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纯　徐　勇

【主持人邵燕君】

2009年最值得关注的期刊是《中国作家》。这家中国作协属下的重头刊物创刊于文学期刊“黄金期”的尾声（1985年），不久便遭逢文学落潮，面临市场化转型的生存压力。2000年在许多文学期刊停刊、改版的大势下，《中国作家》曾“逆流而上”，由双月刊改为单月刊，试图以集中推出长篇小说、纪实文学的办刊策略占领市场空间。如此虽发表一些重头作品，但弱化了杂志“杂”的特征，跻身于图书市场的竞争，并在长篇小说普遍稿荒的困境中越来越向纪实方向倾斜。2005年，“小说版”和“纪实版”分家，今年，“小说版”改回“文学版”，又恢复了传统的“四大块”（小说、诗歌、散文、评论）设置。经过十年的反反复复，杂志对自身功能和读者定位当愈加清晰。回归传统的《中国作家》显然颇为自觉地履行作协刊物的传统职能，不但文类齐全，还特设“新农村专栏”，发表70岁的农村妇女任俊娥的长篇《咱农村女人这辈子》，并由作协主席铁凝亲自推荐，俨然是对中断多年的从基层培养业余作家的新中国作家体制的延续。改版的头两期，集中发表了当下“一线作家”的力作。以《中国作家》的地位和编辑的励精图治，这两期的《中国作家》可以作为一个“横断面”来考察当下中国小说创作的整体状况和综合实力——无论是成绩还是问题都更属于整个文坛而非单个杂志。

另一种可以作为横断面考察的刊物是代表性选刊，这里选择了《小说选刊》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期望通过对新年伊始两个选刊的点评获得一个对文坛总体情形的综合观察。

看《中国作家》

２０09年第1、2期

刘纯

《中国作家》杂志创刊于1985年，起初的定位为“以刊载中、长篇新作为主，而又兼及各种短小精悍的文学形式和题材的作品”，在其后的具体实践中逐渐演变为以小说创作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为刊物的两大支柱。2000年，在文学期刊整体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中国作家》逆流而上，由双月刊改为月刊，不但继续重视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刊载，小说方面也多选故事性和可读性较强的作品，希望倚仗市场机制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2005年，《中国作家》又由月刊改为上、下半月刊，分为“小说版”和“纪实版”，既是先前出刊原则的进一步明确和延续，也同时反映出刊物宗旨左右摇摆、无从取舍的尴尬事实。新年伊始，《中国作家》又将“小说版”调整为“文学版”，恢复“四大块”（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囊括的文学种类更为全面，办刊风格也更为朴素大气，与其说是为了吸引更多读者，不如说是向传统办刊模式回归。就小说方面而言，2009年的《中国作家》除基本上仍然忠实于先前的“好看”原则以外，大体上能够反映主流文坛一线作家的整体实力以及当下文学创作的基本水平。可以说，若要对当今中国的文学面貌与期刊状况有所了解和体察，《中国作家》当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个案或范例。

与其它刊物平行作比，新一年的《中国作家》作者阵容颇为可观，作品质量绝大多数也都在水平线之上，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总体上看值得期待。

第1期的头条是罗伟章的《吉利的愿望》（中篇），小说试图塑造吉利这样一个外勤内懒、非同寻常的懒汉形象。这个生活困窘的家伙表面上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可对待起别人的事情来却相当热心，甚至不请自到，如此强烈的反差背后是孤苦伶仃的吉利对亲人和家的向往与渴望。作者在表现吉利的自尊和骄傲时显得颇为得心应手，对于小说整体的把握也足够认真用力，只可惜吉利这个农民的行为逻辑有些悬空于土地，更像是书斋里想象出来的产物，称不上是新奇，反而稍嫌怪异；此外，不够纯净的叙述语言，也使小说的质量打了些许折扣。与之相比，林那北《沙漠的秘密》（中篇）的叙事要锐利精准得多。自视甚高、性格强硬的柳静人到中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家庭危机：无论是脾气秉性从小就跟自己不合的女儿锦衣，还是疑似有外遇的丈夫唐必仁，亦或是那个自己根本瞧不上眼的女儿的男友陈格，没有一个让柳静省心。小说语言从容流畅，对柳静的情绪和感受的捕捉非常到位，几场家庭冲突更是表现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这样贴心贴肺的描写实在难能可贵，那种中年女性无法挽回的人生失败感也就透过这些丝丝入扣的叙述自然而然地播散开来。可惜小说将对柳静这样一个典型形象的塑造置放在了一个落套的故事里，人物的鲜活与故事的做作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前者最终屈从于后者，小说的整体价值反而受限。如果林那北能够将焦点真正对准柳静这个人物，对准中年女性在面对当今社会时敏感多思而又无能为力的独特体验，那么小说所揭示出来的东西当比现在深刻复杂得多。比起《沙漠的秘密》来，阿袁的《汤梨的革命》（中篇）体贴不足，刻薄有余，整体上低了不止一个档次。也许作者对“好文章”的理解就像小说中写的那样：“无关主题处，可以洋洋洒洒，可以入木三分。但一到要紧的时候，反要用闲笔。这是四两拨千斤”。小说对于学院体制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员里的老姑娘的嘲弄的确洋洋洒洒，极尽尖酸、卖弄之能事，可到了该推动情节发展的时候却实在有些力不从心，最后草草几笔结尾了事；也许对于作者而言，故事讲得如何并不重要，只要那些莫名的憋屈都宣泄完了，这篇小说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吧。〔徐勇插话：其实这种设计情节的结构方法，倒显得同向来想象和叙述中的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相当吻合，他（她）们往往表现出思想多于行动，他（她）们喜欢胡思乱想，他（她）们又十分含蓄温婉，他（她）们很会调情，但就连调情也显得优雅而气力不足。小说最为要命的地方并不在结构或叙述上的软弱无力，而在于把知识分子的世界想象或简化为两性之间的调情和游戏，这似乎蕴含着嘲讽，但也显得狭窄。〕

如果说《汤梨的革命》在推动故事发展的时候只是绵软无力，那么尤凤伟的《隆冬》（短篇）对于小说关节点的处理则粗糙到荒唐。小说本来想表现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如何为生活所迫一步一步成为杀手，是一篇在心理描写上设置难度并且挑战难度的作品，可惜心理状态的递进需要有足够说服力的情节来推动，恰恰在这个吃功夫的地方作者找不到自圆其说的有效方式：导致树田毅然决然成为杀手的根本原因，竟然是村里人不答应他“看钱”的奇怪要求而伤了他的自尊；终于决定替雇主杀人的树田因为想不出如何毁尸灭迹而迁怒于雇主，然而当他突然起了杀雇主的念头之后却迅速将其付诸实践，难道杀雇主就不用毁尸灭迹了？到最后树田居然成功地逍遥法外，全靠作者那句轻描淡写的“那场漫天大雪掩埋了所有可助于破案的线索”，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的确“不说明警方的弱智无能”，却让小说在预期目标与实现效果的落差之下显得狼狈不堪。（徐勇插话：如果联系作者几乎同时发表的另一个短篇《门牙》，即会发现作者所关心和表现的还在于以底层农民矛盾复杂的内心搏斗过程来表现他们被剥夺和伤害的处境，这种处境使得他们往往铤而走险，也使得他们的行动往往显得没有合乎常理的逻辑可言。）何玉茹的《你为什么不高兴》（短篇）亦有此病，为了表现老龙的与众不同，竟然安排他情急之下替新郎抱起了新娘，突如其来而又莫名其妙；而在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主题先行下，滕肖澜《心魔》（中篇）的情节走向被作者锲而不舍地推向极端，小说最终沦落为一篇通俗故事，从开头到结尾无不跌在读者的意料之中。

此外，鲁敏的《伴宴》（短篇）无论是写民乐乐团在现今的尴尬处境还是女主人公的孤高气质都过于直白，少了些余味；（徐勇插话：小说《伴宴》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这种感觉部分来自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但很明显的是，小说模仿有余，而韵味不足，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及叙述和对民乐艺术神韵的表述之间并不能很好相互印证和协调，因而有互为分裂和拆台之嫌。）刘庆邦的《一块白云》（短篇）情感纯净，语言明快，却太过简单；孙春平的《娘家人》（中篇）写奶奶与舅爷之间的深厚亲情，叙述语言炉火纯青，题材虽然老旧，可那份真挚朴素的情感读来也能触动人心；（徐勇插话：叙述者虽然意在以兄妹两人大半个世纪的分离来铭刻或侧写时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但不论是其娘家人的历史还是自己的寻根历程，并不能为历史和现实之间提供一合乎逻辑的时空对话结构和富于想象的空间；简言之，寻根并非目的，一旦没有明确的现实诉求和想象的对话关系，任何寻根都只能成为一种个人的零碎记忆。）陈雁的《姑娘窝》（中篇）写没出嫁的女子结伴而睡的“姑娘窝”里小女孩的生命体验，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阴郁的诗意。

第2期首推头条陈希我的《母亲》（中篇）。小说一开头就让人触目惊心：身为人母的“我”要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母亲！原来“我”的母亲已经病入膏肓，正在医院接受无比痛苦的治疗，姐妹三人家境都不宽裕，为此要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是让母亲在痛苦之中苟延残喘，还是顺从母亲的意愿结束她的生命？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孝顺，又该如何正视我们的亲情？陈希我从生活中最普通、最平常的事情挖掘出最尖锐、最犀利的问题，他用坚实的思想力和密不透风的叙述将这些令人避犹不及的问题一下子摆上台面，作为读者我们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同小说里的人物一同面对。终于，姐妹三人达成一致，同意放弃治疗将母亲接回家，用氧气袋支撑着母亲走完生命里最后的时光。然而，老是不够用的氧气激发了母亲的求生本能，也让愧疚之情重新占据了姐妹三人的心。母亲最后回光返照的场景足以令所有读者心酸乃至落泪：当一家人终于抛弃过往恩怨亲密无间地团聚在一起的时候，也正是母亲即将离我们而去的时候，当姐妹三人抱成一团嚎啕大哭的时候，也正是所有读者扪心自问反躬自省的时候。《母亲》延续了陈希我一贯的写作风格，试图撕破生活中的伪装和假面，拆穿那些温情脉脉的想象和幻境，将我们忽略、无视甚至刻意规避的情境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宫睿哲插话：陈希我确实“试图”撕破生活中的伪装和假面，但并未达到“淋漓尽致”的程度。阅读时，情节的逐步推进着实撕扯着我的心，却总感觉隔着一层，作者似乎始终没有点到我的“死穴”。就像在一场狩猎中，被逼到角落的猎物只求痛快速死，而窝囊的猎人却不知如何给其以致命一击，于是双方只能在无所适从中僵持到小说结束。我想问题并不单纯源自作者稍嫌生涩的写作技术，还与他所瞄准的这个题材有关。也许他自己也没有力量与底气将这枚对人性与道德提出质疑的特级洋葱剥到最后一层，于是只能给读者一场抓心挠肝的煎熬，一种欲言还休的暧昧。但即便如此，在立场选择上，我还是毫不犹疑地站在推荐《母亲》的一方，只因为作者的勇气。在面对这种问题时，多数人选择将其自动屏蔽，但偏偏就是有陈希我这样的精神洁癖或曰强迫症患者要去触摸那片荆棘，要摆脱光明去黑暗中走那少有人走的路，于是，他的行为本身就触痛了正在或已经变得胆小与麻木的我们，让我们在疼痛中感受生命的存在。于我而言，这勇气就足以支撑起一部值得推荐的小说。）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篇小说的语言、细节和它呈现的情感状态一样过于粗粝，但技术上的缺陷并不足以完全抹杀陈希我在当代文坛的独特意义，因为，正是这样的文学才能够使我们鼓起勇气正视生活，正视自己，正视我们的内心深处。

杨少衡的《一瘸一拐》（中篇）和李铁的《带头微笑》（中篇），都以扎实老练的叙事功夫讲述了一个可读性强的故事。杨少衡对于官场小说已然驾轻就熟，《一瘸一拐》的起承转合被安排得错落有致，能力颇强但时运不济的余津老是不能更进一步，为了抓住最后的机会他不惜拖着伤脚一瘸一拐地在工地坚守岗位，可最终还是功亏一篑。山重水复之后自然该轮到柳暗花明，杨少衡一如既往地在小说结尾将先前铺垫好的包袱抖开，惜乎这个包袱的分量不够，不大压得住整个故事。李铁的《带头微笑》将生就一张苦瓜脸的陆万志错置在一个微笑企业里，种种企业管理制度的不合理处就从必须微笑和笑不出来的矛盾开始伴随着陆万志天真的思考次第铺开，人一爱思考，上帝就发笑，耿直自负而又与环境格格不入的陆万志当然必然失败，只是这样的人物形象过于似曾相识，小说并没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更新鲜的经验和思考，也就只能算是中规中距。与杨少衡和李铁把故事讲得风生水起不同，石舒清的长处在于从平凡中看出不平凡，在寻常人身上发现不寻常的事，本期的《淘书记》（中篇）亦是如此。小说不紧不慢地叙述银川形形色色摆旧书摊的人和事，表面风平浪静，内里山高水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存在。某种意义上说，阅读石舒清的小说就是阅读生活本身，石舒清呈现给我们的就是生活的本来面貌。小说不一定非得波澜壮阔，大起大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而余味深远同样是一种小说美学。也许在当今这个时代阅读石舒清这样的文字需要大量的耐心，可文学本来不就应该是平心静气的时候才能面对的么？

此外，王祥夫的《过中秋》（短篇）写中秋节一个农村家庭的小矛盾，生活气息颇浓，只是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情趣应该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非得津津乐道于床上那点儿事；付秀莹的《小米开花》（短篇）写青春期少女的情绪体验，略嫌龌龊之余也没写出什么新东西；张乐朋的《边区造》（短篇）写一个简单的锄奸故事，语言颇有乡土气息；狄青的《回乡记》（短篇）波澜不惊地讲述了一段出租司机假扮“小姐”男友陪其回乡的经历；（徐勇插话：其实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也就在于，在这种波澜不惊中细致而又曲折地刻画了一个出租司机的复杂而矛盾的内心过程，而正是这种复杂微妙的态度从反面见证或凸显了“小姐”这类社会边缘人群们辛酸而不被理解，小说其实是以实写司机的心里变化，来重建人们对这类人群的想象。）何大草的《天启皇帝和奶妈》（中篇）重述天启皇帝自降生到驾崩的陈年往事，无论是叙事套路还是阴冷颓靡的文字感觉都和它的叙写对象一样陈腐；（郭家琪插话：这类型故事反映出许多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隐疾。从表面上看来，这类新历史小说文字具备基本的品位和人文素养；从字里行间也琢磨得出，作者可能翻过古籍，查考过一些湮没或鲜为人知的轶闻掌故，但花大力气堆砌出来的故事，貌似精心雕琢，从根本上来看却是腐朽病态的，镶金嵌玉的外表下隐藏的只是破败棉絮。这类作品除了满足读者的某些猎奇心理以外，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学价值。这种邪门歪道的经营方式，也正是目前某些新历史小说家创作时应戒慎恐惧的方向。）张长的《双色球》（中篇）写贪官绞尽脑汁处理赃款的故事，小说情节过于离奇不说，结尾竟让贪官得志、罪犯逍遥！对于这种没有什么特别的先锋追求、仅仅是以常规的方式讲故事的小说而言，如何把握惩恶与扬恶之间的这条界线、保持社会价值观念上的“政治正确”，当是作家需要特别小心在意的问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协六部委一年多来联手开展名为“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的系列公益文化活动，发现和扶持了一批农民作家，《中国作家》特地设立“新农村专栏”加以配合，某种意义上说，“十七年”时期的基层作家培养体制在今天重又浮出海面。就1、2期“新农村专栏”刊发的作品而言，这两篇小说文字朴素，情感真挚，生活细节饱满生动，的确呈现出了与当今主流文坛大不相同的文学面貌；其中，70岁的农村妇女任俊娥的长篇《咱农村女人这辈子》由作协主席铁凝亲自推荐，官方话语对于传统体制的接续愿望和实践努力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实际的成效如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此外，《中国作家》的新年新气象还体现在评论栏目中，从批评阵容到评论文字都足以压得住阵脚，编者对刊物的苦心经营由此也可见一斑。无论是陈思和谈王安忆，还是汪政、晓华谈贾平凹，他们的评论文字无不渗透着浓郁的学理气息，稳健扎实而又从容大气，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确不愧为名家手笔。

《中国作家》2009年第1期推荐篇目：空缺

《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推荐篇目：陈希我《母亲》（中篇）

看《小说选刊》2009年第1、２期

徐勇

2009年第1期的《小说选刊》中，胡学文的中篇《像水一样柔软》（《芒种》，2008年第12期）相当不错。该小说叙述了一个叫罗盘的村民，因偶然的机会在自家屋顶看到隔壁邻居院里一幕不伦的男女恋情，遂不知不觉使自己陷入一个不能自拔的境地。男女侯夏与王丫之间极不协调的对比——侯夏近四十且离婚，而王丫则不过十八九岁，使得罗盘觉得必须告诉女方的父母，而这却导致女方最终和男方一起私奔。本来善意的告密却带来女方家的厄运，王小丫的母亲从此一病不起，一日重似一日，在这种情况下，罗盘从此开始了没有终结的代父寻女的旅程。这一切都导源于生活中偶然的一件小事，最终却导致两个家庭不可挽回的困境。这篇小说高明的地方就在主人公罗盘一次一次的返回和出走，正是在这返回和出走的结构中，不仅刻画了几个人物彼此不同的性格特征，也展现了广阔的斑驳陆离的社会现实和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

这篇小说的独特在于，其既有现实主义极细密的细节刻画，同时又带有现代主义式荒诞的逻辑和主题，生活的逻辑和适度的夸张在小说中十分奇怪地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推动主人公罗盘和王宝生的神秘的力量之所在，其在显示出脆弱的底层民众的象征性的宿命的同时，又富有日常生活的顽强的韧性，读来让人感到无所适从。在这点上，其与广西作家鬼子的小说有明显的不同之处，鬼子的小说一直关注底层民众的苦难，但似乎每一次无意中的打击都能导致主人公的死亡，而胡学文的这篇小说却能在这种走向困境的宿命中一步步发掘人物深刻而坚硬的内心以及广阔的现实，小说荒诞感十足，而又十分真实可信，既令人震撼又使人无奈，主人公的背后似乎始终潜藏着一股力量在无形中促使他一步步走向前方，而到最后竟变得只剩下逃离一途了。

其他如赵光鸣的中篇《帕米尔远山的雪》（《绿洲》，2008年第12期）和方晓的短篇《迷途》（《山西文学》，2008年第12期）都是采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叙述，这种视角叙述的优劣长短在这两篇小说中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前者如《帕米尔远山的雪》以一个外来工作组成员 “我”的视角，叙述到南疆帕米尔附近的前前后后的经历。小说叙述的用意十分明显，是想在这种叙述中呈现或表现出“现代化进程”之外“仅存的精神财富”（赵光鸣：《浮尘后面的南疆》），这种财富在小说中主要表现在清教徒式的吟游诗人苏里坦身上，但因为“我”的这些感受只能通过第三者铁来克的叙述呈现，因而一定意义上也就影响了对苏里坦及其内心正面的表现，因而给人的感觉也如那“帕米尔远山的雪”一样，始终若隐若现遥不可及。而后者《迷途》在表现一个令人震撼的惯于欺骗和嗜赌如命之人的形象上，显示出了很大的潜力，但其对叙述时间的刻意凸显和穿插使用却使得小说显得比较零乱，让人有摸不着头绪的感觉。

另外两部中篇《青云衣》（叶梅，《文学界》，2008年第12期）和《日子的味道》（王佩飞，《清明》，2008年第6期），都是写的一家几代的故事。两篇小说虽说以时间的流逝作为贯穿的线索，但却采取明显回避历史和时代变革的做法，前者略带传奇和诡异色彩，而后者虽然在叙述上存在于毫无节制和粗线条之间的把握不定，但其对琐碎而温馨生活的叙述和对苦难的略带感伤的理解态度，又使得小说不无令人心动的地方。而王芸的短篇《与孔雀说话》（《长江文艺》，2008年第12期），虽然也表现了老人之孤寂的真实心态，但无论从其构思——以人与动物的亲近来表反衬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还是动机上——存在为贪污腐化者开脱的嫌疑——都不能不让人遗憾。此外如作者谈歌，似乎有写不完的奇人轶事和历史感伤，同样在这个短篇《紫砚》（《啄木鸟》，2009年第1期）中也不例外。

而2009年第2期《小说选刊》中，杨守知的中篇《坚固的河堤》（《长城》，2009年第1期）值得一读。小说描写了一个乡镇干部为了乡民能重新喝上纯净水，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及人生生命的故事。在情节设置和矛盾安排上，小说叙事围绕如何泄洪这一十分紧迫的问题展开，其对不同官场人物的描绘也因这特定的时空而被不断强化，情和理，现实和历史，内心诉求和现实考虑，等等问题都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冲击着人物的内心，让主人公不得不做出抉择，是为了广大人民的财产、生命安全和长治久安，还是了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在这两种不同的选择中，田得水和何生这两个带有象征性的形象——其象征性也在两个人物的姓名中得到体现——得到了鲜明的刻画。相比而言，反面人物何生的形象比田得水的形象要塑造得丰满而具有多面性，此外，小说也存在叙述上的缓慢滞涨及人物对话的非个性化等缺点，但其能在最后才真正揭开从开始以来就设置的若隐若现的谜团，小说叙述至此才让人恍然大悟，这多少也让沉闷的叙述增添了阅读的快慰。

其他如陈旭红的中篇《白莲浦》（《芳草》，2009年第1期）写的现时代一个桃花源式的故事，一个由非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其成员之间和谐而有温情地生活在“白莲浦”这个带有象征寓意的地方，这让久居现代都市的人多少有点神往；而李辉的中篇《我想回家》（《文学界》，2009年第1期）则写出了一个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老太爷想回家的故事，小说叙述通过一个外来者的眼光审视着城里的形形色色，也让这个外来者欲罢不能，进退失据，小说显然弥漫着批判的味道。此外如迟子建的短篇《解冻》（《作家》，2009年第1期）虽然写得含蓄委婉但那种老旧的故事多少有点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

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9年第1、2期

徐勇

在这两期《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徐则臣的中篇《长途》（《长城》，2009年第1期）最有意思。小说写了一个在读研究生暑假回家和叔叔一起跑长途的故事，故事情节看似简单，但戏中戏式的结构，使得小说读来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这是一个典型的“叔叔的故事”的写法。在旁人眼里，叔叔总是那么的奇怪，与常人不同，十年前水路生意不错的时候，他选择了陆路；而如今水饭难吃了，叔叔却又回到了水路。这种突转让人摸不着头脑，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了叔叔真实而略有神秘的生活。小说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虽然叙述的是一次实际中的水路长途，但穿插着叔叔讲述中的曾经的陆路经历，现实的故事可能是平淡无奇，但过去的种种却充满了惊险刺激；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和过去之间的穿梭及对比使得叔叔的突转渐渐明晰起来，原来叔叔从惊险刺激的陆路长途到选择枯燥平淡的水路的转变，源自一种深深隐藏于心中的赎罪和自我救赎的愿望，他也渐渐从这种看似平淡的生活中悟出了某种人生的道理，叔叔其实是真正走向了成熟。

小说虽然是写第一人称的“我”在给叔叔拍摄DV视频，“我”始终是观察者，但由于“我”与叔叔之间的亲密关系，作为观察者“我”应保持的距离常常于无形中消弭，“我”融入其中不知不觉间被“叔叔的故事”所感染。在小说中“我”虽然始终是作为拍摄者出现，但镜头之外的“我”并非没有情感的存在，正是在拍摄叔叔及叔叔讲述的故事中，“我”此前存在的想法和观念也在渐渐改变。可以说，这既是“叔叔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我”作为叔叔的崇拜者在“叔叔的故事”中同样经历着一次人生的感悟和升华。看与被看的对立转化在这里既是小说的结构原则，也是小说主题得以呈现的依凭；而戏中戏式的设计，更使得不同的时空被凝固到一个特定的节点，人生的况味都在这种缓慢中一一呈现，其所承载着的深重的个人历史，在抖落的同时也变得多姿多彩起来。

其他如满族作家叶广苓的《大登殿》（《民族文学》，2009年第1期），虽然也是以第一人称叙述，但这里“我”的母亲的故事是以一种回溯的方式进行，与现实中当下的晚辈——“我”的儿子和姐姐的孙女的故事恰成对比，母亲的注重气节与晚辈的实利主义之间的鲜明对照，使得小说自始至终弥漫了挥之不去的感伤和对家族道德及传统的留恋，小说写得旖旎多姿但也顾盼多“情”，其间种种都在这感伤和无奈之中纤毫毕露尽显无遗。而至于杜光辉的《陈皮理气》（《时代文学》，2008年第11期）则不啻创造了一个老中医的现代神话，其不仅要救治个人的疾患，还要给社会时代开出疗救的药方，象征意味十分浓厚。

（责编：吴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