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阳

一年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不断地被人问到一个问题，还会不会搞第二次项目招标。直至今日他仍然回答：暂不考虑。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各种捐款潮涌而来，各NGO在灾区集体展现自己的项目，同时也面对有项目无资金的困境。南都公益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分别以1000万元和2000万元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尝试把部分善款交给草根NGO去花。很多草根组织也期待这次招标是某种预示。

但王汝鹏认为，现在要评估前段时间实施项目的执行情况，盲目推动招标的方式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茶馆里的心理疗伤

2009年2月18日，驻扎在成都的一家NGO办公室负责人得到消息，机构即将在广汉某镇启动的心理帮扶项目，被新到任的镇长拒绝。至于原因，当地政府不愿透露。

“心理危机干预”一词第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是在2002年的大连“5·7”空难的干预实践中。在这次汶川大地震它被广泛地引入灾区，成为与以往灾区援助项目不同的第一个亮点。早在2008年7月时受灾群众情绪就普遍不好，但受灾群众对心理援助抵触情绪很大。

“灾后重建中不是不需要心理援助，而是太需要心理援助！”徐永光非常肯定这种需求。

汶川大地震造成几十万人受灾，十几万人参与救援，需要进行心理援助的人数众多。而目前国内的专业救助从业者约1.9万人，缺口极大，灾后心理干预的长效机制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

NGO的心理援助项目正在受挫，供需矛盾令人焦头烂额。政府在灾后重建的繁杂工作中，很难抽手出来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灾后重建工作刚开始，灾区又传来“都江堰政府给每户20万元修房子”的消息。这不亚于在灾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在灾区，比灾害更可怕的就是谣言。受灾群众需要获知消息的渠道，需要宣泄沟通的平台。受灾群众的需求是固定的，但他们需要表达需求的平台却是一个变数。

摆在NGO面前的问题是：由外力强加给他们的救援，还是引导受灾群众构造一个循环体系达到自救。

香港资深注册社工罗淑君，结合自己长期从事社会工作的经验，对四川灾后重建提出建议：变救灾指挥中心为“社区资源服务中心”，协助重塑社区，持续推动和谐关爱。

各国非政府组织灾后重建的经验中都提到，NGO在重建与灾后恢复项目的取向上强调以社区为基础，重视社区在项目执行中的参与，强调受灾地区的社区居民不仅是一个接受援助的角色，更应该是自己恢复家园的角色。这种恢复不是简单的有房子，还要恢复原有的文化特色。

2009年3月，四川龙门山镇三合坪举行了白水河社区活动中心开工典礼。社区活动中心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提供资金，是新家园计划的项目之一，将开设茶馆、网吧、图书室、健身中心、文化展示厅、多媒体室等等，是一个综合性的活动场所。

早在2008年7月，新家园心灵茶馆已经正式运营。对于四川人来说茶馆是一个最符合他们原来生活习惯的倾诉、交流平台。“四川人十几岁就去茶馆，一生中的许多时间在茶馆度过。”新家园计划项目执行人邢陌认为，开茶馆本身就在恢复四川人地震前的生活原貌，引导他们逐渐开始新的生活。

NGO备灾中心的张伟对此深有体会：“我们终究是外来的，我们的力量是渺小的，社区的力量才是强大的，社区的潜能是无限的，社区的问题只能由社区自己解决。”

一座茶馆，两杯清茶。邢陌说他们的社区活动中心将在2009年5月12日全面营业。

马太效应背后的草根团队

“钱，绝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徐永光说出这句话，需要相当的魄力和实力。对于远在灾区参与重建的草根NGO来说，钱似乎是第一位的。但在徐永光看来，一个公益项目的成败、一个NGO的兴衰，还有一个比钱更重要的因素——人。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强调，项目评审有一个关键点，是要考虑项目负责人的资历以及项目执行团队的构成。项目计划写得再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行团队，也将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中国NGO在参与受灾群众安置与灾后重建的道路上，究竟可以走多远？

对于这个问题，北京地球村主任廖晓义并没有想太多，她觉得自己错过了参与紧急救援已经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2008年5月26日，廖晓义带着资金、技术、团队和专家，来到四川彭州大坪山的大坪村，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建设，她要在重建中探索一种不同于华尔街的生活方式，既低碳又要高能量的乐和家园。

“乐是和的表情，和是乐的心情。”廖晓义喜欢用哲思来解释她的乐和家园。家园建立了村民生态协会，村民在“乐和家园”协议书上摁下手印，支持集体修建生态民居，支持建立手工刺绣、养殖、蔬菜种植等经济共同体。北京地球村在灾区第一次完整提出包括绿色生计、绿色生活、绿色伦理、绿色参与、绿色养生、绿色安全的绿色乡村模式。

北京地球村和大坪村的这场社会实验签署了15年的合作协议。廖晓义希望15年后，大坪村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试验场，一个环保乌托邦。

“乐和家园在灾后重建中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无论是王汝鹏还是徐永光都对廖晓义和她的团队给予很高的评价。王汝鹏直言不讳，乐和家园能够中标，主要是他们的团队。

乐和家园是幸运的，它同时获得“红十字乐和家园建设”项目和“乐和家园服务平台”，并分别获得红十字基金会资助和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由此，乐和家园在灾后重建中形成了政府补贴、基金会资助、农户自己补一点的三位一体的公益模式。正如廖晓义在2009年春节前夕所期待的“待到春风吹绿了原野，我们的船队就要起航”。

但同搞环保的NGO野草文化还在等待项目评审的结论。与野草文化一起选择等待的NGO同时选择了面对资金支持的外部因素和自身能力内部因素的双重挑战。

汶川大地震并没使中国的公益模式发生根本变化，乐和家园的胜出只是再次证明马太效应在参与灾后重建的NGO之间同样适用。

“公益事业需要钱，更需要人。人可以策划方案，执行项目，募集款物。没有人一切都是空的。”这一点王汝鹏与徐永光可谓不谋而合。2009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正在筹划和杨澜阳光文化基金会合作，募一笔专项资金用于NGO高层管理人员的能力培训，提高中国NGO组织能力建设。

项目管理初出茅庐

2009年2月12日至2月13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及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全体员工来到北京近郊接受项目管理和评估培训。

一直以来，国内NGO项目管理比较独立，导致很多组织之间的项目存在一定的重复性。在灾后重建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NGO，无论大小，都将重建当作自己的舞台。在同一地点，不同NGO都有项目，有的项目非常类似，但不同NGO对项目产出有不同要求，由此可能出现不一致的现象。最明显的例子是同一个村子建造不同规格的房子，导致社区无所适从，甚至引起冲突。这一现象并不代表中国的NGO真的把项目开展到灾区的每个角落，以致造成塞车的局面。

“我们算是被NGO遗忘的角落吧。”杨宇是个让人觉得很轻松的社工，他来到深圳社工陇南工作站派驻文县服务。他称自己是半个政府人，有时要走8个多小时的路程到受灾点调研灾后重建项目的开展情况。“在与四川重灾区青川县一山之隔的甘肃文县，只有极少数NGO光顾。”在杨宇的记忆里文县只有一个草根NGO，叫深圳的好人好事，主要做教师培训。

在这里，不得不佩服媒体的动员力。当媒体把所有镁光灯对准四川，对准重灾区时，NGO也把大量热情倾注到四川。于是呈现出一边是NGO项目扎堆儿，一边是政府单打独斗。

在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中，国务院确定51个重灾县，其中对口支援的有 20个县。有一些知名的项目，包括一些知名的灾区县，他们获得的帮助相对充裕。另外，国务院确定的186个一般性的灾区县，很多区县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外来支持，甚至全靠当地政府。

虽然文县已经得到了来自深圳的对口援助，援建工作也展示出深圳速度，但当地主要开展的还是传统项目，远不及四川一些重灾区在各种NGO参与下呈现出来的项目多元化。

“当地政府很需要外来NGO的介入，现在政府压力很大、很辛苦。”杨宇希望文县这样贫苦加受灾的地方也能引来一些NGO的项目投入。

灾后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着诸多不确定性。NGO在项目的设计上因更尊重社区的想法而更具创新元素，也因为项目的可持续、可复制，便于当地力量参与而更容易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

但是，NGO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会不断地接受社会对NGO项目的监督，回应灾区需求，调整项目的设计，团队的匹配等等。国际上比较成熟的NGO对项目的管理机制十分严谨，从评估到设计，监督系统都会订立标准和指引。

康晓光在项目调研的过程中不断强调，NGO管理项目要经常下到灾区调研，监控项目的进展情况。如果NGO简单地追逐镁光灯效应，片面依赖传播机构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就忽视了灾区的真正需求。

汶川大地震的重建过程不断考验NGO设计的项目能否专业、深入、持久地延续下去。参与灾后重建过程是跟NGO自己的成长发育结合起来的，参与本身也是MGO管理能力、资源调动能力、社会公信力的培养过程。这对中国年轻的NGO项目管理方也提出很高的要求。

“一个民族经过了这么大的灾难，不是紧急救援过后大家就没事了。我们一定要紧紧跟随灾后重建。”北京地球村主任廖晓义对新浪绿丝带行动的网友们发出邀请，“台湾‘9·21地震灾后重建用了9年，相关的志愿者就跟了9年。希望我们关注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也能至少跟9年。”对于损失惨重的灾区人民来说，地震只是悲剧的一个片断，重建才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对志愿者的需求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