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琦

北京是徐则臣小说中特别显眼的地理空间。当然，都市已经成为当下小说非常重要的场景。然而，北京在徐则臣的小说中并不仅仅是场景，而是书写对象，确切地说，这个书写对象并非北京而是北京的“局部”。选择城市的哪一部分，这涉及生命感觉的问题。同样，选择表达哪一些人也同样涉及生命感觉的问题。简单地说，徐则臣的北京故事（《啊，北京》、《假证制造者》、《西夏》、《我们在北京相遇》、《把脸拉下》、《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等），几乎总是关于生存在北京边缘的边缘群体（如假证制造者）的故事。那么，如何书写这双重的边缘，如何处理“他们”与“我们”，则属于叙事伦理的范畴。即通过对主题的探究，对“怎样进行叙事”和“为何如此叙事”的探究，可以见出作家的文化选择、道德哲学与审美追求。

地理空间：北京的“局部”

当被置放到一个更大的参照系中，徐则臣笔下的北京是中心，而外省是边缘。在传说和想象中，北京有大把的机会和金钱以及其他种种难以言说的魅力。所以，故事的主人公纷纷从苏北、湖北、山东以及其他各个地方涌来。如果仅止于此，那么故事中的北京就是囫囵的、不分化的，但恰恰相反，徐则臣的北京并非一个同质的空间，而是像这个城市的布局一样，有着中心与边缘，是一圈圈漾出去的，就像现实中北京的环路那样。城市的中心基本上是隐身不见、拒绝窥探的，在诸多新闻、传说、想象中总是处于焦点的高档写字楼、顶级商场、豪华酒店以及时尚人士追逐的场所（酒吧、四合院群、老巷等），这些被定位为优雅或豪奢或暧昧的空间在徐则臣的小说中几乎从不出现。成为故事背景的总是城市的外圈：海淀的高校周边、中关村、蓝旗营，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车站、小饭馆和过街天桥、地下通道。这个区域恰恰是异乡人（外来者）聚居的北京，这里活跃着四面八方涌来的学生、考研大军、假证制造者、盗版碟贩卖者、假古董销售者、为一份薪水和房子行色匆匆混生活的人，以及一些来历不明又突然被抛出原有轨道的人。他们站在城市的门槛向门内眺望。这个城市的空间和人口都在不断膨胀，然而他们总是在门槛外。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外来者生活的地方似乎是这个城市的飞地，他们把城市割出了小小的一块，尽管这是人们常常忽略的一块。他们的职业、口音和在北京的暂时居住地以及那个遥远的故乡都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共同标签，异己的标签。同时，就像离中心过远的地方承受着过大的离心力一样，他们随时可以被甩出轨道。原因可以有很多，没有暂住证、从事非法交易被捕、考研失败、远在家乡的亲人需要自己照顾、在大城市中日渐心灰意冷，这些都可能使得他们被抛出城市的外圈。毕竟，他们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极其脆弱。

徐则臣的小说有街头影片的感觉，确切地说，是关于边缘人物的街头影片与青春叙事的某种混合。强化了动作和速度，淡化了色彩和细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烟尘”、“黯淡”等词语，隐隐渗透着在劫难逃的不安。街头有平淡重复的一面，也有戏剧性的一面。徐则臣的小说貌似冷静地揭开了街头的一幕幕剧情：观察、猜测、试探、讨价还价、冒险、暴力、欺骗、背叛、当然也有美好的邂逅、庸常却熨帖的温情。

沙尘暴、傍晚时分拥挤的车辆和失去耐心的人们、足以让人迷路的庞大，这些使得小说中的北京不可避免地显得既冷漠又粗砺。而校园周边的小饭馆就算得上是主人公们生活中的亮点了。徐则臣的多篇小说都写到校园周边饭馆的水煮鱼、简易火锅或麻辣烫，而《天上人间》中还设置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情节：表弟陈子午参与了假证贩子们之间的一场群殴，亲眼目睹了血腥之后精神和胃口都已严重衰颓，是麻辣帮助他恢复了食欲。陈子午目睹暴力和血腥之后从不能吃辣变得嗜麻辣，这一重变化是和他身上的其他变化相一致的：脸上的干净清爽之气消失，皮肤变厚变粗糙，即使安静的时候脸上也会出现阴影和线条；常听的音乐也转向摇滚或刚猛的风格；总之，他一洗过去的怯缩，天性中的野性迸发出来，有了明显的江湖气。江湖气，这也恰恰是小说中的水煮鱼和麻辣烫传递出的味道，快意、挥洒，不讲究精致而追求浓烈。尤为重要的是，食物也有等级和身份标签，而小饭馆中的水煮鱼、简易火锅与街边的麻辣烫无论在价格上还是在就餐礼仪上几乎都没有任何门槛，它显得友好、亲切、平等。这种大众化的食物营造出一种生活的热闹红火景象，尽管是暂时的，却几乎是小说中的外来者们唯一可以介入的。

那些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中心的人士并不出现在小说中。其中也出现了一部分北京人，但他们也并非这个城市的成功人士，并未占据这个城市的中心位置，他们和“我们”（漂在北京的外来者）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拥有一个北京户口，这是他们和北京牢固关系的凭证。无论是《啊，北京》、《我们在北京相遇》中的沈丹还是《天上人间》中的闻敬，他们都是这个城市中的普通人，一个是超市的收银员，一个是疗养宾馆的服务员。虽然生长在北京，但是这样的辉煌豪华也并未向他们展现，那些“局部”也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外，存在于他们的身体之外。所以，北京在徐则臣的小说中是有着很明确的分隔，在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栅栏的分割之下北京分裂为复数形态，成为众多的北京的“局部”。也就是说，北京在此从来不单是一个地理空间，它同时是一个社会空间。

所以，徐则臣小说中的人物总是被这样的忧伤抓住：“心里空荡荡的感觉让我难受。那是两只手伸出去，什么都抓不到的空落。……所有的繁华近在眼前，但是距我却极其遥远。我不知道这些繁华具体都是什么？”（《天上人间》）

在边缘游荡：假证制造者

假证制造者（确切地说多为假证贩卖者）常出现在徐则臣小说中的北京。他们是边红旗（《啊，北京》、《我们在北京相遇》）、敦煌和保定（《跑步穿过中关村》、姑夫和路玉离《伪证制造者》）、周子平和表弟陈子午（《天上人间》），与他们身份相类似的还有销售假古董的（《把脸拉下》中的魏千万）、推销盗版碟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旷山和夏小容）等。这类人物尚未如此集中地出现在小说中并成为主角，尽管他们的痕迹遍布城市。在徐则臣的小说中，这个群体有自己的圈子、渠道和游戏规则，他们的生活和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传递出一种与城市格格不入的江湖气，他们属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地下社会，但又顽强地试图嵌入主流社会之中。或者说，他们是这个世界的“阴影”，他们和主流社会之间保持着或近或远的距离。正如在《天上人间》中，卖假证的表兄弟俩喝着啤酒吃着麻辣烫，“我们慢悠悠地吃喝。生活挺好。尤其看见所有人都沉浸在烟火中，那种贴心都让我有点感动了。和别人一样，此刻我和子午也生活在繁华的生活里。在其他时间里，我们刻意地接近或躲着大家，那是有预谋的，和你一样，我们也想从这个世界里得到一点东西。我们一直在某个小小的角落潜伏着，即使淹没在人群里，内心里也知道自己十分醒目，就像一枚枚企图楔入正常生活的生锈的钉子”。

这类小说其实一直有一个悬念：假证制造者的结局，也就是他们的职业生涯何时、如何中断。悬念一直存在，当它最终降临时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到来的方式和时机却是令人心酸。比如《天上人间》，比如《跑步穿过中关村》，比如《假证制造者》，总是在卑微生活出现些许亮光、粗砺生活呈现些许柔软时被粗暴地打断，仿佛这就是强大的命运。

命运感还来自诸篇小说情节设置上的重复：姑夫因制售假证件而入狱三年，重获自由之后无奈重操旧业并再度被捕（《伪证制造者》）；敦煌因销售假证件被关押三个月，重获自由之后迫于生计开始卖盗版碟并再度被捕（《跑步穿过中关村》）；边红旗因卖假证件被关押，是妻子筹钱将他赎了出来（《啊，北京》）；为了妻儿和房子，魏千万在北京卖假古董，在北京有固定工作的文化人“我”也为了妻女和房子而成为他的同谋，最终，魏千万被抓，“我”却安然无恙，开始想法筹钱营救魏千万（《把脸拉下》）。

偶尔，命运也会暂时以另一种面目出现。比如，陈子午曾经语气冷静地许下如下宏愿：“大胆大胆再大胆，赚钱赚钱再赚钱。等我赚够了钱，就娶个北京老婆，在北京安家。我干别的营生去，开公司，做老板。”他的计划还包括开旅馆，供第一次来北京的穷人免费吃住。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逐渐改掉了原来懒散的生活习惯，整个人也越来越朝着强硬的方向转变。命运似乎也给了他足够的回报：果真找到了一个北京女孩共同生活。但就在他们约定去民政局登记结婚的当天，子午临时去处理生意上的一件事，他决定这将是自己最后的一笔假证生意，结束之后将开始崭新的生活，然而，他的生命戛然而止。奇迹从未出现，他们毫无悬念地落到命运陈腐的窠臼之中。

所以，徐则臣讲述的也并非进入巴黎的拉斯蒂涅们的故事。唯一与拉斯蒂涅有几分相像的便是上文所分析的陈子午。他将费尽周折办到的暂住证狠狠踩在脚下发泄愤怒与委屈，他将女友父母的反对统统归因于自己没钱，他自认已经看透了这个时代的各种冠冕堂皇的说辞，他违背行规多次敲诈自己曾经的客户以便快速地敛聚钱财，等等，这是一个被时代的空气搅得躁动不安的灵魂。但即便是子午，小说也不断写到他对那有尊严而又安稳的生活的期待，不止一次地写到他的软弱与怯缩。而且，在假证贩子这个行当里，子午是个违反职业道德的异数，更多的假证贩子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他们微如草芥，没有想过要征服北京，只是希求能稍稍改善自己困窘的处境，分享些许北京的繁华。

他们不像拉斯蒂涅，倒是与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街头的波希米亚人有些相似。他们在街头游荡，针对街道上的行人展开想象：他们是谁，他们的职业和生活，他们来自哪里，他们可能是自己的顾客吗，游荡的假证贩子在观看和想象中也为自己定位——确定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明确自己在人群中的地位，调整自己的生活愿望。“他们从别人身上看到的东西越多——他们越是参与到那个扩展了的‘眼睛家族中去——他们对自己的设想就越丰富。”①

贩卖假证在小说里并不带有道德污点或缺陷，它仅仅是一种职业，确切地说，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所不同的是这份职业不具有合法性。这种职业是一条线，将假证贩子和这个城市里的各色人群牵连起来：官员、虚荣的少女、警察、靠假文凭而趾高气扬的经理，似乎把这个城市的里子给翻了出来。所谓的社会正义在这里模糊起来：比起依靠假文凭获得官位、高薪的操持合法职业的人来说，假证贩子们的不正当获利实在微不足道，到底有没有追究他们的罪？而且，假证贩子的“假”与“罪”是摆在面上、一望而知的，那些靠假证获利的操持合法职业的人的“假”却被遮盖起来，显得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到底谁的“罪”更重一些，对社会规则的破坏更严重一些呢？对于“罪”，谁有资格来“罚”？

叙事伦理与生命感觉

“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叙事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②

尽管有着一种苦涩的戏剧性，徐则臣的小说总体上传达出的却是一种平铺直叙的写实味道。阅读这类作品，很容易与现实、与作者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这是徐则臣北京小说的基础。的确，太多人（包括为数庞大的知识人或者说现代书生）都曾经经历或正在经历漂在北京的生活，即使他们获得了一张户口成为新北京人，但是对于他们中的多数而言，北京依然是一个异己的存在。就像作者在《我们在北京相遇》的创作谈《这里是哪里》中所言：“我清楚谋生的难处，我也哀民生之多艰，但我更深重的感受是，尤其是从一辆车换到另一辆车时，常觉得自己是飘荡在北京的街道上，穿行在北京的半空里，落不了地。脚落不了的地，心也落不了。……北京在我们的身体之外。”作者的此种感觉贯注在其笔下的北京故事中，使读者很容易体会到其现实味道，包括现实中的烟火、油汗、尘垢，以及为数众多却又微如草芥的一群异乡人的诸种尴尬。难得的是，在徐则臣这里，“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作者并没有抱持某种优越感来居高临下地打量另一个世界，并没有把作者自己和那个边缘人的世界区隔开来。他不是俯视，而是介入、平视，满怀理解和悲伤。这便是他的北京故事呈现出来的叙事伦理。

近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存在着不同的姿态，比如晓航，他的《师兄的透镜》、《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努力忘记的日落时分》等小说是一段段依靠智性完成的轻松旅程。还有很多小说既无关智慧也无关生命中的痛痒，有论者将其称为中产趣味的写作。此外还有一类小说总是牵扯着现实的模糊血肉，陈应松、罗伟章等人的“底层”小说即是如此，徐则臣的小说也是牵扯着现实的血肉、传递出疼痛，但是他很控制，过滤之后的叙述使得小说有一种压抑着的热情，也有一种疲惫的神情，或者说，有一种颓废之美。

波德莱尔：“我们几乎所有的根性都来自时代打在我们感觉性的印记。”焦虑、烦躁、无根，这是否就是时代打在徐则臣笔下那群波希米亚人身上的印记？他们就像鱼儿随着鱼群一样来到北京，期待自己也成为在此从容生活的一员，然而不能。他们为北京的大而焦虑，为自己在北京的迷路而焦虑，为自己时时感到的空荡荡而焦虑。

徐则臣也是通过这样的北京故事在放大、传递一种生命感觉：偶然在生命中的常在与强大，日常生活的黯淡与柔软，心灵的漂流与安顿，生命的卑微与坚韧。在种种粗砺与不安中有着令人期待和慰籍的明亮，然而这明亮又总是伴随着阴影。世俗生活的粗砺与细微的感动同在，诗意、激情总是与厌倦、颓废相伴随行。而这一切是无法用秩序、道德来衡量的。生命力、欲望、冲动等冲破了是非判断的刚性框架，使得徐则臣的小说北京呈现出混沌难明、生机勃勃的状态。

因此，徐则臣的小说是身体在场的，并非高蹈的宣言，也并未经过观念的提纯与筛选。场景与事件带着日常生活的质地——粗糙坚硬之中不乏柔软；青春在此盲动而激情、无奈又残忍，而且往往谱出挥霍和伤感的旋律。徐则臣的小说扎在地上，但又有着飞翔的梦想，在地面和飞翔之间，在沉重烦闷的生活与轻灵的梦想之间，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前者对后者的讽刺与嘲弄，以及后者的柔弱与坚韧，这些恰恰是徐则臣最为关注的。 ■

【注释】

① ［美］马歇尔•伯曼著：《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195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②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张琦，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