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浙江省选出的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与浙江的代表一道开会、视察，朝夕相处，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浙江代表团人数多，是个大团，各界英才汇聚，代表素质高。每年人代会期间，团内的大小会议我从不轻易缺席，因为我切实感到听代表们的发言是难得的学习机会。那些发言，或长或短，都是那么实在，言之有物，见解独到。我常常在会后把他们的发言稿要来细细品味、体会。开会期间，如无急事，我晚间是不回家的，为的是在驻地与其他代表多些交流，听取他们的人生感悟，了解他们事业的成就，既丰富了知识、受到了启迪、净化了心灵，又漫议社经时事，交了朋友。

企业界的常青树鲁冠球

《人民日报》“视点新闻“专栏曾就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开展讨论，有一篇题为《取之而有道，用之而欢乐》的短文，讲的是鲁冠球和他领导的万向集团履行社会责任的3个小故事。看了这些故事，我联想起他在人代会上的多次发言。他以浓重的萧山口音表达的理念常常使我双眼为之一亮。他曾说，一个企业要增强竞争力，必须靠人的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按经济规律办事，其中的关键是将利益原则和效益原则相结合，同时要不断提高职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这些话很精辟。

在业内，有个“万向节奇效”的说法，鲁冠球解释说，所谓“奇效”的取得，是因为他一直坚持从价格、质量、成本三个方面把握市场竞争的脉搏。在原材料涨价时，别的厂都在提价，他就坚持不提价，把原材料涨价造成的损失，用苦练内功、加强管理、降低消耗、提高工效来弥补，坚持薄利多销，从而占领和扩大市场。

鲁冠球要求他的团队把对质量的重视、对用户的尊重看作是首要的社会责任。他说：“我们是在办工厂，要真正站得住脚，靠什么？靠质量，靠信誉！”他要求他的员工明白，企业的信誉是无价的；他明白万向节的成功是社会支持的结果，企业有义务以自己的爱心回报社会。他还说：“我们要多做别人不做的那些小事，多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鲁冠球也有其独特的视角。他说，金融之“危”孕育的实业之“机”正悄然来临。首先是人力资源回归，其次是资金投向回流。因此，借助金融之“危”带来的变革力量，抓住当前资金换市场、时间换空间、思维换地位的有利时机，与全球的优秀资源和企业合作联合，危中求机，化危为机，中国的世界级大企业就会诞生。鲁冠球的这番话道出了中国企业家的坚持和执著，他表达的是中国的信念。

农民本色的李如成

李如成和他领导的雅戈尔集团本身就是一个传奇。30年前，李如成仅以2万元的知识青年安置费开始了他漫长的创业历程。当我置身于宁波雅戈尔服装城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李如成和他的伙伴们当年自带尺子、剪刀、小板凳，在极其简陋的戏台地下室的小手工作坊缝制衬衫的艰苦景况。而今天的雅戈尔已成长为拥有5万名员工，规模世界最大、工艺最先进的衬衫、西服生产基地和上市公司，年产服装7000万件。在李如成的带领下，雅戈尔集团在其他产业也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

在人代会期间，每当我见到李如成，对雅戈尔的成就表示赞许时，他总是憨厚地一笑，谦虚而诚恳地说，他是借国家改革开放的东风走过来的，没有党的好政策就没有雅戈尔的今天。“那是我的运气好，要感谢邓小平。”

关于李如成其人，媒体和作家有过许多报道和描述。通过在两届全国人大的接触和了解，我冒昧作如下归纳：

一是农民本色。在我眼里的李如成，从不摆谱显阔，一贯低调谦诚，和蔼可亲。身着常年不变的雅戈尔西服和衬衫，手拎一只多年不换的普通公文包。饱尝过中国社会最底层人群艰辛的他，从不抱怨命运，而是砥砺磨练，树立了奋发前行的坚定信念。

二是扎实作风。他常讲他就是想认真做点实事，看不惯社会上的浮躁，看不惯媒体的炒作。

三是前瞻视野。惯于沉默深思的他，有过人的经营智慧。他说，我们做外贸出口，要坚持“两条腿走路”，既有自主品牌出口，也有贴牌（OEM）加工，但我们开发国际市场绝不打价格战，不与国内同行自相残杀。

四是经营有道。用科学发展观来看，李如成经营雅戈尔之所以成功，就是他将企业自身的条件与市场实际相结合，不盲目套用某种模式。他说，企业成功的关键不是跑得快，而是少走弯路，不犯和少犯错误。

五是危机意识。他曾说，从中国本土看，雅戈尔多项指标已多年稳居榜首，但放在世界范畴看，雅戈尔的年销售额和利润仅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况且国内同类企业也在你追我赶，雅戈尔同样面临挑战，不进则退。实现“创国际品牌，铸百年企业”的目标，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光明天使吕帆

这段短文是专写一位从事眼科医学的人大代表。她就是来自浙江温州的眼视光学教授吕帆。上世纪80年代初，她就读于温州医学院，从1995年起在美国新英格兰视光学院做访问学者，200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她与同事一道，在温州医学院创建“眼视光学”专业，以全新的科学理念，将传统的眼科和现代视光专业相整合，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形成完整的教育、科研和临床体系，被国际眼视光学界赞誉为眼视光学的“中国模式”。

吕帆成功的人生使我和众多的人感动。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专业成就，还有她独特的人格魅力。在人代会上，她是我接触最为频繁的代表之一。我俩同为吕姓，会场的座次自然是相挨着的，交谈的机会很多。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前夕，我访问了吕帆所在的医学院，再次近距离了解这位我熟悉而敬佩的年轻学者。

献身祖国眼科医学事业，是她坚定的志向。人们都知道，医生在美国有着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是个人人羡慕的职业。当年她在创建于1894年、世界上第一所高等视光学院毕业拿到博士学位时，许多人劝她留在美国工作。吕帆毅然选择了回国，而且是回到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母校。她说，选择回国动机其实很简单，报效国家是任何一个海外学子都应有的情怀。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

在公众场合，吕帆非常低调。在浙江代表团里，她很少谈她的专业成就，但对有眼疾的代表朋友，她是异常关心的，仔细询问病情，并就治疗、保健等细节，一一悉心给以指导。平时，她言语不多，总是细声细语，伴随着真诚的微笑。她有着江南知识女性优雅婉约的恬静和自信。难怪她的同事和朋友这样夸她：坐诊医院时，是位和蔼耐心的医生；执鞭教室上课时，是位爱护学生的严师；在主持院务工作时，是位有头脑有才干的好领导；在家里，是位贤妻良母。她把家事、公务处理得井然有序。当我问她是怎样把这些角色处理得这样好时，她的回答很妙：用智慧和勤劳营造幸福。

修鞋匠出身的企业家南存辉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身为正泰集团董事长的南存辉年仅35岁。他最初给我的印象，一是略显老成但很沉稳；二是出言谨慎但不乏要言妙道。我俩此前从未谋面，但一见如故。此后，我到温州参观了他的企业，对他和正泰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有位评论员说，南存辉与温州有着无法解开的共生关系，他是温州模式走出新路的探索者和领路人之一。把他形容为温州的一个符号并不为过。

听了他的多次发言，加上在正泰的所见所闻，使我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风华正茂的企业英才。

我在多处场合听到或看到他的不少“经典语录”。这些语录表达了他的经营理念。当有人问他统领一个大企业的力量支持是什么，他说：“听中央的、看国际的、干自己的。”当有的机构把正泰和他本人列入富豪榜时，他说：“我们要拼命挤进纳税排行榜，要拼命退出富豪榜。”在讲到取得成功的经验时，他用4句话来概括：不投机取巧，对合作伙伴、对客户，乃至对国家，都讲诚信；对内对外都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以人为本；要立足实际，不好高骛远；不断创新，首先是观念的创新。这都是绝对聪明而有效的做法。

南存辉对于人生、对于事业的感悟也很独特。他说，生命的质量不等于钱的重量，往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做企业像爬山，刚开始觉得很简单，当你越爬越高，企业越做越大的时候，碰到了困难，越爬越觉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能回头。南存辉和他带领的正泰团队，就是这样不畏困难、勇敢攀登、永不回头的人。

文坛女杰叶文玲

著名作家叶文玲是九届全国人大时与我同一个组的好友，我庆幸自己有机会能与她相识。我乐于同她交谈，是因为从她的言谈中我看到人生和事物美好的一面。初见面时我委实没有想到，坐在我面前的，居然是一位才思横溢、拥有800多万字共39本作品集及一部8卷本《叶文玲文集》的文坛杰出女性。说来也惭愧，我集中读她的作品还是在当了人大代表以后的这些年，起先读的是她送给我的那几本书，如《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等。说来也巧，常先生的女儿常沙娜教授也是我们同组的代表。阅读文玲书中的故事，并倾听常教授的追忆，使我沉浸在一种神驰心往的境界中。

叶文玲的小说关于普通人命运的描写，感情真挚，语言清新自然，让人掩卷不忘。我还喜爱她的散文，她对周围人的观察细致入微，对那些看似极为平常、普通的事，描述是那么生动有趣，分析又是那么入木三分。

她说，作家的工作是在培植浇灌人生理想的常青树。阅读她的作品，或同她面对面交流，你会发现她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和发现美。她倾诉的生活真谛、传递的美学理想，潜移默化地进入你的脑海。

1994年，在北京举行的世妇会的“NGO”论坛上，叶文玲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关注世界》的演讲，当时我工作的国务院外办从文稿汇编中发现了这篇演讲，并向我推荐，我一读为快，印象极好。叶的这个演讲从中华大地一个普通的母亲、一个中国女作家、一个在改革开放环境中工作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视角，表达了对国际旧秩序弊害的关注和忧虑以及对公正合理新秩序的渴求。后来我看了她以人大代表身份出访非洲的观感文章，不由得联想起她在世妇会上的那篇演讲。我对我的同事讲，你看，叶文玲了不起，她不仅是知名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善于同外国人打交道的民间“外交官”。

纺织界的传奇女性沈爱琴

在代表中同我交往较多的还有沈爱琴，她是中国纺织界的一位传奇女性。在人代会期间的会议上，我多次听她介绍万事利的创业经验。此前，我就知道浙江的民营企业搞得早，搞得好。看了万事利，我才真正有了感性的认识。

那年她邀我到杭州参观她的企业。可以说，她的创业史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1975年带领20多名职工创业至今，风风雨雨走过了30多年的艰苦历程，万事利由一个农村小厂变成一个规模不凡的集团。

沈爱琴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人，但在她风风火火到处奔走的外在形象后面，却有着常人不完全具备的善思慎行的办事作风。她同我讲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丝绸业一片兴旺，产品供不应求。当时人们一门心思扩大生产，但此时的她却异常冷静，异常清醒，没有被眼前的红红火火蒙蔽了眼睛，她所看到的是红火掩盖着的危机。她想，产品档次低，即使出口，充其量也是半成品的坯绸。蚕和丝都是我们自己养的、产的，但我们的丝绸业为什么总是上不去，说到底就是我们缺乏先进技术。

为了技改，沈爱琴几乎投进了全部家当，当时职工们不理解。事实证明，沈爱琴是有远见的。当不少同行企业在优胜劣汰的大浪冲击下一个个亏损、倒闭时，万事利却能一枝独秀，不仅站住了脚，还有了新发展。在她看来，丝绸再高档，仍然是半成品，只有成为服装才具备真正的实用价值。于是她说到做到，潜心探索，并虚心借鉴法、意等服装大国的经验，终于创出了“丝绸之府”自己的名牌丝绸服装，远销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让纽约第五大道的时装客称奇。有人评说，万事利的丝绸女装既突出女性的柔美，又体现中国的文化传统，时尚而不张扬，简约而又细致。

智者蒋福弟

还有一位朋友不能不提，他就是蒋福弟。这位个头不高，面庞清瘦，谈吐平缓，知识渊博的伊斯兰同胞曾是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我与他交流甚多，十分融洽和默契。他是我团写议案最多的代表之一，关注的范围广泛，洞察力强。他起草的议案论据充分、道理清晰、建议中肯，不乏真知灼见。他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深刻理解令我折服。他以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很会针对外宾的特点做工作。特别是他现身说法，介绍我国民族宗教政策及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深入浅出，使外国人听得十分专注。

他对人大工作十分执著。在人代会期间，我几乎看不到他参加什么休闲应酬，总是在屋内悉心研读文件。他把人大代表的职责看得极为神圣，把替选民表达心声看作是自己严肃的责任。他待人谦和有礼，与人讨论问题时，总是悉心倾听，表达自己看法时，总是说他的话只是一家之见，不见得正确、全面。我非常乐意与他交流，从他的话语中可以得到智慧的力量。

我自认是个重情重义之人，与那么多浙江的代表因人代会而相识、相知，成为朋友，这是我的缘分。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精彩的故事，都有骄人的业绩。任你提起其中的一位，我都有诉说不完的回忆。在我脑海，这些记忆是永恒的。

（吕聪敏：1998年1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2003年1月再次当选。曾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