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

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曾明确指出，陈独秀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还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个时期的总司令。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其发刊词《敬告青年》是一篇向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战斗檄文中，陈独秀树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说，为了国家之振兴，社会之进步，必须造就一代“新鲜活泼之青年”，即“新青年”。这种新青年有六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919年1月，陈独秀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和赛因斯（Science，科学）两位先生”，“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的这些思想，可谓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于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迅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向腐朽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由此引发了一场伦理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使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青年学生解除了思想的禁锢，来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

由于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在当时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所以很快吸引了全国一大批先进的青年。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起他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楷模”，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他完全同意《新青年》的论点，并于1918年4月酝酿成立了“新民学会”。

像毛泽东这样在《新青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先进的青年人，在全国各地有一大批。他们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成立的社团和创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北大学生许德珩等成立了国民社，创办了《国民》杂志；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创办了《觉悟》杂志，等等。这批先进青年和社团、报刊，在各地的五四运动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五四运动的发生，是由于中国外交谈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中国人民“公理战胜强权”幻想的破灭而引起的。而这种幻想的破灭，是与陈独秀1918年12月22日和李大钊共同创办的专门报道评论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推动政治运动的刊物——《每周评论》分不开的。在这个刊物上，陈独秀发表了大量很有战斗力的文章。12月29日，陈独秀明确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这实际上是树起了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纲领的两面旗帜，即反帝、反封建。

1919年1月19日，陈独秀又提出进行国内斗争的具体方式：一是“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二是“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5月4日前夕，当得知5月4日当天将有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时，陈独秀立即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尖锐地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实际上是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动员令。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立即投入了这场运动，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一起，努力引导运动的正常进行和深入发展。从5月4日至6月上旬，他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5月11日，他针对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情况，列数政府从“21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为，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这三个卖国贼，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他明确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5月18日，他针对北京的运动只是局限在学生阶层和某些人，把民族斗争视为山东一省问题的错误认识，又号召全民起来奋斗。5月26日，他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倾向的情况，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并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鲜明有力的战斗口号。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印成中英两种文字。在这个《宣言》中，陈独秀明确地提出了五条“最低要求”，不仅要收复山东权利，并且“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不仅免除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还要免除掌握当时暴力专政机关的徐树铮等人的官职，“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充分表现出反帝和反封建专制统治的彻底性。

11日，陈独秀亲自到闹市区散发传单，结果被捕。陈独秀的被捕，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对陈独秀的被捕表示强烈的抗议，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阵地。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发表在1919年10月、11月的《新青年》杂志上的。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也是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的。

从1919年至1920年，陈独秀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后，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新青年》等杂志上不仅发表了十余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还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他到上海后，就委托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阶级斗争》，李季译《社会主义史》，李汉俊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于1920年先后出版，寄送全国各地。毛泽东曾说，他就是读了中译本《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以后，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经过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地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

（摘自2009年3月23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怎样理解毛泽东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