例行公事,拟就近委长芦盐运使代拆代行,重要事件,仍由臣力疾自办。所有奉派筹议津镇铁路暨会议商约事宜,拟请暂由湖广督臣张之洞等主持办理。”{18}六月“得旨,该督向来办事认真,兹据因病请假,殊深廑念,著赏假一个月,安心调理,所有津镇铁路,及重要交涉各事宜,仍著妥为经理。”{19}

由上可见,袁世凯对督办津镇铁路一差,实非心愿。

2. 袁世凯积极移交兼差事宜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在清政府推行官制改革中,谕令设立邮传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著名为邮传部,原拟各部院衙门职掌事宜及员司各缺仍著各该堂官自行核议,悉心妥筹,会同军机大臣奏明办理。”“盖至是设部,始有总汇之区焉。”{20}

邮传部成立后,由于过去航路电邮四政是分散管理,因此首要的任务是相关事务的交接。这其中就涉及到了袁世凯,而袁世凯对移交与邮传部相关联的兼差事宜,比之其他部门或个人,十分积极。

路政移交:《邮传部总务沿革概略》上载:“关内外铁路、津浦铁路亦先于十月十四日由督办大臣袁世凯将督办大臣关防咨送到部”,{21}邮传部《接收关内外津镇铁路关防折》中称:“十月十四日准该督臣将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关防、督办津镇铁路大臣关防各一颗,咨送前来。”{22}与袁世凯相对应的则是其他各路的关防移交。有关京汉路关防等的交接则记载歧异。《交通史·路政编》上载: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督办京汉、沪宁铁路大臣唐绍仪咨移交两路关防。三十三年正月,始定京汉、正太两路均归总务股兼办,京榆、道清归内文股兼办,汴洛、沪宁归外文股兼办。二月,督办京汉、沪宁铁路大臣唐绍仪又将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各卷并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原交各卷一并咨移到部,均由部分别接收。”{23}类此者为邮传部《接收京汉沪宁铁路关防折》:“本年十二月初一日将办理京汉铁路大臣、办理沪宁铁路大臣关防各一颗,咨送到部,即于是日接收。”{24}但《邮传部总务沿革概略》上则提及:“十一月,侍郎唐绍仪将办理京汉铁路大臣关防文卷咨送到部”。{25}《邮传部总务沿革概略》为邮传部统计处编辑,《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亦为邮传部所编,目前乏史料别之,故暂存。不过,不论哪有种记载属实,都比之袁世凯要晚。

电政移交:袁世凯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三日,奏请开去督办电政大臣兼差,初七日奉硃批著照所请。世凯寻咨会办大臣请将督办电政大臣关防会衔咨缴邮传部。”{26}十一月二十三日,袁世凯与会办电政大臣杨士琦“咨称,电政关系商股,所有结帐分利清算收支数目历办章程均截至下年三月为一届完结之期,现经邮传部奏明俟本大臣督同员司清结数目,再行移交接管自应查照办理。”{27}月底,{28}邮传部奏称:“查电政集有商股,且与大东大北两公司以及滇缅太平洋及德法等国订有联合过线传递各项合同,历年均以二月为一届完结之期,即于三月结算清楚。从前盛宣怀移交袁世凯接办时亦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交替,历经该大臣奏明有案。现在未届二月,若将各帐概行截算,于商股及各洋公司实多滞碍,自应援案以明年三月移交,以免紊杂。”在此过渡期间,“由臣部刊刻木质关防,文曰‘督理电政事务,关防发交前,会办电政大臣农工商部左丞杨士琦暂行经理,仍随时将经办情形报部,俾便查核。”{29}于是,废上海电政大臣行辕,改为电政公所。对此,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盛京时报》以《电政仍未归并邮传部》为题道:“闻邮传部自设立以来,已将铁路轮船事宜详细调查设法整顿,惟邮政仍拟暂归赫总税务司办理,而电政仍拟暂由会办大臣统辖,俟有头绪,该部始能接办云。”{30}光绪三十三年二月,杨士琦咨邮传部请遴派大员赴沪接收电政,{31}邮传部乃于三月奏派杨文骏“前往上海接收”{32}电报总局及农部电政案卷,改上海电报总局为电政局,设于上海,{33}并督办电政。{34}“于是电政亦归本部管辖矣”。{35}由上可知,袁世凯对电政事务的移交十分积极,倒是邮传部拖延接收。

盛宣怀档案中藏有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七日《东野齐语》,中有一段记载称:“邮传部既设,即应将督办大臣归并,而本初(袁世凯——引者注)不肯交出,善化(瞿鸿禨——引者注)嘱长沙(张百熙——引者注)赴天津亲见本初,并先到邸堂(即庆亲王奕劻——引者注)处请示,邸云:‘慰廷本欲辞兼差,我说且至各设专部再议,渠不致不交;汝可告,既设专部,部中应有全权。于是长沙廿八赴津。……于是,本初一面具折,辞各项兼差”。{36}庆亲王与袁世凯乃关系至密的同党,他说“慰廷本欲辞兼差”一语,当可信。

从以上袁世凯不愿督办津镇铁路及积极移交交差事宜二事,当可知他辞却兼差并非全然被迫。一言一蔽之,有些兼差是袁世凯所乐意辞却的。

三、官制改革后袁世凯所辞却兼差并非有名无实

对于袁世凯在官制改革后所辞却的兼差,学界认为是有名无实,对此,笔者持相左的看法,这可从袁世凯对兼差的看重与在将交通方面的兼差移交给邮传部之后仍试图予以控制的行为中,当可洞悉端倪。

认定袁世凯辞却兼差主动、积极,并不是说他全然拒绝兼差,恰恰相反,袁世凯对有些兼差还是十分看重和需要的,我们先来看袁世凯辞却兼差后的心情:“面子大不好看,心境甚为恶劣。候补各官谒见者,动辄得咎。说者咸谓:本初从前谋夺宪台权利,一再营图,不肯稍留,今日亦然,出尔反尔,且系自己送去,天道不爽,云云。”{37}“本初败北后,颓丧之至,终日在楼上,非要客不见,非要事不办。”{38}盛宣怀安置在北京的通消息者——陶湘认为:“以轮、电、路等而论,既设专部,自应归并。所难堪者,兵权也。”{39}固然,兵权为以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所十分看重,然而,他所辞却的八项兼差中不仅有其重要利源,且清廷竟然未像过去那样不予认同,而是照单全收,这自会令袁世凯心情大坏,当无疑问。

袁世凯自己的表白与舆论的看法,也可资佐证:“本初近来最难者财政”,前在津闻其内友云:“某日,本初忽云,‘我年年炭敬不少,今兼差全去,进项大减,又谁能谅?”{40}“夫有兵须有饷,若然待人接济,苟遇缺乏,必致全军哗溃,所以不得不将关内外铁路、开平煤矿、招商局、电报局收归直隶,则粮饷有着,军心稳固矣。”{41}

从上可知,无论就个人的收入还是北洋六镇的支撑,袁世凯都十分需要有利益的兼差,他所拒绝的是无益的闲差。如此看重的兼差,怎么会有名无实?当然,最能说明官制改革失败后袁世凯的兼差并非有名无实的依据,乃是他在移交后的继续掌控。

袁世凯与交通行业尤其是铁路的关系十分之密切,早在邮传部成立之前,他就身兼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直接控制着该路。{42}当时中国铁路总公司由盛宣怀主持,光绪三十二年正月被裁撤后,商部名义上接管了全国行政,“但由于早已完工的关内外铁路及拟议中即将修筑的津镇(浦)路与正在修筑的京张路,均在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控制之下,而已经完工的京汉路与正在加紧修筑的沪宁路,则在唐氏(唐绍仪——引者注)的控制之下;所以,商部综理全国路政的权威,实系有名无实。”{43}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唐绍仪接替盛宣怀出任总办沪宁铁路大臣,则彰显着袁世凯在铁路领域中的势力。

袁世凯1906年官制改革中开去八项兼差,其中有关交通的部分为邮传部接收,但此后交通及其管理部门——邮传部依然受袁世凯的遥控,“该部一直是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44}这从人事安排上看的非常清晰。对此,连外国人亦看得出来:“也有人认为解除了他对铁路、电报、轮船的控制权,使他很丢面子,同时也失去了权力和威信。但是这位总督必然同意这一步骤,因为新设的部(已经决定将来称部不称局)里有他自己的三个亲信,这三个人通过最牢靠的家族关系,保护人关系和厉害关系同他紧紧勾结在一起。”{45}

邮传部成立之初,“头绪极为纷繁”,但尚书张百熙、侍郎唐绍仪等“已赴天津面见袁宫议商办法,以便认真布置云。”{46}随后,“邮传部已奏明请将袁督所管办中国北境铁路及筹拟建造之津镇铁路各关防,移交该部,轮船、电报局、电话各事,不日亦将袁督移交邮传部管理,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侍郎唐绍仪与政府商议,拟选派前轮电两局参赞杨士琦督饬轮船、电报、电话三事,归邮传部节制。按杨士琦现任农工商部左参议,乃鲁抚杨莲帅之弟,袁督信用之人也。”{47}其实,张百熙之所以得以出任邮传部首任尚书,本身就是由于袁世凯的举荐。{48}

袁世凯控制邮传部初期主要依靠的是左侍郎唐绍仪,右侍郎吴重憙也是袁世凯的人。唐绍仪作为袁世凯权力架构中的重要一环,努力地扩展着势力。他汲引其留美同学梁敦彦、梁如浩、周长龄等,重用部下梁士诒,{49}梁把持铁路局长五年多,形成了此后赫赫有名的交通系。{50}陈璧任邮传部尚书后,唐绍仪尽管离开了侍郎职位,但梁士诒的发展已奠定了根基。“福州(陈璧——引者注)到部,以苛细为主,于部务毫无起色,延陵(吴重憙——引者注)百事不管,忠肃(于式枚——引者注)油然而已,主持者惠王(梁士诒——引者注)及二马(冯次台——引者注)先生,均三藏(唐绍仪——引者注)旧幕也。”{51}梁士诒的“主持”,是唐绍仪离部后邮传部的铁路政策——稳健性的接纳外资,依然在袁世凯幕后控制之下的主因。{52}袁世凯之与梁士诒初识,即是由于唐绍仪“为介”。{53}有材料直接证明,邮传部的用人问题,袁世凯是通过唐绍仪操纵的:“唐绍仪近日两次奉旨申饬,不得谓与直督袁世凯无涉。因唐侍郎于奏请简派陈昭常、那晋……施肇基充邮传部丞参之前,曾商之于袁督。”{54}

邮传部尚书陈璧也属于袁世凯系,他甚至是为袁世凯宣统元年初借口“回籍养疴”被罢官而陪伴下台的极个别者,可以认定,陈璧与袁几乎同时被革职,“两宫升遐,朝局一变”是重要原因,“摄政王当国,亲贵干政,俱不满于公”。{55}所以,到宣统三年十二月袁世凯出山组阁时,“据政界云,已革尚书陈璧颇为袁内阁所契重,近闻袁以其干练有才,拟召其出山,以资襄办将来地方上善后事宜云。”{56}

后期袁世凯在邮传部中影响依旧,如沈云沛即是。宣统二年正月,“署邮传部侍郎沈云沛复为(袁世凯——引者注)画策”。{57}人事影响之外,袁世凯还直接插手铁路事务。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邮传部在审批商办北京至热河铁路申请时批示称:“此路重要,已与直督袁宫保商议,由国家筹款建筑,不用华洋商人资本云云。”“此路名曰京热铁路,热河都统已奉谕迅即调查申复,袁宫保亦赞成国家拨款筑路,故此路兴工为期当不远也。”{58}七月,袁世凯为厘正铁路轨道事,札铁路局饬令遵照办理,“以昭同轨”。{59}八月,“陈璧现与袁世凯、那桐商议收回京汉铁路办法,已渐有头绪。”{60}袁世凯出任外务部尚书后,直接插手苏杭甬铁路借款问题,以至于受到抨击:“袁尚书抑制内国之民气,摧残内国之民业。”{61}

铁路之外,袁世凯还参与邮政、轮船招商局事务。有资料显示,袁世凯对邮政回收一事是持积极态度的。早在光绪三十二年邮传部刚刚成立之时,“袁督处华员相告,谓中国邮政未曾载入中国向英、德借债合同之内,今为欲集中央之权于北京,中国拟乘目前之机会,将赫德所管之邮政收归自办,盖赫德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奉派充总邮政司一职,本非久远之事也。”{62}关于轮船招商局问题,“洎邮传部设立,其事仍归北洋管理,但遇往返公牍,均由北洋照转,是直接管辖之局变为间接管理,因之不便,延至三十三年之冬,权限尚未划清,凡所进行致均未遑议及也。”{63}袁世凯着意控制交通,可知其对兼差的看重。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1906年11月袁世凯在官制改革失败后辞却兼差不能一概而论定为被迫之举,而应视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其中有些兼差如督办津镇铁路等,并非袁世凯所乐为;二是官制改革后袁世凯的兼差亦非有名无实,而是依然为其看重。

注释:

①{14}{18} 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8、1327、1491页。

② [日]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

③ 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④ 侯宜杰:《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

⑤ 郭剑林、纪能文:《瑰异总统——袁世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

⑥ 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3页。

⑦ 骆宝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74页。

⑧{11} 苏智良等:《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

⑨⑩{15}{16}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92、793、795-796、796页。

{12} 《中德争议津镇路约》,《申报》1905年12月6日,第3版。

{13} 《直督虑津镇铁路款不易集》,《申报》1905年11月28日,第2版。

{17} 史晓风编《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19} 陈宝琛等:《清实录》卷59,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602页。

{20}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4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037页。宣统二年六月徐世昌以邮传部不符名实拟改为交通部(《邮传部有更名之确耗》,《大公报》1910年7月30日,第4版),但奕劻不予认可(《邮农两部之名称不改》,《大公报》1910年8月15日,第4版)。

{21}{32}{35} 本部统计处编辑《邮传部总务沿革概略》,邮传部档案全宗,第47号卷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2} 《接收关内外津镇铁路关防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4辑,邮传部编《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431-432页。

{23} 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路政编》(1-3册),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1935年编印,第110页。

{24} 《接收京汉沪宁铁路关防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4辑,邮传部编《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445-446页。

{25} 本部统计处编辑《邮传部总务沿革概略》,邮传部档案全宗,第47号卷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大公报》上还载称:“京汉、宁沪各路关防业经农工商部奏明移交邮传部,以昭信守而清权限,邮传部亦于日昨具折奏闻派员接收矣”(《邮传部接收铁路关防》,《大公报》1907年2月18日,第6版)。并存之。

{26}{31}{33} 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电政编》(第1册),交通部总务司1936年编印,第63、63、63-64页。

{27}{29} 《请暂由会办电政大臣杨士琦督理电政并刊给关防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4辑,邮传部编《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115-1116、1115-1116页。

{28} 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电政编》第63页载为十二月,误。

{30} 《盛京时报》1907年1月24日,第2版。

{34} 《奏派记名道杨文骏督办电政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4辑,邮传部编《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119-1121页。

{36} 《东野齐语》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七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37}{38}{39}{40}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47、34、38页。

{41} 襟霞阁主编《清代名人家书》,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944页。刘路生所著《〈袁世凯家书〉考伪》(《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认定该书为伪书,笔者亦有同感,然无论该书是否为袁世凯所为,此则史料都反映了袁世凯或时人所认同的一个事实。

{42} 《北洋大臣袁饬关内外铁路总局杨道等保护商股利益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86辑(859),甘厚慈辑《项城袁世凯有关资料丛刊》,《北洋公牍类纂》,第18-25卷,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3页。

{43}{50} 李恩涵:《唐绍仪与晚清外交》,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上册,第91、83-84,91-92页。

{44}{48} 张瑞德:《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管理的研究——政治层面的分析(1876-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63册,1991年版,第150、150页。

{45} [澳]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1895-1912》(上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页。

{46} 《邮传部议商办法》,《盛京时报》1906年11月24日,第2版。另见《邮传部与北洋之关系》,《大公报》1906年11月20日,第3版。

{47} 《邮传部接管铁路轮电诸要政》,《申报》1906年12月16日,第2版。

{49}{53} 凤冈及门弟子编《山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台北1939年版,第53、43页。

{51} 《东野齐语》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七日至十七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页。

{52}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4编,《清季对外交涉(一)英、美、法、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90页。

{54} 《参议缺将简满员补授之悬揣》,《申报》1907年2月23日,第3版。

{55} 《清史列传》、《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陈璧:《望岩堂奏稿》,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1、28页。

{56} 《陈璧出山消息》,《盛京时报》1912年2月10日,第7版。

{57} 陈宝琛等:《清实录》卷60,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版,第538页。

{58} 《邮传部筹款建造京热铁路之计画》,《申报》1907年3月29日,第3版。

{59} 《督宪袁为厘正铁路轨道事札饬铁路局文》,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86辑(859),甘厚慈辑《项城袁世凯有关资料丛刊》,《北洋公牍类纂》,第18-25卷,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6-1407页。

{60} 《议收回京汉铁路》,《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第3版。另参见《饬议赎回京汉铁路办法》,《大公报》1907年9月18日,第3版。

{61} 《论浙路勒借外债之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江浙铁路风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发行,第157页。

{62}《邮政归中国自行管理之近闻》,《申报》1906年12月6日,第2版。

{63} 《轮船招商局沿革概略》,邮传部档案全宗,第47号卷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作者简介:苏全有,男,1966年生,河南辉县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河南新乡,453007;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湖南长沙,410081。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