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方方　姜广平

方方，女，1955年生于南京。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后分配到湖北电视台当编辑，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大学期间始发小说，现已出版小说、随笔集三十多部。《风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十八岁进行曲》、中篇小说《桃花灿烂》《埋伏》《过程》《奔跑的火光》分获《小说月报》第二届、第五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百花奖”。著有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问者：方方你好!让我们先从你那篇非常著名的《祖父在父亲心中》开始吧。第一个我想问的问题是，你的笔名方方与你伯祖父的“方湖十笔”是不是有着精神上的传承?其实当我读到汪辟疆先生、宗白华先生与你有着这样的渊源时，我吃惊的程度不亚于你听到你是在宗先生的房子里出生的那种惊讶。我对书香门第的人有着一种不同于一般的崇敬。

答者：“方湖十笔”实际上是“方湖左笔”之误。他给我父亲写信时，经常将“左“下面的那个“工”字不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祖父自从中风后，便用左手写字。他真的是很了不起，他中风时年龄已经那么大了，竟然又用左手写出一手好字来，而且是用毛笔，我实在是很服他，因为我连右手写毛笔字都写不来。我以前只知道汪辟疆是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他名气很大。知道这个也是因为我读高中时放假到南京玩，在伯父家看祖父办丧事的照片，看到许多国内名家的挽联以及照片，当时因为对名人毫无兴趣，所以也没多在意。我对他的学问并不了解，小时只看过他编的《唐人小说》，那是祖父寄给我父亲的。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我父亲读书的感受，我出于好奇，特别喜欢看父亲的批注。后来我伯父给我寄了一本《汪辟疆文集》，而那时我已经从大学中文系毕业了，看了祖父的这本书，方才吓了一大跳，原来他这么有学问，于是才又去找家里老人了解他的过去。

问者：汪先生编纂的《唐人小说》滋养过我们很长时间。读《祖父在父亲心中》时，我还是非常震惊的。我没有想到著名学者汪辟疆先生与你的家族有着这样的渊源。汪辟疆先生的《唐人小说》很长时间里是我的案头之书。我刚刚发表的中篇《大槐安国》就是一直捧读《唐人小说·南柯太守传》获得的灵感。

答者：我最早接触的古代文学作品，就是《唐人小说》。那时我还太小，我记得我跟我母亲躺在床上，我父亲拿着《唐人小说》书，在屋里走来走去地给我们讲里面的故事。隔一两天，就要讲一两个。

问者：你说过这篇小说的真实性比例。在后来的《乌泥湖年谱》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你操练着同一个题材。从右派题材看，你的写作无疑是对张贤亮这一代作家的反拨。

答者：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不能去细想。我觉得我真是亲眼看到他们从满腔热诚到萎靡的全过程。现在这种萎靡在知识分子中仍然严重存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我写《乌泥湖年谱》时，就是想写我父亲他们这帮人的生活，他们就是以这样的状态走过的十年道路。大多的知识分子，都是像我父亲这样，并不是身处于特别巨大的肉体的折磨中，也并不是都被流放都蹲监狱，而是一点一点的被改造。“改造”两个字是这个世界最为残酷的两个字。是没有砍头没有上酷刑没有流血，但却让你灵魂死掉了的一种方式。壮烈而死的人，肉体没有了，灵魂犹存，他们总是激励着后人对恶势力不屈不挠。改造而死的人，灵魂死了，肉体却还存在，他们则将这种没有灵魂的肉体遗传下来，他们也在影响后代，好死不如孬活着。

问者：我觉得这里反拨的意思是你在历史记住的公众话语中寻找到了另一种话语。就像有人讲的，比文革要轻微得多的“布拉格之春”，使米兰·昆德拉写出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杰作，但中国作家在书写文革的过程中，却有意无意的简化与糟践了这一历史过程。

答者：有些事情也由不得中国作家。当然作家本身也有问题。这么多年，大家都在被改造，作家也没有逃脱掉。既然已经被改造了的，又怎么能摆脱这种已经被改造过的思维模式呢?所以，看问题不能这么简单地去看啦。

问者：你的右派题材无疑是一种没有受制于集体记忆暗示的写作。虽然，你写过一篇叫《暗示》的小说，让主人公接受了流水的暗示而将生命交付了流水。

答者：我只按我自己的方式去写，按我自己的所观所感去写。

问者：这篇小说你写到了两种死，对生命的感悟，你那常写到的八个字，让人倍感人生之荒唐，留他如梦，送他如客。

答者：人生本来如此。所以我的好多小说里都会表达这样的意思。

问者：你的这一种情怀在《乌泥湖年谱》中没有写进去，这是与这部长篇所截取的年代有关的。我觉得《乌泥湖年谱》的成功，在于真实地写出了那时节知识分子的扭曲。在一个罪恶的时代，没有谁是“干净”的。右派与非右派，都势必产生心灵的扭曲。良知就像秋叶，被秋风吹落。

答者：就算人本性中有恶的一面，但如果时代好的话，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让自己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样的人，死的时候当然还是个好人。可惜的是，我们的时代出现了那样的场面，它使许多人本性中恶的一面不得不张扬出来。更多的时候，不是人们愿意，而是没有办法。一切都逼着他弃善扬恶。所以，当我们说某一个人坏的时候，不能只是表面上说说，应该绕到他的背后，看看是什么原因致使他恶了。

问者：对你来说，书中所写的十年，是你非亲历的文革前十年，可你展现得却比一些在场的人或亲历过的人更深刻到位。

答者：虽然我并没有亲身经历，但我渐渐地也长成了一个旁观者。父亲的生存状态的变化，始终也都在我眼里。而且天天生活在一起，父亲兄长们的谈话也都让我对许多事有印象。

问者：文学有没有青春期我不知道，但文学的准备可能是漫长的。有的人进入不了状态，有的人则需要非同一般的写作训练，以前我不承认一个成熟的作家还需要写作训练之说。

答者：一个人只要他慢慢地写慢慢地发表，他总能有所进步。写到一定份上，就会自如。没有前期那些幼稚的作品的出现，恐怕也没有后来的一些相对成熟的作品出现。当然也有人一动笔就出手不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很难划一。只是，写作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天赋，或者说适合做这样一件事情。如果一个根本就不适合做这件事的人，再怎么训练，也不一定能写出好作品来。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写了一辈子，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可就是写不出好东西来。这是没办法的事，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

问者：我过去总觉得一个作家已不存在训练之说，他要做的其实只是表达，表达自己。现在看来，写作应该是一条河流，在发源地，它还可能是涓涓细流。可越往前行，气象便越来越阔大。

答者：什么事情都不可定论。也有人是反着来的。一开始气象很大，出手不凡，后来写着写着，生活写完了，就写不出来了，这样的应该也不少哇。如果硬要说是训练，很多事情都是训练，写日记也是训练，写其它短文也是训练，不断地写小说并发表小说的本身就是训练。

问者：《鸟泥湖年谱》我觉得写新人的地方很多。在大毛二毛三毛与嘟嘟这一代人身上，你着墨很多。二毛为石评梅的诗去图书馆，三毛的聪明，嘟嘟的成长，这些，都能在你的家族那里找到影子。你是否想借此暗示新一代人与上一代人在精神品质方面的不同与差距呢?

答者：小说中的人物原型的确都能在我家中找到。但也不尽然如此，毕竟我写的是小说。我没有打算暗示什么，我在写的时候，只是觉得这样写让我感觉最舒服。两代人所受的教育不同，生长的背景不同，本身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观，这是根本不需要暗示的东西。

问者：新一代其实也各不相同。像在丁家学习的吴金宝，与丁家同住一层楼的吴家子弟，将父亲送进坟墓的李书爱，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一种病态。

答者：我不同意所谓病态一说，我也不觉得他们是病态的。这就是他们的人生。他选择这样的人生不能因为你不同意就觉得他是病态的。在那样的年月，他们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状态了。

问者：其实，在关注知识分子方面。你早期的《言午》《幸福之人》《金中》《禾呈》和《行云流水》都是非常好的作品。而且风格也非常多样化。像《言午》的疼痛，《幸福之人》的举重若轻，《金中》的举轻若重，《禾呈》的人生沉闷，都写得非常精彩。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有人给予思考与评价，而直到《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时期才发现方方在这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才情。

答者：你提到的那些短篇，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可惜无甚人读到，想到这些作品，有时会对读者产生失望感，你会觉得他们真是不会读作品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阅读也是需要训练的。

问者：阅读也是需要训练的，说得太好了。早期的《金中》中其实就有了对父亲这一辈人的价值判断与思考了。我觉得《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是接续着《金中》的思绪的。

答者：《乌泥湖年谱》是把那些散落在短篇中的人物汇总写在一起了。跟他们生活了几十年，我实在是比较了解这样的一拨人，写他们时，我觉得很顺手。每次写作，都有很多的他们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样的人物还有好多，我还没来得及写。所以我还打算再写一批这样内容的短篇。这想法似乎有点是向读者挑战，好在我不在意读者的需求，管他们会不会读，我只按我想写的写就是了。

问者：还回到《祖父在父亲心中》，这篇小说与《风景》有联系吗?这两篇小说虽然都写到了父亲，但我觉得反差很大。

答者：一篇小说是写我的自己生活的亲历，一篇小说是写我对他人生活的观察。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当然是有反差的。但是这两篇小说都与我个人有关系，那就是，我在这两个生活圈子中都呆过。我了解他们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的基本生活状态。如果我不当工人，可能我永远也不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一些人，曾经并正在那样的生活着。我当装卸工的四年经历，给了我很深的教育，它让我比较深入地了解了社会和人生。没有这样一段生活阅历，很多东西我都写不出来。

问者：在一般性的认知范畴中，你写出《风景》那样的小说不太有可能。你的生命经验决定了这一切。可是为什么你却写出了《风景》这样的杰作。应该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意念，触发了你的灵感，然后你才去寻找小说文本的。

答者：为什么没有可能写出《风景》?我毕竟当了四年装卸工人。我的同事们都是生活在河南棚子那样的环境中，那是我在二十岁前从来都不知道的生活环境。这四年的生活，很长时间内都对我是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可以说一直延续到现在。一想起我当工人时曾经经历过的往事，我都会激动。我一开始写作时，就想写我的同事们的命运，但先写的都是短篇，一直到《风景》，写的时候，似乎根本就没怎么多想，一写七哥，后面的事都自动地跑来了我的面前，我就只好把他们都写进去了。

问者：你的小说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写某种力量对人的捉弄。我想，如果非常快捷地切入，似乎可以说这些小说你是在写游戏与玩笑。刘震云感叹过，这玩笑开大了。《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不要说了，是政治与历史同那些高知开着不应该开的玩笑。《行为艺术》《埋伏》等篇什似乎也是在写着现实与人在开着不应该开的玩笑。但恰恰是这种冲突，引发了人的很多哲思。这能够看出你对庸常生活的哲学关注。《行为艺术》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这是一篇具有广阔的开放性的小说文本。非常巧妙地引导着人们由形而下走至形而上。

答者：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篇小说。我写的时候感觉真是好呀。写得非常尽兴，并不是我写所有小说都会有这种尽兴之感的。写完这篇小说后，我才觉得写作真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可惜选刊的编辑们太没眼光，他们转载了我的许多小说，有的小说真的也不怎么样。但他们却漏掉了这篇最该转载的。还有另一篇名叫(闲聊宦子塌)的中篇。我觉得这两篇是我写得最好的两部作品。如果这两部小说被广大的读者读到的话，那么他们会对我的创作有着另外的认识。

问者：这篇小说里，有着关于艺术与生活的错位、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哲学与生活的错位。此外还有深刻与肤浅、生与死的伦理思考。

答者：是的，我在写这篇小说时，就是被类似的一些问题困扰着。所以我在小说中不断地追问。其实有时觉得任何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并没有特别的差异。就像日常生活和艺术之间，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差异，有时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我在写这篇小说时，反反复复，来来去去地想着里面的问题，觉得太好玩了。而且这篇小说也是非常好看的，一点也不卖弄悬虚，我写小说，一直就想写成这样的。

问者：在善与恶的问题上。这篇小说提供了人们重新思考问题的方法。我觉得这篇小说有方法论的意义。马白驹对杨高说的那些话，我觉得给了我们重新思考定位善与恶的角度与界限的东西。或者说，他让我们开始怀疑我们最初的做法与判断。同样，联系到《鸟泥湖年谱》《埋伏》以及你早期的《一唱三叹》，都让人产生价值论的动摇：究竟什么样的做法才是最好的或最正确的?或者是，这世上有没有最好的或最正确的?

答者：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好的或者是最正确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绝对的最好和最正确都是没有的。马白驹对杨高说过这样一番话：“对于所有的人，你父亲是个好人，但对于我他却不是；而对于所有的人，我也是个好

人，但对于你，我也不是。”人就是这么复杂，所以写人的作品才这么有意思。人不是单面体的，他是一个多面体。一个人不可能只有一副面孔，分裂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々三角梅花开三瓣是美丽的花，蒲公英花开得粉身碎骨，也是美丽的花。

问者：《行为艺术》还在告诉我们不要轻易地相信任何一件你觉得可以相信的事情。但这却不是那种不可知论的泥潭里的挣扎，恰恰是表现了一种生活的信心。所以，我觉得这篇小说有一个重要的命题是活着。即便是我们刚才提及的你说的那八个字“留他如梦，送他如客”又未尝不是一种活着的意义叩问?说是死，却用了活法来表达。这篇小说极具哲理的深度。它给人以位置的思考，它提示着人们关注自己的立足点。说它是哲学小说也不过分。你巧妙地嵌进了生命、艺术及对这二者的追问。我在想，写这篇小说时，你极度自信。从这篇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每一个日子都可以写进艺术史”也能看得出你对文学的信心。

答者：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我想我写这一句话的意思肯定不是出于对文学的信心。

问者：从技术上讲，这也是一篇技术非常成熟的小说。几个故事的镶接、接榫得十分圆熟，简直是一件浑然天成的艺术珍品。我觉得这篇小说超过了人们公认的《风景》。不知你自己如何看?

答者：我们这边评奖时，有个教授似乎也这么说过。他用的是“炉火纯青”四个字。但是这篇小说因为没有被转载，读到它的人很少，作为作家，我很为读者感到可惜。后来这部小说改编成了电影，但与小说原意已经相差得很远了。甚至跟小说都没了什么关系，这也是件可惜的事情。它从影响上，恐怕永远也超不过《风景》。这两篇小说我自己不好比，但的确有人更喜欢《行为艺术》。

问者：如果说《风景》是在完成一个世俗底层的温情抚摸，现在，你是否更重于形而上的探究?你不喜欢哲学，但完成了一种哲学思考。

答者：作为作家，在写作时，我从来都没有评论家所想象的思考得那么多。他多半只想把手上这篇作品写好。人物命运如何，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实际上又怎么样了，结果他又将面临着什么。所有的思考其实都围绕着人物和人物命运，所有的哲学都在人物的人生历程之中。我不喜欢哲学，实际上是不喜欢一些语言很为拗口的哲学书。我喜欢读文字漂亮的东西。而大多的哲学书，文字都有些干巴，并且有些绕来绕去，所以，我就懒得读它。但是，我平常还是很喜欢形而上地想些问题，如果硬要说的话，那也是一些哲学问题，想得多了，也会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有时候也会把这些思想灌到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毕竟哲学思想并不只是属于哲学家。

问者：你前期的小说语言非常幽默，但总觉得那是一种刻意而为。那一段时期的《风景》突然没有了那种风格，是不是对自己的语言有某种明晰的意识然后开始改变的?

答者：其实我总在变化着手法写作，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手法去写，全凭心情驱使。用反讽的笔调写小说，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有时候自己在写的时候都会笑起来。日常生活中，我大约也算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喜欢反着说话。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城市青年的心态和生活状态，在我来说比较得心应手。写这类型的小说，跟玩似的。但是我注定了不是一个玩世者，所以我小说中的人物也都只是表面上玩世不恭，但内心中却充满着痛苦。我用这样的方式写过一组小说，它们包括《白梦》《白雾》《白驹》《状态》等。主人公全都是都市青年，他们内心与外部世界都构成一种张力，所以他们表面上的玩世，实际上是在调解自己紧张的内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代表着我自己常有的一种状态。

除了《白梦》之外，其它三篇都写在《风景》之后。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这样的写法，比方写《风景》，我本来就打算写一家人的命运，写生存背景对人的影响，如果我再用写“三白”小说那样的语气来写的话，未免显得轻佻。所以有必要换一种方式去写。

问者：你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作品，就是刚才你说及的《闲聊宦子塌》。我觉得这篇小说有别当时的总体话语。非常个性化。这篇小说中，你对语言的亲近或者说贴近，走到了极致。而放射性的结构也显示出一种大家气派。

答者：谢谢你这么看。其实当年看到过这篇小说的人都惊叹说，方方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小说7湖北一个作家董宏猷看完后，有一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刚看完《闲聊宦子塌》，我看过后，呆了半天，你真是不得了，怎么写出这样的作品了?他的这番话真是让我记了一辈子。因为这篇小说在参加完《花城》杂志的笔会后专门给他们的，可惜他们的编辑对这样的小说没有兴趣，一放竟差不多一年，直到我去信询问和讨要，才勉强发出来。我当时真的很抱屈，其实，我是把自己很得意的小说给他们，他们却这样有眼无珠。

问者：有人说，在读者心中方方至少有三副面孔：冷峻的如《风景》，揭示人生世相：深沉的如《祖父在父亲心中》，展示透露了一个家族的历史；轻松的如《白驹》《埋伏》，玩笑世间物事。你觉得哪一个更接近你?

答者：三副面孔加起来，就比较接近我了。

问者：最后想问一下的是，我觉得你对古典文学中的苏轼特别钟爱，很多地方都让你笔下的人物吟诵着苏东坡。这是否与你的家学澜源有关，或者是与你所处的湖北地域有关?

答者：没有，这只是个人喜好。喜欢苏东坡式的洒脱和大气。当然还有他漂亮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