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岳

“保增长”与“保民生”这两个方面是有着非常大的内在矛盾的，正如奥巴马既要救金融机构又要为金融机构高管限薪，既要救汽车企业又要满足汽车工会的需要所导致的类似两难。“保增长”与“保民生”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不能避开这类两难。试举几例如下：

一、刺激中高收入者消费与支持低收入者生活——目前相对而言，社会舆论与政策重点放在让普通民众甚至弱势社会群体获得更好的保障支持上，而对于鼓励真正有可能消费的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相对着力较弱，而消费不能启动则保障政策很难持续，但如不在困难时期多注意民生政策当局必为民众所诟病。

二、强调消费信心与增强投资信心——目前对于加强消费者对于国家整体经济信心和收入信心方面着力较多，但是实际上消费信心与消费者对于大众投资的信心有密切关系，目前在推动投资回暖方面的措施尚欠力道。

三、保障就业机会与保障劳动者福利——一个高门槛的《劳动合同法》在前，一个严峻的就业形势在后，现在是保更多的就业机会而相对较低的劳动保障条件，还是坚持劳动保障的高调门不降，或者像有些地方实际操作的那样，法律条文依然在那而政府实际保障措施调软。

四、完成教育目标与训练职业人才——是维持一个继续与职业市场脱离的计划式教育体系，还是把教育资源有效配置建立在满足职业需求的基础上，这是教育体制改革绕不过去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的关键是教育部门能知道自己供应的底数，而基本不了解市场需求的底数，这样的人才加工模式所导致的库存积压灾难还只是开始。

五、没完没了地立法与疲软的执行——立法在缺少法律门槛的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计算的情况下的关门做法，与执行机制中的变形与老套，使得我们像食品卫生与医疗改革这类的工作越来越多地陷于一个又一个方案之争而不会有真正的效果。“写作班子式”立法与政策制定模式在这类问题上越来越显示出无能。

六、房市的有底与无底——消费者依然期待房价再降，但是如果持续降又不符合他们的购房动机，因为所有已购房者又期待房价能涨，连购自住房者都希望房子升值。大规模保障房建设推出在即，但是大部分符合购买保障房条件者又担心房价还是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而且他们对于廉租房的购买热情不是很高。

七、刺激经济中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保障就业的核心在于中小企业，而刺激经济方案的直接效应更有利于大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人们已经普遍担心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口号下新一轮强势的国进民退，而真正直接涉及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还缺乏实质性的普遍的刺激与支持措施。

中国的公共政策已经进入一个利益集团立场分歧的时代。事实上，任何具体政策主张与选择都很难得到民众一致的高度拥护。了解更多利益群体的需要，提供适当的表达、谈判与辩论机制，以形成相对接受度较高的妥协性政策方案将成为未来主流的政策选择模式。关门写作、系统自定、专业取向、文字游戏式的做法已经很难避开被多数人抱怨的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