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结合上博楚简《容成氏》和《墨子》中有关九州的论述,与《禹贡》九州加以对比和辨析,认为近几年对《禹贡》成书年代过于提前的说法(如西周)不很妥当,《禹贡》的成书年代大概在公元前380至前360年左右,即战国早期晚段为宜。

关键词:《容成氏》;《禹贡》;《墨子》;九州;成书年代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12-0077-04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禹贡》九州说的形成年代,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1、西周说。认同的人较少,主要有王国维、辛树帜、刘起釪等人。2、春秋说。主要有康有为、郭沫若、徐旭生、王成组、金景芳等人。3、战国说。钱玄同、顾颉刚等力主战国说。由于顾颉刚的学术威望和学术界疑古思潮的盛行,他的观点(战国晚期说)至今仍是最主流的观点。陈梦家、谭其骧、史念海等都以为然,当然,在《禹贡》成书于战国的早、中、晚等具体时段上,他们或有不同。4、战国末至汉初说。以高重源和日本的内滕虎次郎等为代表。① 5、近年来,考古学者邵望平提出更为大胆的观点。她认为,《禹贡》的九州大致是公元前200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和人文地理的实录,有三代史实根据。其蓝本可能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或是商朝史官对夏史口碑追记,最迟不会晚于西周初。邵氏通过考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分布和商周以前气候变化及相对应的动植物分布特点,认为《禹贡》九州的范围和物产、风土等都和龙山文化时期多元文化圈和当时的温暖期大致吻合。另外,香港中文大学的沈建华也认为商代甲骨卜辞中已有九州中某些州名,九州说应有三代根据。②

非常巧合的是,前几年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战国楚简中,有《容成氏》一篇,共完、残简53支,二千多字。谈上古帝王事迹,尤其谈到了大禹治水及划分九州的事迹,弥足珍贵;其中所述九州的名称及其地域范围与《禹贡》等传世文献所记大同小异。这刚好可与《禹贡》九州进行对比,也可为《禹贡》的成书时代鉴别作出一些帮助。《容成氏》有关九州的文字,见于竹简第24至27,编连应该无什么问题。③这里按整理者李零先生的整理,尽量用通行文字抄录如下(涉及有争议州名及关键地名则以整理者所隶定的文字为准):④

禹亲执朸(耒)耜,以波(陂)明者(都)

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

始可处。禹通淮与忻(沂),东注之海,于

是乎競州、莒州始可处也。禹乃通蒌与氵易,东

注之海,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禹乃通三江

五沽(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

始可处也。禹乃通伊、洛,并里(瀍)、干

(涧),东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处

也。禹乃通经(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

乎虘州始可处也。

《容成氏》九州的出现,再次说明,先秦文献上有关大禹治水和“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的传说是可靠的。另外郭店楚简(如《唐虞之道》和《尊德义》)及近年发现的青铜器遂公盨的铭文也证实了这一点。⑤尧舜禹时代,中原甚至长江流域地区的确发生过大洪水,在华夏先民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一直流传到战国末期。

但这并不能说明《禹贡》中九州具体名称和有关的水系、泽薮等名称也就很早出现,笔者认为,《容成氏》的出现,和其他文献一起,恰恰证明,到战国时,《禹贡》具体九州名称和与九州相配合的水系、泽薮、交通、贡赋体系(以下简称“九州体系”)才最终形成。

一、从描述“九州体系”的详略程度和差异来看,《禹贡》成书年代晚于《墨子》

除了《禹贡》、《周礼·职方》(《逸周书·职方解》与其相同)、《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中有大同小异的九州的记述外(前四种书的年代争议都太大,无法作为成书年代的参考基点),我们在先秦文献中检索九州中具体的某州,除了徐州由于在战国位置重要,作为城邑名称出现较多次数外,其他如冀州、幽州和荆州都是只偶尔出现过1-2次;而其他州如扬州、豫州甚至都没有出现过。而时代较早且可靠性高的《诗经》中竟然连“九州”这样的名称都没出现过(至于毛传把“九有”、“九围”训为“九州”是否正确还是疑问)。因此,《禹贡》的“九州体系”在春秋以前是否产生,是个很大的疑问。

先秦文献中只有《墨子》有关于九州相对详细的记述。而《墨子》的成书年代并无根本争议,基本上是战国早期或稍后的作品(具体年代见下面分析),因此可以与《禹贡》九州加以对比。《墨子·兼爱中》说: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泻

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

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

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

泽,灑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

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

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

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

由上可见,墨子所说的 “禹画九州”和《禹贡》的九州差别很大。《墨子》九州中只有一个冀州,其他水系、泽薮名称和《禹贡》的也不太相符合。如果《禹贡》是西周或春秋时期的作品的话,以墨子的“尊夏”态度和博学程度(孙诒让在《墨子闲诂·自序》中说墨子“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惟于礼则右夏左周”⑥),两者的“九州体系”不应差别这么大。

墨子因为比较崇拜大禹并以“尊夏”著称,所以其书中常常以大禹的事迹为例来进行论证。墨子引用夏代的历史应该比较详细和认真。《墨子·明鬼下》引用的《夏书·禹誓》与今文《尚书·甘誓》大同小异,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便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而曲解文意,但《禹贡》九州作为经济地理和自然地理方面的文章,主要是客观事实的罗列,不应该有如此大的差异。何况墨子对《尚书》是非常熟悉的。有学者统计,先秦文籍引用《尚书》的次数,《墨子》有47次22篇,远多于《国语》的28次7篇,《论语》的9次1篇,《孟子》的38次7篇,《荀子》的22次3篇,少于《左传》的86次13篇。⑦并且可以看出,《墨子》引用的《尚书》篇数(包括逸《尚书》)是最多的,足以看出墨子对《尚书》极为重视,甚至超过以礼、乐、诗、书传家的儒家学派。

很难想象,当墨子在引用大禹治水及九州的史料或传说时,不对当时流传的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做一搜集。如果当时《禹贡》“九州体系”已经初具规模的话,《墨子》的“九州体系”应该和《禹贡》大同小异,即使有版本差异,也不应当有如此大的差异!这说明《禹贡》“九州体系”在墨子生前并没出现,应该是在《墨子》之后。

另外,《左传》和《国语》是比较可靠的时代较早的史书,两书有时直接引用《夏书》、《夏训》或《夏令》,这应该就是当时所传的夏代的有关史料。从引用夏代的史迹或传说情况来看,大禹平治水土的史迹没什么问题,如《国语·郑语》“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但具体九州名称、水系等“九州体系”却没有——哪怕是最简单的(如《容成氏》)叙述。《左传》只有两处提到了可能与《禹贡》九州含义相同的“九州”(另外两处提到“九州之戎”,与“九州”没什么关系),襄公四年的“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和昭公四年的“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国语·周语下》说大禹“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合通四海” 等,这些文辞倒是与《禹贡》中的“九州攸同……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颇为类似,但具体的九州名称及其他如水系等也根本没有提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墨子之世,所谓的大禹时代的“九州体系”相当模糊和简略,无论从九州具体名称和水系的连通及四方方位上看,都是如此。《墨子》的“九州体系”虽然远比《禹贡》“九州体系”简略,但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详细而具体的述说了。可以说,在春秋末期,《禹贡》中的九州和山、水、湖泊以及贡赋密切相配合的“九州体系”还没出现。

现来看《墨子》的成书年代。《墨子》是墨子弟子编辑的,距离墨子去世年代不远。墨子的生卒年代没有准确的记载,学者们都是根据墨子的经历和《墨子》中有关的记载来推定的。有人对墨子的生卒年代做了综合考察:孙诒让推定为前468年-前376年;刘汝霖为前478年-前397年;钱穆为前479至前467年-前394至前384年;方授楚为前490年-前403年;吴毓江为前488至前478年-前402年;胡适为前500至前490年-前470至前380年;任继愈为前480年-前420年;李树桐为前496至前492年-前407至前403年;张岱年为前480年-前397年。⑧

从上可见,墨子大致出生于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前390年左右。这也意味着在公元前390年左右,《禹贡》可能还没出现。

二、《容成氏》成书年代约与《庄子》相当,明显要晚于《墨子》

《容成氏》一开始就说:“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这和《庄子·外篇·胠箧》中的“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非常相似。在先秦文献中,容成氏和赫胥氏(另外见《庄子·外篇·马蹄》)的名称仅仅见于《庄子》,而不见于其他文献。仓颉氏则只见于战国晚期的《荀子·解蔽》。《容成氏》文中又说大禹“胫不生毛”,与《庄子·天下》说大禹“胫无毛”相似。以上这些相似句子意味着《容成氏》成书年代与《庄子》差不多或稍后。另外,《容成氏》中也提到舜“耕于历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这和《墨子·尚贤中》的“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也惊人一致,从这里也可看出《容成氏》明显是在《墨子》之后。

还可以从古史传说的角度来看《容成氏》的成书年代。尽管“疑古派”在古文献上的真伪上有怀疑过头的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西汉以前的古史传说的看法仍是大致正确的。裘锡圭在分析了《容成氏》、《子羔》、郭店楚简的《唐虞之道》等新出文字资料的帝王传说后认为,“疑古派”学者“在古史传说方面的见解,从我们上面所作的讨论来看,则可以说是得多于失的”。⑨根据顾颉刚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⑩在西周、东周时代,时代越靠后,人们把中国的历史拉得越长,出现的帝王一类的人物时代也越长。例如, 春秋以前,最古的人物是禹,到了孔子时代,出现了尧、舜,战国时代又出现了黄帝、神农等,到了秦代又出现了“三皇”等。根据这一原则可知,《容成氏》成书比较晚,在战国中期偏晚,大概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因为《容成氏》中出现的帝王一类的人物不但多,而且有的还晚于《庄子》。

姜广辉在讨论《容成氏》的思想意义时指出,把《容成氏》和郭店竹简中的《唐虞之道》的成书年代定在燕王哙禅让失败的事件之前(即公元前314年之前)比较合适,也即大概是战国中期偏晚。{11}裘锡圭在《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也说,包括《容成氏》在内的上博竹简,从出土背景和竹简文字的风格和内容看,应该是战国中期。{12}李存山通过与郭店简的比较,对《容成氏》的年代问题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容成氏》是与《唐虞之道》大约同时的产物”。{13}而郭店楚墓的墓葬年代,主流的观点是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或稍后,但肯定在前278年白起拔郢之前。{14}

综上,《容成氏》成书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也即战国中期偏晚。

三、《容成氏》成书要晚于《禹贡》

《容成氏》九州按叙述顺序分别为夹州、■州、競州、莒州、蓏州、荆州、扬州、■州、虘州。其中对于简文九州与《禹贡》九州的关系,可参看有关学者的分析。{15}笔者也从历史地理学和音韵学的角度分析,夹州、■州、競州、莒州等与《禹贡》的冀州、兖州、青州、徐州相当,写法不同,主要是语音通假或者方言的不同。这样,实质上《容成氏》的九州和《禹贡》九州只有一个“蓏州”有异,这可能是《容成氏》根据当时的地理知识做了微小的改动,就如同《禹贡》九州与《周礼·职方》九州、《吕氏春秋》九州有稍微差别一样。所以笔者认为《容成氏》九州其实是《禹贡》九州的一个“简写本”,其“九州体系”应来自《禹贡》,并非自成为一个独特体系。{16}

《墨子》在讲到“荆、楚、干、越与南夷”(从地域范围看,也近似于扬州和荆州)只提到“五湖”,《禹贡》在讲扬州和荆州时只提到“三江” ,而《容成氏》在记载扬州和荆州时提到“三江五沽(湖)”;很明显,《容成氏》对“三江五沽(湖)”的记载,是综合《墨子》和《禹贡》而成,其成书应该比后两者要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墨子》“九州体系”成书要早于《禹贡》的“九州体系”,《禹贡》的成书要早于《容成氏》。考虑《禹贡》写成之后需要一定时间来流传,再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禹贡》成书应在公元前380年—前360年左右,即战国早期晚段。{17}笔者的这种想法和史念海的推论大致相合,他主要是从历史地理角度来论述的。{18}

笔者非常同意史氏的观点,即《禹贡》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对这段历史背景,笔者稍微再做补充。首先,公元前360年左右,中原各诸侯大国国君相继称王,一时成为潮流。这意味着东周天子的权威彻底消失,诸侯国对天子连表面的尊崇也不复存在,而各怀有统一天下的称霸之心。除了楚国很早因“不与中国之号谥” 而有“王”的称号外(至少从春秋早期,熊通就称为“武王”),公元前369年,魏国有惠王;公元前356年,田齐有威王;公元前330年左右,秦、韩、赵、燕等国也相继称王。其次,自春秋中晚期以来到战国早期,各诸侯国都着力于整顿赋税、整治土壤等经济改革,如鲁国的“初税亩”、楚国的“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郑国的“作丘赋”等,大力提倡所谓的“尽地力之教”,这无疑使人们对土壤等自然地理和物产、交通等经济地理有了更为具体和深刻的认识。在以上这种历史大背景下,《禹贡》作者搜罗大禹治水和“画为九州”史迹的传说,结合战国早期的有一定科学性的有关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知识,把墨子时代略有认识的冀州、幽州(或幽都)、荆州等州名加以推演扩大,形成九州的具体名称;又巧妙结合水系、贡赋、交通等,写成结构严密、体系宏阔的《禹贡》,作为将来某诸侯国统一天下的大一统式的构想。

注释:

① 以上四种观点更详细的综述性文章可参看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周书灿、张洪生《〈禹贡〉研究概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②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参见《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沈建华:《楚简〈容成氏〉州名与卜辞金文地名》,《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 简24至27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何位置,有争议,但不影响对九州的论述。详见陈剑《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陈丽桂《读〈容成氏〉列简错置问题》,见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合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2002年版,第268-271页。

⑤ 参见朱凤瀚《遂公盨铭文初释》、李学勤《论遂公盨及其重要意义》、裘锡圭《遂公盨铭文考释》、李零《论遂公盨发现的意义》,以上俱见《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⑥ 孙诒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⑦ 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50页。

⑧ 徐希燕:《墨子姓名里籍年代考》,《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

⑨{12} 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见氏著《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⑩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1923年第9期。

{11} 姜广辉:《上博藏简〈容成氏〉的思想史意义》,www.jianbo.org,2003年1月29日。

{13} 李存山:《中华精神与“道德性的人文主义”》,国际儒学联合会网站,2004年7月28日。

{14} 比较众家,并根据考古学特征得出结论,参看徐少华《郭店一号楚墓年代析论》,《江汉考古》2005年第1期。

{15} 陈伟:《竹书〈容成氏〉所见的九州》,《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朱渊清:《〈容成氏〉夹州、涂州、叙州考》,载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合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晏昌贵《〈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释》,《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沈建华:《楚简〈容成氏〉州名与卜辞金文地名》,《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16} 详见拙文《上博楚简〈容成氏〉九州刍议》,《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

{17}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禹贡》主体文本(或“九州体系”)形成于战国早期偏晚,但并不排除在主体文本中搀杂了较早或较晚的史料和文字。例如,遂公盨的铭文, “天命禹敷土, 随山濬川, 迺差地设征”,与《禹贡》的“禹敷土,随山刊木, 奠高山大川”在词句上有较大相似之处,这也符合先秦文献的流传规律。

{18} 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见《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作者简介:易德生,男,1971年生,湖北钟祥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所助理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