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鲁渤

一

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故事有多种读本，这里只说风雨茅庐。位于杭州城东场官弄的这座青砖小楼，系郁王二人移家杭州后所建，以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它的存在完全可以留住一个时代及其文学的缩影，留住一个世界性作家和一座城市的血脉。但是现在的风雨茅庐，却还只是一处闲置的空宅，早已修复如昔的院落无人问津、门可罗雀。

过去的场官弄从大学路拐进去，大概一直可以走到贴沙河边，现在它只剩下了短短的一截。风雨茅庐的所在距弄口不远，一边是老浙江图书馆的围墙，一边是居民楼。从大学路经过这里，是看不见风雨茅庐的，需往里走，到头后再稍稍右拐。到头当然也已经不再是贴沙河边，有一扇木门和连着风雨茅庐的墙，将行人拦住了。于是只能右拐，就先看到了风雨茅庐的正门，门总是关着，门外立了块“郁达夫故居”的石碑。再往里走，就进入居民小区了。

我有一次路过这里，从那扇木门的缝隙往里看，发现是很大的一块空地，闲花野草、碎石瓦砾，不知是在等待派什么用场。1933年暮春，郁达夫举家定居杭州，在“城东大学路”租赁了一栋旧房，现在的这块空地，也许就是那栋房子的旧址。有趣的是，当年的王映霞从她房中一张梳头桌的窗口望出去，也是一块空地，触动了她想在杭州造屋的念头：

据她（王映霞）自己说，她很喜欢这块地皮，它是长方形的整整一块，四面围墙俱全，里面只有三四间坍败的废庵。地面很平整，只要把庵基拆掉，立刻可以造房的。她又说她自从搬到场官弄后，……每天晨起梳头时，老是望着这块地皮发呆，就想有朝一日能把这块地皮买进，造一排小巧玲珑的五开间平房，前后左右空地上种些花草树木，在花园一角，再替达夫造三间书房，动工时，自己设计，自己监工，多么快乐啊！

——（马来西亚）温梓川《郁达夫别传》

对大学路的这处寓所，郁达夫也算是满意的，以为“因朋友之介，偶尔在杭城东隅租着一所适当的闲房”很不容易，虽然“也张罗拢了二三百块洋钱”，但居地的近旁连着图书馆和军装局，心想“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到底还能聊以自慰。

不过郁达夫对杭州这个家的描述，和王映霞不太一样：“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也就是说，那只是几间平房，没有楼上的房间，他所看到的也不是什么可供买卖的地皮，却是“三面的土山”，偏僻、冷清，在此购地建房的念头，他当时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迁居杭州的上一年秋天，郁达夫曾携映霞来杭住过一段日子，读书写作，调养沉疴，《迟桂花》、《碧浪湖的秋夜》等小说，就是这期间的作品。那时候郁达夫没有住在金刚寺巷的王家，而是寄居湖畔的一栋水明楼里。郁达夫婚前就在王家住过，这次夫妻一起来，倒分开住了，一方面可能他是来养病的，湖边的环境好些，也免受外界干扰；而另一方面，恐怕也如《郁达夫年谱》所称，还在于他那个时期“和王映霞纠纷不断”，两人多少有些貌合神离了。

有郁达夫传记说，正是这次的客杭之旅，成了他后来移家湖上的序幕，这是有些牵强附会的。也许是看到郁在那期间又是写小说，又是环游南高峰，又是在奎元馆里吃面赋诗，兴头甚高，便以为其性情与杭城之气味相通，乐居此地，因而促成了翌年的举家搬迁。

但在我看来，1932年秋天的这次出行，很可能只是郁王二人为弥合婚姻裂隙的一种努力。虽然“纠纷不断”，但其时郁达夫对王的称谓，仍还是“我最亲爱、最尊敬的映霞”；王映霞自认为她对达夫的要求，也只是一个女人对丈夫的基本心愿。两人来杭暂住，就像郁达夫给了王映霞一个省亲的机会，王映霞则暂时顾全了郁达夫的面子。作为这次努力的延续，半年之后的1933年暮春，他们把家搬到了杭州。对王映霞来说，或许是如愿以偿，至于郁达夫，却实在是心存无奈的，就像他在《移家琐记》中所言：“一种没落的感觉，一种不能再在大都会里插足的哀思，竟渐渐地渐渐地溶浸了我的全身。”

二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多讨厌当时西湖的恶俗，徐志摩干脆就写过一篇《丑西湖》。郁达夫对杭州也不见得有好感，以为杭州人的特性，就是“意志的薄弱，议论的纷纭；外强中干，喜撑场面；小事机警，大事糊涂；以文雅自夸，以清高自命；只解欢娱，不知振作等等”。话虽这么说，但他对杭州女人王映霞的追求却几近疯狂，几乎到了要死要活的地步，从认识到订婚到结婚，仅一年时间，可谓神速。

婚礼是在上海举行的，寓所也选定在了法租界的赫德路嘉禾里，但和郁达夫结婚后的王映霞，想必一直都是想要回杭州的。在上海的那几年，他们过得不算太平，王映霞的感觉，应是烦恼多于快乐。除去生儿育女，悉心看护大病一场的郁达夫，她自己并没有其他事做，也没有亲近的朋友，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像也无处走动。而郁达夫则不乏喝酒聊天的朋友，时常带醉而归，有时候和王映霞拌几句嘴，他扭头就走，一走便是好几天，也不知去了哪里。

尽管在当时公众的眼里，对郁王二人的出双入对，颇为称道，却无非只是圆了个才子佳人的话题而已。王映霞显然不喜欢、也融入不了郁达夫的圈子，因此无论客观上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在杭州土生土长的王映霞想回去，总归是个不容忽略的主观因素，毕竟她母亲、外公都在杭州，还有亲戚朋友，尤其是昔日杭州女中的同学，她们曾到上海去看望过王映霞。

据温梓川《郁达夫别传》说，那天是旧历的二月初八，上海大雪。得知同学来了，王映霞踏雪前往三马路的惠中旅馆。达夫听说后，也随后赶了去。大家一起吃了晚饭，王映霞要留下作竟夕谈，郁达夫说他回去照顾孩子，先走了。实际上却是跑去喝酒，半夜才回，随即往箱子里收拾东西。女佣问他做什么，郁说少奶奶在旅馆有了别人，我要走了！然后叫来一辆黄包车，果真就顾自走了。

郁达夫去了哪里？王映霞不知道，朋友们也都不知道。但是隔三岔五，却会有一封信，从门缝里塞进来。温梓川说信是郁达夫自己送来的，他也并没有离开上海，是住到了五马路的一家小旅馆里，写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写完了之后才回到嘉禾里的家。

这个看似闹着玩的小把戏，倒是很能体现郁达夫随心所欲的个性，但推测他所以会这么做的原因，却绕不开一点，就是“逃避”。逃避什么呢？逃避王映霞想要迁居杭州的絮叨。王映霞也许不是个爱絮叨的女人，却小有心计，尤其图虚荣、好享受。《郁达夫年谱》说，郁达夫“与王映霞纠纷不断”的结果，是“经调解，将部分著作权版权及收益赠予王氏”。这是1932年初，王映霞去惠中旅馆和同学聚谈前不久，她是否对同学们谈到这些，不得而知，但同学们对这位曾经的“杭州小姐”羡艳恭维，那是可以想见的，这不免会让王映霞在追忆过去美好时光的同时，更急切地期望重返杭州，进而很可能对在场的郁达夫絮叨不已，以致引起郁的懊恼，回家后索性一走了之。

雪夜离家的郁达夫，如果真是去了五马路的旅馆里写小说，倒也有趣。《她是一个弱女子》这篇小说，早在1927年就打算写了，那年一月十日，郁达夫初遇王映霞的前四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未成的小说，在这几月内要做成的，有三篇：一，《蜃楼》；二，《她是一个弱女子》；三，《春潮》。”但是在小说篇末所注明的完稿时间，却是“一九三二年三月”。郁达夫在《后叙》中说是“辗转流离，终于没有工夫把它写出”，又说“这一回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来侵，我于逃难之余，倒得了十日的空闲”。孰料这“十日的空闲”，竟是得之于躲避王映霞而出走的“雪夜谜踪”。

认识王映霞前四天写下的题目，到“与王映霞纠纷不断”之际才写成，历时整整五年，不知道在上海五马路小旅馆的房间里，郁达夫在写作之余，是否感慨良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依旧惦念着王映霞，怕她着急，所以才会隔三岔五地偷偷往家里的门缝塞一封信，表明自己并非是不要这个家了。更重要的是他把这部小说交给上海湖风书局出版时，还在《她是一个弱女子》的篇名下，加了一行字：谨以此书，献给我最亲爱、最尊敬的映霞。

书是四月下旬出版的，刚一面世，即遭查封，郁达夫也被当局盯住了。这对王映霞来说，无疑更多了一条不想留居上海的理由，杭州的秋天最好，她主张先去住一些日子，于是夏天过后，两人相偕客杭。郁达夫只当是去避祸养病，期间游山水、访寺庙、写小说，杭州的好处，自然也看在眼里：“鱼米较廉，借债亦易，屋租尤其便宜”。这不能说对他后来答应王映霞移家杭州毫无关系，但就其内心而言，是并没有这个主观愿望的。

我们不妨把1932年看做是郁达夫举家迁杭的迷失之年，从一月以“部分著作权版权及收益”相赠来平息和王映霞的“纠纷不断”，到三月“逃避”王映霞意欲安家杭州的絮叨，再到九月的客杭之行，及至顺从王映霞的搬迁主张，他基本上是在一步步地放弃自己，前提当然只有一个：为了王映霞。

我以前写过一则短文，谓之《旧时的杭州女人》，说郁达夫与王映霞相好的时候，他所在的创造社的一些同仁如叶灵凤者，是颇不以为然的。在叶看来，王映霞只是个“横梳S髻，穿平底软缎鞋”的旧式女子，不如差不多时期的那些南京女子，剪了头发，观念开放，人称“二道毛”，有新童谣流行曰：“二道毛，笑嘻嘻，三言两语成夫妻”。其实王身上的都市习气也很浓，只是褪不去杭州女人普遍的小家子气，总觉得哪里都没有杭州好，喜欢支配男人，郁达夫浪漫自由的天性，原本与之相悖，但爱情一来，就另当别说了。

郁达夫是个感情丰沛的人，对王映霞，尤其挚爱有加。王一度红杏出墙，且离家出走，郁伤心之余，决计远走南洋，行前，王与新欢闹翻，回到郁身边求其宽恕，带她同行，郁念及旧情，遂收覆水，那是1938年底的事。在那种时刻尚能如此，六年前的1932年，他一再地放弃自己顺从王映霞，就不足为奇了。王的居杭之想，终得如愿以偿。

三

鲁迅写过一首很出名的诗，叫做《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从题目看，指向是很明确的，但通常所见的手迹影印件是一张条幅，既没有标题，也没有鲁迅的落款。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在什么情况下写的，郁达夫自己好像不曾谈及，倒是王映霞在其《忆郁达夫和鲁迅的交往》中，有过一段记载：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郁达夫和我一起去看鲁迅时，我对鲁迅说：“大先生，我们搬到杭州半年多了，你应该送一样东西给我，留作纪念，最好是你自己的作品。”说完，我就拿出四张事先带来的虎皮笺交给鲁迅。当然我知道鲁迅是会答应我们的请求的，但我怕他忙，一时给忘了，所以特地把纸笺带去，放在鲁迅处，比较保险。果然，鲁迅第二天就写了上面提到的那首诗。

王映霞“特地带了纸笺”去见鲁迅，显然是为索要大先生的墨迹，但说“鲁迅第二天就写了上面提到的那首诗”，倒未见得，因为在《鲁迅日记》中，虽有相应的记载，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映霞及达夫来”，可是第二天，也就是三十日的那段文字，却是：“午后为映霞书四幅一律云：‘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台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可见鲁迅那天写的，只是条幅，是给王映霞的书法，其时郁达夫移家杭州已大半年了，这时候再写诗劝阻，就成了马后炮，所以王映霞又说了，“当时写给我们时，并无标题，鲁迅直到一九三四年编《集外集》时，才加上《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这个题目”。

王的这个说法还是不对。这首诗的题目，非鲁迅自己所加，而是一个叫高疆的人在1934年七月的《人间世》发表《今人诗话》时取的，后来鲁迅编《集外集》时，予以认可了。鲁迅不喜欢杭州，这是不争的事实，想来在郁达夫向他告知移家打算之初，大先生已经写了这首诗，或者已经酝酿了这首诗，及至郁达夫为了王映霞而未听劝阻，又恰好是王映霞事后来求字，鲁迅索性就把它写成了条幅送给王，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鲁迅写给王映霞的条幅，后来是郁达夫取回的。不知其时他是否和鲁迅说过在杭州的生活。初到杭州，王映霞自然很兴奋，而郁达夫的感觉，却是“新居落寞，第一晚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总睡不着觉”，只好拿出一本《两地书》，“从半夜读到天明”。虽说换个新地方睡不稳妥是常有的事，可是比起上一年客居杭州时的“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这一回的定居，先前的“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是已然不再了。郁达夫把鲁迅的诗幅挂在厅堂，自己另题了一幅对子，悬之左右，是谓：两口居碧水清山，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野皆青燐白骨，人何寥落鬼何多。

虽说是戏笔自嘲，倒也不是没来由的信口开河。

对于1933年的杭州来说，郁达夫的落户，肯定是一件大事，于官僚商贾的附庸风雅，新闻媒体的捕风捉影，都有着一哄而起的推动，何况王映霞又是杭州出名的美人，她和郁达夫的情史经《日记九种》的张扬，几成恋爱经典，在坊间已是广为人知，所以王映霞说，“原来我们打算在杭州悄悄住下，除了个别亲戚朋友，不让外界知道”，根本是不可能的。

最先找上门来的是黄萍荪，杭州《东南日报》的记者，说是要写一篇郁达夫的专访。因该报主笔胡健中是郁在安徽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他不便推托，就接受了黄的采访，文章登出后，无疑给郁达夫移家杭州做了一个广告。

既然做了广告，就会产生效应。说那时候郁达夫的场官弄宅第门庭若市，未免夸张，但郁达夫因此广受邀约，时常出没于酒宴饭局，却是事实。王映霞自然也是偕同前往的，王说，“自从一九三三年春天我家从上海迁到杭州以后，为了应付环境，我们平时所交往的人，几乎各党各派都有”。王还因此牵出了后来在她和郁达夫之间横生风波的浙江省教育厅许厅长，“张三请客有他们夫妇，李四请客自然也少不了他们夫妇”。

在这样的场面，能想象得到，对王映霞美貌的恭维，总归是个主要话题，当然也会捎带论及郁达夫的才华，王映霞想必很受用，而郁达夫回应友人说他“与官场中人周旋，冠盖中少生人气”的调侃时，则常常苦笑道，“老实说，我也不过是跟他们鬼混罢了”。在杭州，他是不指望交上什么朋友的。

但是和郁达夫关系密切的还是有，譬如周象贤，时任杭州市市长。据说建造风雨茅庐时的两扇铁门和院中一些花木，就是周送的；1938年郁达夫和王映霞于离乱中重聚，在武汉立过一纸字据，“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字据后以“见证友人”署名的，即为周象贤和胡健中。郁达夫移家后，在杭州居住的时间并不多，所交往的三教九流中，作为政府官员的周象贤，应属贤达。其人早年曾与宋子文、胡适等人一起赴美留学，回国后任教北京大学，为国民政府所聘之水利专家，在1928年至1937年间，三度出任过杭州市长，颇多建树。杭州的柏油马路，就是在他任期内开建的；岳坟至灵隐的林阴道，也是他所拓展。郁达夫居杭期间，正值周的第二任期，据说他还亲自兼了杭州自来水厂厂长。这样的一个关心民生的市长与郁达夫结交，自然不能说是附庸风雅，故而郁达夫在周卸任后，也是依然视其为友人的。

按照王映霞的说法，“我们从上海迁居到杭州之后，他（指郁达夫）是一直想造房子的”，好像家搬来了，郁达夫打算自此就终老杭州了。其实郁达夫不是个生性安分的人，刚来杭州就准备建宅子，想来不太可能，尽管他自己确是说了的，“自家想有一所房子的心愿，已经起了好几年了，……去年春季，写了一篇短短的应景的不希望有什么结果的文章，说自己只想有一所小小的住宅”，但是说这些话的文章《记风雨茅庐》是写于1936年，其时房子已建成，无非事后说说罢了；而其中提到的“去年春季”那篇文章，他也认为只是“短短的应景的不希望有什么结果的”，王映霞每天晨起梳头，盘算着要买进废庵的地皮建房，自然会在郁达夫面前说来说去，从时间上看，应该也是拗不过王映霞迫切想要建房才写的，“妇唱夫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