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月门

NGO来了，NGO又走了。有的地方NGO扎堆儿了，有的地方村民还不了解什么是NGO。

2009年2月的时候，成都媒体报道，部分灾区的NGO所剩无几，原因大多是人员流动频繁，或者无序扎堆儿情况导致NGO在有限区域争夺资源，再有的则是根本无法适应当地的需求，不得不离开。

这个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刚刚发生的。在灾难发生初期，投身救灾的民间力量中，很多是通过诸如“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这样的临时组织建立起联系网。环保组织“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表示，谁也说不清楚，到底一共有多少家NGO参与了这次救灾行动，NGO在相互协调方面暴露出很大的欠缺。由于缺乏能够统一调度这些民间人力、物资和信息资源的机制，一旦到了这种时候，大家全像没头苍蝇一样。

在地震救援期结束后，这个问题又被人提起。当时北京电视台制作了一档节目叫《走进汶川》，其中采访过北京泓德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张伟。张伟认为：“大家在这种爱的浪潮中表现出各自的专长和热情，但是从我们一些重灾点和地方看，这种爱是不均衡的，有的地方过于集中，媒体报道的点多，得到的爱就多一点；有的地方报道少一些进不去，得到的帮助就少一些。我们现在就不断思考，我们希望爱得到管理，我们认为爱也是一种资源，如果它不被很好地管理也会出现浪费，比如我们在项目点也看到爱的浪费，重复的资源到了一个地方，有的贫乏的资源、稀缺的资源到不了。”

这个问题显示出中国NGO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包含了多个方面的内容：缺乏组织协调，缺乏专业持久性，缺乏与政府合作沟通的技巧及机制。然而，这个问题并不是灾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2008年5月救灾阶段，这个问题便已经显露出来。很多志愿者及草根NGO到了一线以后不知该往哪去。因为在各种民间力量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信息共享平台。前方也没有一个组织机构，有能力统一指挥大量来自民间的人力、物资。

目前唯一能够做这种统一协调的只有政府。但由于中国社会环境，导致NGO长期与政府隔离，他们缺少与政府沟通合作的技巧与机制。

内因决定的组织失序

对外缺少合作沟通的机制，导致了NGO盲目投入到同一个工作中来，并导致了不必要的竞争。这种乱局非常像动物界里的占地盘行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自身能力建设不足引发的。

世界物流发展促进组织中国区总干事徐守振认为，从内部看，中国NGO在财力、人力、知识能力等方面仍然十分薄弱，大多数NGO面临着活动资金严重不足的困境。许多NGO一年的活动经费在10万元以内。然而，合法身份的缺失，使得其向社会公众、政府组织募集资金相当困难，很难取得外界足够的支持。一些组织不得不采取商业行为获取活动资金，这又违背了NGO的非营利性质，也引致社会公众的进一步不信任。尽管很多NGO的创建者、组织者往往都具备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力，也往往满怀信仰与激情，对社会充满理想与关怀，但一个组织之所以称为组织，恰恰意味着这是一群人的活动。除了创建者、组织者外，组织中的普通人员需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如何保证这些人员的需要，既是维持组织运转的需要，也是NGO如何有效实现组织目的的关键。然而，资金严重不足的困境，使得NGO无法吸引到足够的精英人才，也难以维持稳定的组织队伍。

在这次灾后重建过程中，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没有实力的NGO根本不能到一线去，即便是去了，也不能扎根。”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说，“现在灾区对于NGO的需求量非常大，但能去的NGO根本不足以弥补这个缺口。”

正如徐永光所说，大部分NGO无法抵达一线，投入到灾后重建工作中来。但是很多草根组织视这次机会为发展自身的良机，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搏出位，尽量赶潮流，追赶媒体镁光灯所能照到的地方。灾后出现的大量不够专业的心理治疗机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另一个例证是，2008年9月，一位名叫唐昊的志愿者在自己的QQ空间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都江堰的QJ社区，这里是上海社工在做社区工作。办公室是我们这几天所见最“豪华”的了，板房、办公桌椅，都很齐全，招贴布置也很漂亮，体现了上海人特有的对精致细节的重视。和广州社工的朴素简陋不大一样。这个社区很有意思，每周都要向上海方面连线汇报，所以，有很多精力都花在这上面，这和上海大政府的传统倒是一致的，政府主导的社工服务，也是另外一种特色。

同时他还写下了自己的反思：NGO并未进入到灾后重建的核心工作中去，大多只从事边缘性工作；NGO资源并未得到有效整合，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各自辐射很小的一片区域；NGO参差不齐，准政府化现象存在。NGO的层次过于单一，普遍为草根性的NGO，而属于中产和更高收入阶层的NGO过少，专业性不强；现在许多事情NGO不可能做得比政府更好。而能够做得更好的能力从何而来呢？NGO有理念，但它自身所能够提供的资源其实不多。这不仅是钱的问题，也是人才的问题。事实上，它不可能比企业和政府更加吸引人才。从大规模发展的前景来看，NGO最终应该成为一项正常的事业，而非少数人的理想主义试验田。在这方面，从量变到质变的人才桥梁尚未搭建起来。

失信的窘境

除去各自为战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如何确保NGO的可信度，是灾后重建过程中草根组织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如果它是值得信赖的，那么就会有足够的资金投入进来以确保它能良好运行。但事实上，除了法律上规定的几家公募基金会之外，一般的NGO没有募款能力，只有接受捐赠，而这正是问题所在。

在中国，NGO要成为独立法人依然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和行政主管单位双重审批，NGO依然难以找到“婆家”以取得合法地位。而法律上对设立合法的法人社会组织的人数和资金的门槛依然很高，更为致命的是，不允许在一个地区出现两个以上的同一性质的组织。正是上述一系列的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政治规则，使得绝大多数NGO无法注册。

同时，在外部的舆论环境上，中国NGO仍然面临着不被信任的局面。尽管中国社会整体在缓慢地向公民社会转变，但由于公民社会理念仍然没有达到普及的阶段，加之大多数NGO的活动在效率、效果和透明度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既往的不良案例，现实的不透明，无疑使得NGO的活动较容易遭到社会公众的怀疑。即使一些活动被接受，却又往往被社会公众指责为“作秀”，NGO不为组织外人员信任的局面十分普遍。

2009年3月，《成都商报》报道了一名叫胥波的志愿者被他所在的NGO备灾中心列入“黑名单”并被网上“通缉”的消息。胥波曾经是受人尊敬的抗震救灾志愿者，此前曾做过厨师、酒店服务员等。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胥波辞去工作来到汉旺做起了志愿者。白天，他冒着酷暑搬运帐篷、棉被等；晚上，他和许多志愿者一起挤在帐篷里，有时甚至不得不睡在露天坝子里。一个夏天过去，他脸被晒脱了好几层皮。

2008年8月底，考虑到胥波的优秀表现，同时经其他志愿者推荐，备灾中心决定把胥波留在汉旺项目办做全职志愿者，每个月基本工资及话费共计1200元左右。

2009年2月初，备灾中心副秘书长陈渡强前往汉旺项目办检查工作时发现，一名好心人捐赠的1300元钱，涉嫌被胥波私吞。此外，胥波还擅自把获赠的240桶红蜻蜓食用油，悄悄运往当地一家熟人开的火锅店，却谎称发给了受灾群众。备灾中心立即对胥波展开全面调查。调查时，有人还反映，胥波涉嫌诈骗，受害人已报案。

NGO备灾中心办公室秘书长张国远说，按规定，胥波所在的汉旺项目办公室不能接受现金捐赠。但当时捐赠人了解了汉旺的运作模式后，非常支持，死活要给钱，备灾中心只好“违规”允许胥波接受捐赠。而汉旺项目办的捐赠物资本来由两个人监管，但另一名成员因个人原因离开后，就只剩下了胥波一人，结果就让他钻了空子。

像这样的新闻事件，并不多见，但是足以说明一点，良好的组织秩序以及良好的运行机制将是解决草根NGO失信的一种有效办法。当然，这一机制需要外部社会的监督，这个外部社会包括政府和民间。

后知后觉的改变

所幸的是，大部分NGO并没有在这次重建过程中迷失自我，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缺点。现在，他们正力图改变这一现状。毕竟有组织有秩序的发展，会比现在一盘散沙来的更快更好，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也能发挥群体效用，其实质作用远大于个体NGO。

2009年3月，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和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了“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四川交流展示会”活动，这项活动的目的是为灾后重建搭建一个有影响力的信息平台，避免资源重复及浪费。

从“公益川交会”的意图分析，很明显是要依靠资源有效组合来实现NGO的有组织有秩序发展。“目前重建过程中，较为合理的组织秩序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主办方之一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

用资金来帮助草根NGO发展壮大自己，同时也用钱来约束其注重自身的组织建设，这样可以有效避免资源的浪费，以及项目的冲突，也可以防止出现人员流失。而资金的持有者、发放者则成了专业的把关人。这样的组合是否有效，也许要等到8月之后才能看到结果，但是毕竟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让更多NGO参与到灾后重建中来的曙光也正在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