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炜

2008年5月12日像一个坐标，在中国历史上将NGO这个并不被中国人熟悉熟知的社会组织明确地标示出来。地震发生后的一周里，有上百万的志愿者奔赴了救灾一线，其中一些是自愿自发而去的，另外一些则是较为专业的NGO组织的。随后通过媒体的报道，很多人知道了除了解放军还有专业救援组织，除了医院医生还有无国界医生这样的医疗救护组织。

救援工作结束后，大量的志愿者从灾区返回所在的城市，继续他们正常的生活，留下来的却是那些NGO的成员。因为从救援开始，他们就发现这不是一场速决战，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才刚开始。

震灾之所以使得民间社会的行动力和作用力显现，是源于救灾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调度和单一政府行为越不足以应对灾后重建的需要，从而NGO的参与和社会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能力，就愈发显得重要。在中国民间组织和民间社会力量尚且薄弱的情况下，地震危机也无异于是对整个社会的一次考验。

2009年5月，一年时间过去了，NGO这种民间力量的展示越来越多地被社会关注，而除了进步，问题也正在被暴露出来。

契机还是投机？

在重建过程中，除了政府在大局面上的建设外，更多的是政府这条大船无法抵达的地方，比如心理、社区生计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的专业性NGO来运作，因为他们自身的专业化、灵活性决定了他们将是灾后重建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同清华大学贾西津教授所称那样，NGO参与灾后重建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和香港乐施会《灾后恢复重建国际经验报告——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工作战略研究及项目规划》（以下简称报告）一书中，特别提到了NGO在重建过程中的优势。报告中这样写道：NGO一般都是从事某一专业领域的机构或团体，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工作经验，能够为灾后重建工作提供有效的专业服务，因此开展相关重建服务的专业性很强。

事实上，NGO的作用的确不小，在台湾“9·21”大地震、日本阪神大地震、巴基斯坦地震、印度洋海啸等灾难中，NGO起到的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政府背景下，NGO的声音历来微弱，除了几家大型公募基金会以外，重大灾难的救援及重建过程，很难看到其他NGO的身影。

而这次报告是中国政府从官方角度首次书面肯定了NGO的作用和存在意义。这些被习惯称为草根组织的中国民间组织，长时间面向基层工作，能够近距离接触到受灾群众，及时了解民众的所需所想，有利于针对性地开展重建工作。

这个特点使得NGO在搭建信息平台、协助社区建构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相对机构庞大的政府，NGO更贴近民众心理，并且习惯于使用参与方式投身到灾后建设中来，能有效缓解非常态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

而长期处于草根状态的NGO，也敏感地发现了这个契机。“我们当然希望能为灾区人民做点事，这是一种锻炼，是提升我们自身发展能力的一个良机，我们也希望媒体多给予关注。”河北一家草根组织的负责人毫不忌讳地说，从政府的支持到民间的关注，无疑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了“5·12”汶川大地震重建这个舞台上，这正是恰到好处的登台时机。

除了被媒体关注、提升影响的思路，更多务实的NGO开始利用项目进行扩张、提升影响，这要比单纯地求助媒体报道有效果得多。

早在2008年6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就拿出了2000万元善款用于项目重建的招标。而这次招标主要是面向国内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公开招标“‘5·12灾后重建项目”，对设计申报的公益项目经项目招标评审委员会评估通过后，红十字基金会将予以资助并监督实施。

“这2000万项目招标的影响及效果绝对大于6个亿的捐款。”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在会后这样表示。也正如王汝鹏所说，这样的招标会，展示出来的意义在于：政府开始认同NGO的项目，募款能力强的公募基金会购买操作能力强的草根NGO的项目，这在中国社会来说是一种进步，可以有效调配资源。“当然，也还可以促进中国本土NGO的生存能力，如果你想拿到钱，想做事，想壮大自己，那么你的项目就要出色，就要符合市场需要，也就是符合当前灾区人民的需要。现在应该转变观念，是靠头脑吃饭的时候了。”另一家私募基金的负责人、希望工程前负责人徐永光如是说。与此同时，徐永光所在的南都公益基金会也展开了项目招标，“我们的目的就是购买服务，让更多的有操作能力的NGO长期化本土化地投入到灾后重建工作中去。”

就在这次招标会后3个月，著名草根NGO北京地球村投标的乐和家园项目拿到了红十字基金会的资助，这笔资金的注入，让地球村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

浪费的资源

2009年3月，香港乐施会北京办事处面向媒体召开了一个发布会，通报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香港乐施会的重建项目及进行的程度。香港乐施会长期以来进行扶贫工作，有着丰富的贫困地区社区工作经验，对开展灾后恢复生产有着较强的操作能力。

在活动现场，该项目的成都负责人向媒体解释了香港乐施会工作区域及工作重心的变化原因，“通过我们在灾区的调研，我们发现，部分地区资源过剩，部分项目过于集中。我们此次工作重点将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关注重灾区，辐射次灾区。”

信息不通畅，与政府隔离，也是造成资源重复、NGO扎堆儿做同一件事的重要原因。依据国际经验，各主要NGO在参与重建过程中都会加强与合作伙伴及当地政府的合作，特别是一些中长期项目，NGO的项目会考虑与各不同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尊重和配合当地政府的意见。

加入中国注册成立的第一家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的执行理事梁晓燕则认为，“中国社会网络只是局部发达，如底下的小圈子很多，但并没有组织化地连成网络。”梁晓燕指出，民间组织行动中暴露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他们往往选择去媒体曝光多的地方，结果来自社会各界的物资、人员容易“扎堆儿”，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但是这个问题在地震灾害发生初期得到了解决。当时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的百家NGO联合行动，有效地解决了救灾过程中的分散单一导致的资源重叠浪费现象。但是在接下来的灾后重建过程中，这样的行动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又不能没有。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资源要整合调配，让实际情况来主导，政府适当疏导。”徐永光的看法颇能代表NGO的想法。

人员的流失

在擂鼓镇的板房区，受灾群众几乎每个月都要接受一次心理问询，但是村民们搞不懂的是，为什么每次人都不一样，他们面对的永远是新面孔。

有NGO从业人员发过一个帖子：地震灾区的心理咨询师们“哄地来了，倏地走了”，我们无法对此求全责备。鉴于目前中国民间公益组织机制的不完善，这些心理咨询师长期待在灾区，他们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也难以保障。况且，他们还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旁观的我们并不该将道德的大棒打向他们。

“灾区需要真正的志愿者，能够长期做下去的志愿者。”香港乐施会北京办公室的项目官员说，他刚从灾区回来，对于当地一些组织不规范的做法，颇有些愤怒。

而早在2008年底，地震过去半年的时候，成都媒体报道了灾区志愿人员流动频繁，几乎走光的情况。报道称，在整个四川灾区，NGO数量已经明显减少，只有国内外一些比较有名气的草根组织在获得基金会的支持后继续坚守；而志愿者则几乎绝迹。灾后重建过程中志愿力量的流失现象，是灾区NGO迫切需要解决的困境之一。

香港无国界社工组织，是关注社区发展的专业组织。从进入灾区第一天开始，他们就制定了一个长远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以年来计算的，也就是说这些社工将会在此工作至少一年，直到社区工作得到恢复，并能自主发展为止。

但是这样组织里的社工，不同于“志愿者”，他们是NGO里的专业带薪工作人员。相比之下，社工结构更加稳定，而志愿者则更加零散、来去自由。由于经费问题，大部分中国本土NGO实力不足，根本无法提供相应的物质支持。很多灾区NGO现在面临着招募不到志愿者的难题。

在灾区服务的心理咨询师刘猛则这样评价志愿行为：“灾区并不缺少专业的咨询师，缺少的是持续的咨询师。如果不能持续下去，不能让受助者信任你，就无法建立起良好的援助关系。关系是一切心理辅导的前提。咨询师们只来一下就走了，关系都没有建立起来，就无从谈起心理援助，结果只能是一次次伤害受灾群众。”

人员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的背后，揭示的是NGO组织管理及培训制度上的缺陷，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徐永光在面对记者访问时特别强调：“我们资助的NGO，一定要能够长期扎根灾区，最好是干上几年，最好是能在灾区下蛋，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

频繁流动的人员造成组织的不稳定性，这与企业运作道理大致相同，没有哪家员工频繁流动的企业能够形成战斗力，而NGO也不例外。

病症的解决

问题总是千奇百怪，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要解决上面种种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注重自身能力的建设，但能力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也不是一个机会就能解决的。

徐永光对中国NGO的看法是，中国大量的NGO还处于生存得不到保障的阶段，想要实现现阶段发展是不现实的，但是这次灾后重建无疑是一次机会。如果NGO能理智冷静地对待这次机会，将会对中国NGO有一次巨大提升。

“现在，政府的态度非常开放，态势非常好。目前我正在争取提交一个方案，一个给NGO注册松绑的方案，民政部的负责人也非常支持这个方案，成功的希望非常大。”徐永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