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尚发

在《〈刘忠介公年谱〉叙》中，章学诚曾感慨道：“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以谱证人，则必阅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为谱。盖学者能读前人之书，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好古之士，谱次前代文人岁月，将以考镜文章得失，用功先后而已;儒家弟子谱其师说，所以验其進德始终，学问变化。”“知人论世”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门径，实斋此议既已彰明年谱之用，亦已指出年谱之内容与作法，成为历来编纂年谱者议论之所资重。盖其所依凭，实乃前人所作之诸多年谱，当属经验性的理论总结。仅以备受推举的《阳明先生年谱》为例，其徒钱德洪主成其事，他就年谱编纂起源交代：“师既没，吾党学未得止，各执所闻以立教。仪范隔而真意薄，微言隐而口说胜。且喜为新奇谲秘之说，凌猎超顿之见，而不知日远于伦物。甚者认知见为本体，乐疏简为超脱，隐几智于权宜，藐礼教于任性。未及一传而淆言乱众，甚为吾党忧。迩年以来，亟图合并，以宣明师训，渐有合异统同之端，谓非良知昭晰，师言之尚足征乎？谱之作，所以征师言耳。”钱氏所言，年谱以统合其事，有以昌明阳明之学说思想，征言求正以辟乱象。知乎此，年谱之作，其所求当不言自明，至于具体实施，则有所依傍，不至跑偏。

数年以来，学人好为年谱之编纂者，日以益众，成果迭出，由古圣先贤而近人往事以至当下时人，无不谱次其年月实事，称号年谱。然良莠不齐，粗精失当，亦比比皆是，反芜杂而乱，莫衷一是。单以当代作家年谱而论，除去世作家年谱编纂成果数量相当，即便在世作家，稍具文名者也都悉数在列，甚而有些作家年谱不止一种，可谓丰富至极。但此类年谱要么简单罗列事实，要么尽数抄书以系年，有些甚至编排混乱，皇皇数万言的年谱竟不如简单年表来得清晰。编纂目的尚不明确，措施便混乱杂糅，结果自然不如人意。要之，年谱编纂的核心在“考镜文章得失，用功先后”，“以宣明师训”，亦即“征言求正以辟乱象”，以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编排上则充分尊重历史事实，考辨事迹与实绩，彰明文脉源流，在史料考证与征引上去取得当。

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起

1921年秋，在长期进行历史研究并发表了相应成果后，梁启超开始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题在南开大学做系列演讲。俟后，同年的11月和12月便在《改造》第四卷第三一四号上，发表了经其文字修订的演讲部分摘录。自感此次演讲更注重“通史”的侧面，而于“专史”极少涉及，他又于1926年10月到1927年5月间，在清华大学做了系列演讲，侧重于专门史的具体作法。其中“分论一”的《人的专史》中，辟出专门章节对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等体裁进行了详细论述，既是一种经验的总结，也是提纲挈领的历史写作指导。在梁启超的基础上损益之，对我们讨论当代作家年谱编纂工作，将能起到积极的影响。

在年谱部分讲座伊始，梁启超便开宗明义，仍旧沿着“知人论世”的传统年谱编纂的道路，论说道：“做年谱的动机，是读者觉得那些文诗感触时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会的背景关系很切;不知时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读诗文，是领会不到作者的精神的：为自己用功起见，所以做年谱来弥补这种遗憾。”这与章学诚的主张是一致的，结合钱德洪编纂《阳明先生年谱》与当代作家年谱编纂的特殊情况，我们仍要注意另外两点：其一，年谱编纂亦要彰显作家本人的成就，交代其流变与影响，强调其创作的文学史地位、思想性创建等。在具体编纂过程中，需要适当加入重要的文学批评、文学史著述，以昌明作家及其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其二，年谱编纂要能自成系统，独立出来成为了解作家作品的重要依据与载体，在不阅读其庞大全集的情况下能掌握其创作的实绩与文脉历程。这并非是要将“作家传记”的编纂取而代之，而是想方设法以摘录的方式“全面”展现作家的生命历程与创作历史、作品概况。为实现这样的目的，梁启超提出两点建议：其一，“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当注意。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语行动，乃至小端末节，概不放松。最要紧的是看历史人物为什么有那种力量。……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这所强调的乃是作家影响之来源，促成其创作风格形成的基本要素。“知人论世”所指，便在这种“时势与环境”，不仅影响着作家，还影响着他笔下的创作。其二，“将生平行事，首尾毕见，巨细无遗。比如一个政治家的年谱，记载他小时如何，壮年如何，环境如何，功业如何，按年先后，据事直书。一个学者的年谱，记载某年读什么书，某年作什么文，某年从什么师，某年交什么友，思想变迁，全可考见”。尤其作家的交游、同题吟咏、阅读书目、所接受的教育等，皆为影响之所来源。文学起步阶段的模仿、人生阅历中思想的影响、国内外文学名著的启发等，都应该成为年谱关注的重要内容。鉴于此，梁启超强调：“独立的年谱却恰不同，越简越不好。他的起源，只因本集太繁重或太珍贵了，不是人人所能得见、所能毕读的;为免读者的遗憾起见，把全集的重要见解和主张，和谱主的事迹，摘要编年，时人一目了然。这种全在去取得宜，而且还要在集外广搜有关系的史料，才可满足读者的希望。”即便著名作家，其作品流传的广度、接受的程度都很高，也仍然要有这种保存史料、满足读者阅读愿望的追求。

如此，具体编纂的方法、所要考量的方面、年谱的构成内容，也就要求尽量地丰赡、厚重。按照梁启超的建议，年谱编纂要考虑如下几个侧面：（一）关于记载时事——谱主的背景;（二）关于记载当时人;（三）关于记载文章;（四）关于考证;（五）关于批评;（六）关于附录。梁氏并未条分缕析，分别就年谱编纂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列条式提醒与建议，不过此六者具，年谱要追求的目标也就一定能够达成。粗略言之，“谱主的背景”包括谱主的家室、成长的环境、受教育的过程、启蒙的影响等，尤其“文学家和时势的关系，有浓有淡。须要依照浓淡来定记时事的详略，这是年谱学的原则”。即以贾平凹为例，他的创作与他的故乡、与他父亲、与他所生活的棣花镇之关系，自不待言，需要明了此等生活的“背景”，对解读他的作品才会有帮助。《童年家事》所写是贾父与兄弟们未分家时的现实，《秦腔》则是棣花镇的哀歌，《腊月·正月》又是其父的精神传记……若不了解这谱主的背景，作品的解读也会稍受影响。“伟大的人，常常创造大事业，事业影响到当时人生，当然不能不记在那人的年谱上。就是活动力很小的人，不能创造大事业，而别人新创造的事业，常常影响到他身上，那么，时事也应占他年谱的一部分。”以教育经历为例，沈从文之于汪曾祺的意义、莫言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校生活……都是应侧重的。至于时事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轰轰烈烈、文学批评的扶持与影响……在在构成了他们文学的一部分。关于“当时人”，便是作家生命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举凡父母亲、授业恩师、批评家、作品的人物原型、杂志编辑、出版社人员等，都应成为作家年谱编纂的重要考虑对象。正因此，“和谱主关系最密切的，可以替他做一篇小传;和谱主有关系而事迹不多的，可各随他的性质，汇集分类，做一种人名别录;姓名可考，事迹无闻，而曾和谱主交际的，可以分别做人名索引”。比如在贾平凹的创作过程中，父亲贾彦春、前妻韩俊芳，以及师友张月庚、费秉勋、何丹萌、孙见喜等，乃至于曾合写小说的冯有源、杜彦明等，都应该在其年谱编纂中，占有一席之地，最好能附录小传。这当然就需要考证的工夫。

一般而言，许多研究者认为当代作家根本不需“考证”，甚至直接忽略。在年谱编纂过程中，考证作用其实巨大，不管是人物原型的考证，还是时事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确证，乃至于谱主周围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资料搜集与考证上都应下苦功夫。“考证的工夫本来是任何年譜所不免的，但有的可以不必写出考证的明文，只写出考证的结果便已足。若为诗人明白所以然起见，却很有写出考证的明文的必要。”j比如张炜尽管多次言及年轻时期的经历，但他身边的人物形象并不丰满，他叙说过老师肖平、初中校长等，然而这些人物生平事迹，实在需要考证一番，或趁其健在，抓紧时间做口述史的整理，留下史料。关于“批评”，倒不是年谱编纂的重要侧面，梁启超提及这一项乃是因为年谱编纂有变成歌功颂德的危险，他说：“本来做历史的正则，无论哪一门，都应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一定要下批评，已是第二流的角色。……真是著述名家，都应守此正则。有时为读者的方便起见，或对于谱主有特利的看法，批评几句也不要紧。……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年谱家常常如此，但亦不能严守此例。”当代作家年谱的编纂，这一点则需要侧重强调，即因文学批评的繁盛而产生大量的文本资料，“批评”则不许外求，搜集整理、条次分类、适当引用，即可见出这一环节的功力。以亓凤珍、张期鹏的《张炜研究资料长编》为例，1995年下有“10月7日、14日，11月11日、18日，《湖北日报》分别刊载昌切的《论争热的冷思考》之《源起篇》《尺度篇》《层次篇》《前景篇》，其中评述了张炜的人文精神”。只有简单文章记载，却未摘录相关文字，一般读者翻阅便不知所宗，即便研究专家也仍需按图索骥找来原文，否则便对这一“评述”茫然不知。倘若年谱能概括、摘录核心观点，读者也就不必因求备而兴师动众，更何况书名不言“年谱”而称之为“资料长编”。“资料长编”无资料，也是缺憾之一。最后，“附录”作为年谱重要构成，一般还会以“谱前”“谱后”“谱余”“世德纪”等名头出现在年谱编纂中，亦即将谱主的事迹进行向前和往后的延伸拓展，更为全面地展示其生平。梁氏论说道：“要知道谱主的全体，但从生年叙到死年还不够。他生前的家况，先世的系统，父母兄弟的行事……与旁文斜出，分在各年下，不如在正谱之前，作一个世谱。……谱主死后，一般的年谱，多半就没有记载了，其实不对。固然有些人死后绝无影响，但无影响的人，我们何必给他做年谱呢？即使说没有影响吧，也总有门生子侄之类后来做了什么事，那也总不能摆在年谱正文中。”钱德洪等人编纂的《阳明先生年谱》便以附录的形式，单独增加“世德纪”，述及王守仁先世情况;《晏阳初年谱长编》则以“引子”和“谱余”的形式，交代晏阳初成长的世界历史大事与其去世后与之相关的事件。

需单独提及、讨论的话题，是谱主文章的处理。按梁氏所言：“附见文集的年谱，不应载文章。独立成书的年谱，非载重要的文章不可。” 对于当代作家年谱编纂而言，作家文集、全集几乎是主要的材料来源，在陈述谱主生活事实后，应摘录谱主相关文章、自述等文字，以构成年谱的核心内容。一切以谱主的文字为主，辅之以考证与辩驳，当是理想的年谱编纂形态。尤其谱主年少时期，事件相对较少，然谱主此后渐次以追忆的方式叙述童年经历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影响，此时便应以谱主的创作文字来入于年谱，以丰富其最初的记忆。更何况有些作家还作自传、回忆录等文字，给年谱编纂带来便利。《郭沫若年谱长编》可谓这方面较为成功的例子，在1-10岁的年谱中，大量引用郭沫若的自述文字，此后的年谱中将其所作旧体诗词几欲尽数收入，使人能窥见郭沫若创作的风貌。相反，《沈从文年谱》的编纂者，尽管也引用诸如《从文自传》等，但相对而言简略到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对《沈从文全集》的利用不够充分。在阐发关于“文章”载入问题时，梁启超以举例的方式说道：“记载文章的体例，《顾亭林年谱》最好。整篇的文章并没有采录多少，却在每年叙事既完之后，附载那年所作诗文的篇目。文集没有，别处已见的遗篇逸文，知道是哪一年的，也记录出来。文体既很简洁，又使读者得依目录而知文章的先后，看文集时，有莫大的方便。这种方法，很可仿用。篇目太多，不能分别，各年之下，可另做一表，附在年谱后。”摘录文章入于年谱，附录形式罗列篇目，直接将短小文章作为年谱内容……都是处理这一问题常采用的方式。

在年谱部分的末尾，梁启超就年谱编纂的体例提出：“叙事的体例可分二种，一种是最简单的平叙体，一种是稍严格的纲目体。平叙体以一年为单位，第一行顶格，写某朝某年号某年谱主几岁，第二行以下都低一格，分段写谱主的直接活动，时事，诗文目录。他的好处，在有一事便记一事，没有取大略小的毛病。纲目体是《王阳明年谱》首创的，第一行和平叙体相同，第二行也低一格，标一格很大的纲，第三行以下低二格，记这个纲所涵的细目。……这种体例有一种困难，到底要多大的事情才可作纲？有纲无目，有目无纲，可以不可以？很要费斟酌。弄的不好，容易专记大事，忽略小事。假使大事小事都有纲有目，又不相称。但我仍主张用这体，使得读者较容易清楚;但作者须用心斟酌。”在当代作家年谱的编纂上，这两种体例也是常用的，只是因为具体情况的不同，编纂者还可以再行细化、重组，不定于一尊方能有创新效果。

当代作家年谱编纂管窥

披览当代作家年谱编纂情况，可以从两套丛书入手，即“《东吴学术》年谱丛书（甲种：当代著名作家系列）”与“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近些年来，随着当代文学研究“史料化”倾向愈发明显，史料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相关传记、年谱的编纂也进入热潮。尽管并未呈现铺天盖地的年谱编纂狂潮，但对当代文学而言，顶着诸多质疑声、迈着坚实的步伐，试图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化工程，在这一点上这两套丛书都可谓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诚如“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主编所言：“尽管这些已出版的年谱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一个突出的亮点。”当然，如果我们不及时反思总结，从学理上廓清当代作家年谱编纂的相关问题，这种乱象将会持续存在而不能得到精益求精的进展。

“《东吴学术》年谱丛书”依托《东吴学术》杂志，先以期刊文章的形式连载当代重要作家的年谱，后形成丛书，目前已出版《莫言文学年谱》《铁凝文学年谱》《阎连科文学年谱》《余华文学年谱》《苏童文学年谱》《阿来文学年谱》和《范小青文学年谱》等几种。因其刊物文章所限，篇幅都不大，即便后续整理为专门图书，字数也都在10万字左右。每一个年谱都冠之以“文学年谱”的名头，但实则均为“简谱”，失之于简单化。以《铁凝文学年谱》为例，2000年仅仅记载了三件事，一是铁凝陪父母旅游俄罗斯，二是《大浴女》出版，三是王一川在《文学评论》发表专文评论《大浴女》。长达5页的内容，以文学批评笔调介绍、品评、鉴赏《大浴女》的内容占了4页多，其余则都一言带过。不唯此，无论编纂体例的设置，还是内容的考证翔实、对文集以及其他史料文献的占有，都呈现出凌乱与莫衷一是，只能说该系列丛书“初步具有年谱的面貌与规模”，与考究、严格的年谱编纂还相去甚远。陈思和为这套丛书所写的“序言”提出年谱编纂之功：“一是详细考订谱主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史料;二是对于谱主经历的历史事件的深入探究;三是对其人其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严格比照这三条要求，这套系列年谱可谓差之千里。首先，史料麇集的功夫几乎难觅踪影，既没有大规模地搜集史料，也未对作家自述文字、相关传记类文字、回忆录等进行普查，导致资料不足，勉强用文学批评的笔调来凑字数。其次，史实考证的阙如，整个丛书都未见史料考证，更不见资料来源的介绍与证实，举凡报纸、研讨会记录、期刊等，只偶尔露面。再次，编写体例十分随意。所有七位作家的文学年谱，均以年来系事，但年下却不分月份，笼统地叙述谱主二三事，看上去更像是拼凑起来的资料汇集，而没有年谱的格式体例。最后，事项记载不明晰，同一条目下杂乱地混入其他事项，以至于混淆视听，反而把原本明确的事项带入混乱之中。以《苏童文学年谱》1994年为例，一上来就是笼统地将本年度苏童发表的小说尽数罗列在同一段落中，甚至只用顿号区分不同篇目，用逗号罗列转载情况，而不采用分号。这倒也算作事实罗列之一种，但后面有一段：“截止到1994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共出版了《苏童文集》五卷（《少年血》《世界两侧》《婚姻即景》《末代爱情》《后宫》），这五卷于1995年被国家出版部门评为该年十大优秀畅销书之一。这一年，苏童获得‘江苏省文学艺术奖’。”其一，“国家出版部门”是哪一个部门？如果这一点不明确，根本无从得知奖项的级别，也无法判定评奖的结果从何而来，亦无法知晓这一句话的来龙去脉的根据。其二，信息未注明来源，且不知道同样获得该奖项的其他作品，缺乏事实依据与相关资料的补充。其三，“这一年”到底是哪一年呢？是1995年被评为“江苏省文学艺术奖”，还是1994年当年呢？如果是当年获评这一奖项，那么是否应该另列条目进行叙事呢？其四，获得“江苏省文学艺术奖”这一奖项与《苏童文集》并置在一起，极容易造成苏童是因为这一套文集而获得该奖项的假象。但有不明确，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一套丛书而获奖，模棱两可，引起怀疑。诸如此类的问题，比比皆是。大约是因为操刀这一系列年谱的作者都是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们少有闲暇去做史料搜集与考证、年谱体例编排等琐碎之事，匆忙之间成书，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又或者因为《东吴学术》试图打造“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的研究实绩，试图抢占前沿要地而无法兼顾年谱编纂的耗时与抢滩登陆的时效性之间的矛盾。这且不论，该丛书以如此大的规模推出，足以夯实史料化研究的基础，使得许多争讼暂时平息，深入细致的年谱编纂，在由此套丛书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稍后推出的“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目前为止仅有《韩少功年谱》《贾平凹年谱》与《铁凝年谱》。相比较而言，这套丛书因其晚出，从而能克服当代作家年谱编纂粗疏、混乱的弊病。仅就出版的三册年谱来看，有如下特点：其一，编排体例较为完善，以年为主，按月份排相关史事，每个事项都单独列出，属于梁启超所谓“纲目体”，较为清晰。其二，每一年谱主事项之下，安排文学批评论著作为附录，可把当年相关文学批评情况反映出来。作为作家生活的重要部分，文学批评对其所造成的影响向来被忽略，但如贾平凹这样的作家，其创作生涯的转折时期，背后都有文学批评若隐若现的身影。《贾平凹年谱》便在1982年条目中，首先将“笔耕”小组对其《二月杏》等作品的批评作为关注的焦点，并援引众多批评话语入年谱，使读者即便非专业研究人士，也能了解发生在作家身上的重要事件。其三，多采引作家本人的言述，尤其是作家关于自己创作思想、背景等的自述，构成年谱的主体部分。以《韩少功年谱》为例，1995年1月下有记载其发表的《为什么写作》一文，就援引原文，来标明韩少功“坚持写作的缘由”，不但丰富了内容，还拥有了谱主发声的通道。此外，尽量搜集相关史料，以事无巨细地记载谱主的人生经历;围绕着谱主，努力展开各种背景的介绍，将之置入当代文坛的氛围之中……即便如此，这些年谱的编纂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一，几乎都是事实罗列，少有谱主思想发展脉络、所受影响的介绍与展示。这尤其体现在《贾平凹年谱》的内容上，每一年都是某年某月某作品发表于某刊物，某年某月某评论文章发表于某刊物，某年某月某部著作在某出版社出版……因贾平凹创作习惯上，会把写作日期标注在文末，系年并不困难，但要展示其背后的思想脉络发展、所受影响来源各种，是需要年谱编纂者来挖掘、组织的，纯粹事实罗列会让年谱变得简单而失去应有作用。其二，一些基本历史事实，未经核实、考证，年谱的编纂建立在二手材料甚至传记作者的“非虚构”基础之上。《贾平凹年谱》在1974年条目下，仅有一条记录，关于《深深的脚印》的发表情况，并引用贾平凹自述来界定这篇作品对他的意义。但张东旭也许并未去核查这篇文章的具體出处，把它系于1974年10月。然而，这篇作品是发表在当年11月24日《西安日报》第四版上，且系一篇合写的文章，合写者为杜彦明。不但日期记载出错，且未能交代合作者信息，造成以讹传讹的结果。其三，谱主的背景作为年谱编纂的重要内容，往往被忽略，家世介绍也仅止于父母双亲。韩少功、贾平凹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年谱中对他们的家乡、下放地都缺乏地方志的摘录、相关史地知识的加入，显得粗疏、不完备。自然，还可以列举更多有待提升的侧面，但年谱编纂存在的问题，在在提醒编纂者，当代作家不是不可以编纂年谱，而是在编纂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相关细节、史料文献的工夫如何发挥作用……这些如果不改正，恐怕年谱编纂出来也会成为粗糙的时代半成品。

另外，还可提及的是未列入丛书的《王蒙年谱》《汪曾祺年谱》与《路遥年谱》。前者编纂时间较早，属于实验性质的作品。后两部年谱都经历过数次重修，并未能臻于完善，失于简单，缺乏考证，未能反映作家的思想，无法窥见作家创作的面貌等，都是与两套年谱丛书类似的问题。如何编纂一部令人满意，给研究人员与普通读者都能带来惊喜的年谱，当代作家的年谱编纂者们应从古代作家、现代作家的年谱编纂上去寻找些许借鉴，兴许可以解决不少问题。

略述已有年谱以作资鉴

因自身发展与研究历史较为悠久，相关史料文献也足称丰盈，古代相关作家的年谱编纂经数代人努力，已蔚然成风，且实绩频出。即便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家，也都尽数在年谱编纂成果之列，简谱、年谱、年谱长编……各种形式均有。如关于鲁迅的年谱就不止一种，体例丰富详备，为以后的年谱编纂积累了大量经验。重新回头来披览已有的体例完备、内容丰赡、持论公允、史料充盈且在学界有相当影响的年谱，能为当代作家年谱的编纂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强调，年谱出现得较晚，约在唐朝末年才逐渐兴盛，“现在传下来的年谱，以韩愈、柳宗元二人的年谱为最故”。即便如此，此二者的产生也已经是在北宋元丰七年及以后了，直到南宋时期年谱才逐渐增多。明清时期是年谱发展的鼎盛阶段，从学者的专利品变为各种人物均可适用，规模也从一二卷增加至十数卷乃至数十卷，内容、体例等皆愈发精密，后人关于年谱编纂的著述，也都奠基于这些实绩。在这些年谱中，较为突出的是钱德洪等弟子共同编纂的《阳明先生年谱》七卷，其中正谱三卷，附录四卷，包括年谱、谱余、世德纪、年谱序跋、后学追忆。年谱分量适中，内容完善，可资借鉴处颇多，其中有二，特为显著：其一，谱主为著名心学代表人物，概括其思想发展脉络，援引其原著以厘清其学说，成为年谱的核心内容。如王阳明三十八岁这一年，记载“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事情具体简略得当，接着不再铺开此确事，而记载“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于此条目下，铺开为何王阳明转向论述知行合一，初始阶段如何论述知行合一等。盖因“致良知”“知行合一”乃阳明心学核心内容，交代其源流始末，也就可以见出其思想学问的流变与影响。再如四十八岁这一年，核心事件是王阳明不费朝廷兵马举义兵平定江南叛亂，年谱就暂时跳开思想的介绍，强调的是行动、实践，同样应和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主张。从如何去福建平叛途中听闻江西叛变发生，到如何举义兵、如何誓师、如何战斗，王阳明沉着镇静、淡定从容地指挥军队的形象得以塑造，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得以实践，便呼之欲出。这是“思与事的统一”。其二，围绕王阳明周围所发生的重要事项，无一遗漏，以年谱附录的形式将谱余、谱前（即世德纪）、后学论述与吊唁、相关序跋等全都收入，详备而不芜杂繁乱，调停得当，秩序井然。如世德纪部分，先收录王阳明父祖先世的传记，以明其家世;再收入阳明墓志铭、行状等文，与年谱记载互相辉映，尤其是弟子黄绾所撰《阳明先生形状》，篇幅宏大，概括其一生;为资参考，其后再收入多篇祭文，从朝廷至于地方官员以及众弟子，他们都有所侧重地怀念王守仁，合起来其形象也就完成了。不唯此，附录部分还有其门生相与论学的文章，可窥其学说流变之踪迹，对了解思想史上的“阳明后学”有提纲挈领的功效。即便如此，该年谱仍有许多缺陷，“未能广泛搜集资料并加考辨甄别，门人尊师之见又重”，导致“错误太多、空白太多”等纰漏，几百年来不断有人重修，至近年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出，终有类似于集大成的年谱出现。长编共四册，皇皇131万字，在顺序上将钱德洪编纂的《阳明先生年谱》中的“世德纪”置于卷首，并增加论述“阳明生平学术之变”的众多文章，后按年系月以纲目体的形式逐年记载王阳明的经历、著述、讲学等。年谱末尾附录有《续传习录》《后鉴录》与《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既是王阳明学问的延续，亦是后人所作新传。长编大量引用原始文献资料，不但对王阳明的全部著作进行完整或摘录式的引用，还对与他有来往的友朋门人等的书信进行大段引用，因此资料占有充分、引用得当，在年谱的基础上扩展、充实，形成了独具的特色。其一，事无巨细，详实地展示王阳明一生中的所有能搜集、考证到的行踪。同样以四十八岁这一年的记载为例，钱德洪所记侧重平叛事件，而未能顾及王阳明作为文人本色的创作行为，束景南在这一年的“正月立春”日，记载王阳明写诗咏叹新春气象，并将全诗抄录于后。接着才交代上疏、以病乞休未允等诸事，中间还加上了交游情况，即汪循与之书信来往论学、周汝方至江西问学等。随后展开平叛详情，并交代其前缘，即宁王朱宸濠谋士暗中相邀叛变、发符牒命郭诩避祸远游等。在每一条目下引用相关历史文献，末尾加上束景南本人的相关考证文字，年谱长编变得蔚为大观，即便不熟悉王阳明文章思想，甚至对其一无所知的阅读者，遍览年谱也能一一知晓。其二，史料文献占有相当充分，考证工夫足见功力，年谱即可称信史。比如同样是四十八岁这年，交代朱宸濠“国师”刘养正在叛乱之初以为母求墓志铭为借口而暗中邀约王阳明叛乱条目下，先是援引《罗洪先集》卷十五中的《别周龙岗语》，告知王阳明与刘养正实则为“素厚善”，使人恍然大悟，并得知王阳明之所以能够成功平叛，其实也有赖于这种“知己知彼”的原因。不唯此，因正史无刘养正此人记载，束景南特列出按语，详加考证，才得知刘养正科举场的失意、被举荐又不录用的悲催人生，旋即被朱宸濠厚聘，也就情理之中事。基于此，我们也应知道，年谱编纂看似简单，似乎史料文献的剪裁与组织，而实则是一项复杂、长期且考验学术功力的事情，它既需要对谱主的文章事、生前身后事等的谙熟，也要对其思想、为人、性格等如其所是地掌握，此外还需对谱主所处的时代、社会、历史等有着宏观的把握。在史料文献间越是游刃有余地自由穿梭以剪裁组织，越是考验编纂者的见识、视野、学问的训练等功力。

王阳明年谱之外，古代文人的年谱编纂方面，可资借鉴者当推孔凡礼的《苏轼年谱》与《三苏年谱》。按其在序言中所说，《苏轼年谱》成于一系列对苏轼作品的点校工作之后，“点校苏轼诗、文集，有幸得饱览苏集各种善本，以其余力，得窥总集、别集、类书、史书、笔记、诗话方志、金石碑帖中有关苏轼之纪述”。如若将之算作年谱编纂的准备工作，亦未为不可。大量史料文献的积累对编纂作家年谱而言，是基础性、必备的前提性工作。再加上孔凡礼之前，已有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纪年录》、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谱》以及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等，给新的年谱编纂打下了基础。孔凡礼在这些基础之上，详加考订论证，成《苏轼年谱》近百万言，详略得当，安排从容。年谱不单列附录，把谱前、谱余等相关内容，直接置入年谱正文。谱前相关家世、族系置入苏轼生年之前的字号介绍之下，花费相当篇幅考证苏氏家族自“系出高阳”经后汉至父辈，以至于伯父、兄长、堂兄姊妹等#4，一一罗列。谱余相关诸事，则系于卒年之后，自“其卒也，四方震悼”至谱尾，举凡安葬、友朋门人祭文、文集刊布、皇帝诏序等，悉数入内。因篇幅所限，《苏轼年谱》删汰严重，系年条目之下，仅存相关文章题目而未见摘录文本，普通读者难以得知苏轼创作、交游、文学思想等，自《三苏年谱》出，始得稍窥其内容。《三苏年谱》共222万字，乃《苏轼年谱》一倍多，孔凡礼陈说道：“《苏轼年谱》，原为二百万字，几经删压，出版时为九十九万字。苏轼友人与苏轼之交往文字，存者才十一;其余十之九，皆略其文存题。读者以为可补，今补之。苏轼交游资料原略去甚多，今亦补之。苏轼诗、文、词可系年者尚不少，今系之。”整体而言，虽然这部年谱名为“三苏年谱”，但实则仍旧是“苏轼年谱”，其父与其弟年谱插入其中，作为交游与家世一部分，因此《三苏年谱》可看作《苏轼年谱》的“修订增补版”。年谱卷二“苏轼诞生”条前，孔凡礼用极简笔墨草描苏洵生平，而自此后则以苏轼行迹为主，父弟附之。综合来看，孔凡礼用功之深，可见一斑。一者，史料文献之丰富，堪称恢弘，然因苏轼留存诗文词体量庞大，逐一援引并不现实，再加上其父其弟文名亦宏，与之交游者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司马光等诸人亦作品体量过大，其门生黄庭坚、秦少游等人亦如是，孔凡礼在年谱编纂上既要照顾到诸多文献的史料价值，又要节约篇幅，因此采用少量摘录、重点择取、全面留题的方式，可最大限度地保留文献，亦可简略窥见谱主思想与作品概貌。以熙宁八年（1075）为例，其年苏轼四十岁，苏辙三十七岁，正月条下有苏轼与乔叙、段绎唱和《除夕》诗，中引苏轼诗作二句，余存题以备查。十五日条下，苏轼作《蝶恋花》词回忆杭州上元节之盛，仅存题与出处;二十日条，苏轼作名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亦仅存题与出处;其后，苏辙、苏轼兄弟有诗互赠，则引其中苏辙一首，盖因此一首较少见，且诗乃叙述兄弟情谊，故引入以增年谱之丰饶#7。如此安排，既是对史料文献的择取删汰，也是最大限度保存史料的方式。二者，能体人心情，年谱中有文学评论语，亦有知人论世之背景交代，长者可谓一篇文学评论兼历史考证文章。同样以熙宁八年为例，中有一条谓：“苏轼出城送客，不及，乃步至溪上，赋二诗。”其下分为九部分，分别陈诗歌出处、其一内容、其二内容、推测苏轼心情并言及蝗灾、继续陈述旱灾、盗贼猖獗、盐税沉重、总结苏诗与四种灾害的关系、对比密州与杭州之间差异并推测两首诗作约为苏轼牢骚。四种原因的分析以及密州和杭州之间的对比，是探析诗作产生的原因，成知人论世之说，言及思乡之情、发生活之牢骚，则是品鉴两首诗作。其余类似此者，年谱中比比皆是，将之看作年谱可，看作北宋社会史、生活史与分阶段文学史，亦可。一谱而兼具多重功能，不是其杂，而是其得当。

现代作家年谱中，论丰富则属鲁迅，而论精当完备，《郭沫若年谱长编》与《叶圣陶年谱长编》则可作为资鉴。鲁迅亦有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纂的《鲁迅年谱长编》，但迄今只出版第一卷，后续未出版，不知何故。仅就出版的第一卷而言，也可作为当代作家年谱编纂的参考对象。该年谱有两个优点：一是大量注释的加入，一则交代史实，丰富补充年谱正文，二则引入考证资料与依据，并交代考证过程。如1881年鲁迅诞生时，介绍其家世，用了两个注释分别交代父亲周凤仪和母亲鲁瑞的生平事迹，把谱前内容不单独罗列。即此，年谱可节省篇幅只关注鲁迅本人，且不至家世内容阙如。在排版上，年谱内容与注释分列两侧，互为镜像。二是大量图片的加入，丰富了年谱的内容。近现代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摄影改变了史料文献存在的样态与内容，现代作家与当代作家均留有大量影像资料，这一部分当吸收进来。另外，重要作品书影之类，也应拍摄以加入其中，做到年谱编纂的与时俱进。惜乎年谱后续未见出版，不能得窥全貌，且整体而言年谱偏重于事实罗列，少有引用鲁迅原文以描述其文学创作、思想发展的地方，尚称欠缺。《郭沫若年谱长编》共5卷236万字，“完整、真实地反映郭沫若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丰富多彩的一生，包括他的人生道路、思想历程、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国务活动、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其突出的优点，在于对郭沫若原作的大量引用抄录，证之以史料文献，在旁证、自证等方面皆有创建。以1920年郭沫若二十八岁为例，这一年的年谱中首先记载相关社会历史大事，以及文学界发生的重要事件，再在1月20日详细记载《凤凰涅槃》一诗的诞生，引用了原文中的“小引”，介绍了诗的构成以及简要内容，摘录相关的诗句，并以文学批评的眼光来分析这首诗。不单如此，还对该诗的收录、修改、版本等进行考辩，又抄写相关自述来证实这首诗写作的意图、所受的影响等。这一超离一般年谱的编纂，近乎文学史研究。同一年年谱记载中，多次记载郭沫若与宗白华的通信，以及相关文学观念与主张，尤其要点摘录式地引用《生命底文学》，把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文学思想完整呈现出来，与其创造社行动、诗作与戏剧创作联系起来，既是生命轨迹的记载，也是在探索这些文学创作的前因后果。《叶圣陶年谱长编》共4卷213万字的规模，在史料文献搜集与整理、记载详备细致、持论公允上，亦是可资借鉴的对象。典型的记载如1928年1月10日条目下，详细介绍《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一号上刊登的相关文章，特意引用了施蟄存、吴泰昌、欧阳文彬等文章，赞许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时的贡献，还特意记载他对钱杏邨的帮扶，既能了解叶圣陶的生活轨迹、为人处世，也能窥见其文学思想。这一点与《郭沫若年谱长编》是一致的，资料占有的丰富保证了旁证、自证的合理性，使得年谱编纂更为严谨。

此外，尚有多部年谱可资借鉴，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毛泽东年谱》。该年谱分为《毛泽东年谱：1893-1949》共3册145万字，《毛泽东年谱：1949-1976》共6册297万字，篇幅巨大，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详略得当。其他如《曹禺年谱长编》《闻一多年谱长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等也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当代作家年谱的编纂向他们看齐，不但可取，且是应该的。

当代作家年谱编纂刍议编纂一部具有较高价值、史料丰富、择取得当，不仅能给专业研究人员以参考，还能让普通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年谱，实则是一项艰巨且漫长的工作，它需要长年累月的史料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对资料进行考辨等苦功夫，也需要有理论的功底、宽阔的视野，对编纂者而言，充满挑战。但无论如何，一定的编纂原则还是一以贯之，仍需再次明确。一者，年谱编纂即为作家研究，且是整体性、学术性研究，并非简单的史料汇编。研究性视野的加入，才能保证年谱既提供作家行为事迹，也能观照其创作流变、思想动态，以及其文学影响所来与所至。倘若只是资料汇编，按年系月编排，尽管也有年谱的规模，却缺少谱主的灵魂、性格、气质与大写的主体性。以庄园所编纂的《高行健文学艺术年谱：1940—2017》为例，全书不但大量堆积相关材料，按年编排，且其所引资料十分有限，细心的读者只要翻阅，即可看到这部4册71万字的年谱，几乎是由刘心武《了解高行健》、林曼叔《解读高行健》、刘再复《论高行健的状态》与《再论高行健》及《读高行健》、亚洲艺术中心《高行健》等有限的几本书累积而成，其他资料少之又少。若年谱不从整体研究作家，只是凭借只言片语来记载史事，就会失之于简单与片面，这与字数多少是无关的。二者，年谱编纂应有文学史眼光，同时需具有思想史、社会史等视野，要做到通史与专史的结合。梁启超所一再强调的伟大人物之影响时代与被时代所影响，即是社会史的侧面，亦是思想史的侧面，将这些侧面综合起来，其实是一个时段内的通史之呈现，而谱主生平及其交游所牵扯则构成人的专史。以《曹禺年谱长编》为例，开头的引子完全与曹禺无关且简单明了，即“1907年，在日本东京春柳社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它标志着中国话剧的诞生，开启了中国话剧的历史”。这是通史角度的文学史视野，也是现代社会史发展的侧面，曹禺作为著名剧作家，这构成了他的重要背景。此后，年谱每一年都首先列举该年重大政治、军事、文学大事，后再逐一按日系事，编排谱主事迹。由此可见。三者，年谱编纂应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以谱主为核心，纠缠着文学思潮、文学期刊、文学运动、文学评论、出版发行等。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文学批评的摘录。以《张炜研究资料长编：1956—2017》为例，在1998年6月载有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一书中关于张炜长篇小说《古船》的评价，摘录了核心观点，其他刊物发表文章也系入月下，重要文章摘录观点，普通文章仅列篇目、期刊等信息，有详有略，颇为适宜。如此，一部作家年谱，可以牵扯出一个时代的文学史侧面，文学的整体动态、历史进程等都一目了然。

编纂当代作家年谱，因时势变迁过于迅速，与古代文学的历史场域有非常大的差异，甚至与现代文学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较大不同，需有所变通才能与时俱进。就年谱编纂的内容与体例而言，它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谱前，即对作家家世的介绍，还包括作家出生地的历史地理介绍。家世考证，其重要性自不必说，历史地理的考索盖因当代作家都几乎在文学中染指自己的家乡，尤其是寻根文学作家，故乡之意义非同一般。因此，地方志、地方通史类资料入年谱，就非常有必要。如《贾平凹年谱》，就缺少谱前，即便在贾平凹出生的1952年下，也未见任何关于商州地方的介绍，这对理解此后贾平凹创作的大量商州文学文本是非常不利的。其二，以纲目体为主，在年之下应罗列当年重要社会历史事件，以及重要文学史事件等，以晓明谱主所生之时代背景，尤其是对或将对谱主产生影响的事件，应变换字体，单独开列。应注意的是，切不可把社会历史时间置入年谱中，造成强行凑字数的不良印象。以《韩少功年谱》为例，在1953年11月和1958年5月条目下，分别罗列了湖南省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情况，显得不伦不类，反而混淆视听。其三，具体记载中，谱主重要事情应作为核心，下引相关文献，如资料允许，应自证与旁证结合，再详加考订、论证。这一方面既考验编纂者史料搜集与考证的工夫，也有对其择取资料的视野之要求。如《闻一多年谱长编》中1926年4月27日条目下记载闻一多与朱湘关系恶化事，同时摘录闻一多致梁实秋信件内容与徐霞村《我所认识的朱湘》，提供了双重视角，夯实了史事的基础。其四，凡是与谱主有关的任何事情，不管细微琐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还是传闻流言都应记录，以注释的方式交代其真实性或加入“可备考”等字眼。其五，文学批评或文学史著作中关于作家创作之评论，应尽量择取核心观点以入年谱，如此便能申明作家创作所应有之价值与意义及文学史地位。不仅如此，还应加入编纂者对文学作品的概括与介绍文字，甚至可以出现文学研究相关文字，以展示编纂者的研究成果。如此，便能戒除只是单纯罗列事实的枯燥乏味与单一。如《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1980年8月12日记载《受戒》刊于《北京文学》第10期，后有一段交代写作情况的文字，略显简单，又未能概括这篇小说的内容，也没有交代此后小说收录情况，相关文学评论同样没有摘录。作为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在作家创作生命中所占据的位置极高，即便在文学史上亦有重要意义，倘若不详加介绍、评说、摘录、考证等，最起码在年谱分量上“泯然众篇矣”，实在无法凸显编纂者识见与判断。尤其当代作家多有长篇小说，内容概括与编纂者的文学批评文字，置入年谱之中并不多余，也不累赘，相反能给年谱增加丰富度。其六，灵活运用所有资料，尤其是善于运用影像资料，作者照片、合影，相关文章的身影与书影等，如此一目了然，便可事半功倍。其七，关于谱余，当代作家年谱编纂当慎重，一来是在世作家还未到谱余编纂的程度，去世作家如何处理谱余也有待商量。大致看来，去世作家谱余应交代其作品评价、入文学史状况、全集出版等相关信息，都应继续入谱。自然，关于年谱编纂，此七者乃基本要求，具体情况又要依据谱主而灵活变化，形式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

要之，当代作家的年谱编纂既是一项史料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亦是一项围绕着谱主而展开的综合性、系统性与整体性的文学研究，同时也是一项严格的文学史撰述工作，它需要长期的积累、扎实的史料文献功夫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态度，不可争一时研究高低而仓促成事，亦不可草率应付以凑成科研成果。它可以与作家全集的编纂、传记的撰写、作家作品研究同时并行，一谱成而一作家研究能透彻，一人透彻则文学史逐渐明朗，从而达成一种相得益彰的效果，以通史之视野成一人之专史。末了，我们仍引用梁启超的话来作为结尾，他说：“谱主的事迹，不是罗列在一处的，我们必须从许多处去找;找来了，不是都可以用的，我们必须选择;择好了，不是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辨别;辨清了，不是都有年代的，我们必须考证;考定了，不是可以随便写上去的，我们必须用简洁的文字按照法则去叙述。至于无年可考的事迹，言论，怎样去安排;帮助正谱的图表，怎样去制造;谱前应从何时说起;谱后应到何时截止;种种困难，都须想方法解决。倘使不能解决，便做不成年谱;倘使做成了年谱，以后做别的历史，便容易多了。”

2022.3.28—4.1于沪上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