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慈善事业正面临着“换代”的问题。

一些家产万贯、出身名门而又不切实际的年轻社会改良家，要用自己的管理和捐赠方式对非营利机构进行挑战。

“换代”对非营利机构意味着什么？

一些专家认为，当新一代中的一些人正轻松进入领导岗位的时候，另一些人则需要在组织的引导下才能进入角色。

44岁的亚当·布朗夫曼就属于第一类人。

布朗夫曼于三年前加入了纽约塞缪尔·布朗夫曼基金会，并担任其常务董事；也是希勒尔——一个犹太人校园生活基金会的董事。他生长在一个有着深厚捐助传统的家庭。其祖父是施格兰金商业帝国的创始人，是一位大慈善家；父亲也在布朗夫曼还是少年的时候就已成为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主席，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亚当·布朗夫曼说：“慈善绝不是一个口号，它是一种行为。”但是，非营利组织得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现在许多富有的年轻人并没有像布朗夫曼一样觉得捐赠像呼吸一样自然。

2005年美国《财富》杂志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0岁以下的高端人士中只有8%通过继承遗产致富，剩下的都是白手起家。白手起家者对被要求为非营利组织服务或给予大笔捐赠表示不习惯或不自在。

与上一代捐助者不同，年轻慈善家习惯于事业上的迅速成功。他们正为尽快从慈善界脱颖而出努力，并非像前辈们那样，到自己后半生才参与到慈善捐赠中去。45岁的美国在线前执行官、JTA-犹太人报纸通讯委员会会长丹尼·克里奇曾说过，在犹太人非营利组织内部通常把它看作是“代际冲突”，这使得年轻人感到很不耐烦。克里奇说：“旧的组织模式是首先以志愿者身份加入，然后进入正式工作，最终被提升为领导者。”他现在为一个初创公司做咨询和投资工作。但对于新一代的许多人来说，既然已经登上了公司的高级领导宝座，他们绝不愿意像克里奇那样，去做一项副业待数十年以后再取得领导地位。

塞缪尔·布朗夫曼基金会的行政主管丹娜·劳切尔说，为了顺应新一代的需求，慈善组织必须腾出位置。想要从年轻人那里寻求资金，就必须将权限让与他们，这就好像“没有代表权，就不得征税”一样。布朗夫曼青年团体（布朗夫曼基金会的一个项目）在几年前建立了一个校友委员会，向年轻一代伸出了援助之手，便于那些二三十岁的毕业生加入其中，为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奠定了基础。

人们承认，新一代操作能力更强。他们看起来更有可能指定捐赠用途，并告诫员工和老一代的领导人，他们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纪律。新一代领导人不仅能从其职业生涯和商业成就中吸取经验，而且还会把商业理念和价值观应用到慈善领域中来。

当其父母或祖父母还在用捐赠数额来衡量自己的成就时，新一代慈善家对成功的定义则大为不同。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我的钱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新一代慈善家表现得越来越像风险投资家，洛杉矶犹太人慈善基金会的合伙创始人、一家房产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谢尔肯就是其中的一员。现年46岁的谢尔肯说过：“我们把捐助看作是一项投资。”

新一代还把资本当作社会变革的工具，这对于老一代慈善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易趣共同创始人罗塞塔说：“你不会看见卡耐基或者洛克菲勒基金会给营利事业捐助，但谷歌的人却在做这些事情。”罗塞塔和其他人都认为，现在对这些新模式应用于慈善事业能否成功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毫无疑问，未来当他们无处不在时，传统的非营利组织想要从新一代获得捐助必须加倍努力。而且，他们在确定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善款时也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年轻的捐助人很忙，他们不愿意浪费时间。

美国在线服务公司前执行副总裁丹尼·克利奇说：“每当参加理事会议之时，我总期望理事会议能更缜密、更具针对性，就像公司的董事会议一样。我期望会议具有高效性、生机勃勃而又深思熟虑。”

非营利组织正努力顺应新捐赠人的需求。

年轻的慈善家并不像其前辈那样，会被传统的捐赠回报所打动。他们不怎么计较回报。比如, 60岁及以上的人中有38%的进行匿名捐赠；而50岁以下的捐赠人中有一半实行匿名捐赠。根据沃斯·哈里森-泰勒调查，老一代普遍认为，捐赠人应因其慷慨为大家所熟识，然而只有41%的年轻人认为有这个必要。

罗塞塔说：“显然，他们并不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建筑物上或增加自身社会知名度，他们只想有所作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要找到合适的人选确实具有挑战性。”他期望未来几年，此类工作在慈善领域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因为新一代更关注于资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