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思

“底层文学”身上缠绕着许多难以一言蔽之的理论问题，理论界的担忧与赞誉并存。一方面，对“文学性”不足的担忧，时常成为批评者的口头禅。另一方面，支持者则强调“底层文学”与1980年代以来“纯文学”的差异，并直接调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左翼文学”乃至“问题小说”的文学史资源为之呐喊。

当然，在“纯文学”纷纷退守书斋的当下，“底层文学”确实刷新了我们的现实感——推重“纯文学”的批评者难道不能将文学标准稍稍放宽？重新苏醒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技法，难道不可以成为一条通往现实的康庄大道？然而，从《问苍茫》这里，我更多地看到了“底层”的限制，尤其是其对传统文学资源自觉不自觉的依赖。

阶层分化，是小说对社会的基本判断。恰如小说标题《问苍茫》所喻指的，我们看到了三个阶层组成的“社会全景”，其中有资本家的生死爱欲、资本掮客的左右为难、工人阶级的懵懵懂懂及其最后的觉醒反抗。小说在这一部分，真诚地面对当下中国的苍茫大地的纷乱局面，令所有关怀现实的读者，都忍不住从内心发出了“谁主沉浮”的疑问。

然而，面对着这一复杂而艰难的提问，答案却显得轻巧而简单。如果作者意欲统摄三个对立的阶层，为当下的社会困局求一条出路，就需要一个全局性的眼光。但在小说的叙述中，我们发现读者的同情很快就被局限在柳叶叶身上。小说为了避免读者在感情上认同资本家，不惜让优雅、软弱的陈太果断逃跑。随着陈太、文念祖的丑态百出，常来临自顾不暇，赵学尧也自甘堕落。小说对打工者的觉醒寄寓了全部的希望，小说标题暗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答案最终揭晓，公平的秩序只能依赖工人大众通过合法斗争去建立。从结尾看，《问苍茫》有些雷声大、雨点小了——一个复杂的问句下面，却是一个理想化的简单答案。

简单答案的背后，可以看到作者视角的片面性。单一阶层的视野，只会将所有资本运营者看作剥削者，任何企图调停的中间人，都当做资本的掮客、工人阶级的叛徒。常来临与赵学尧之流，真是完全不可靠的“工贼”吗？更进一步说，走向“罪恶”的工厂，是否已经是农村劳动力最好的出路？底层的牺牲在多大意义上是合法的和必须的？文明的进程是否需要必要的压抑？即使“合法斗争”的道德立场无可质疑，那么这种斗争又能够收到多大的效果？资本全球体系是否会因为某些地区工人运动的抵抗，转而去剥削更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尖锐而不可回避的矛盾，都不是单一视角的“底层叙述”所能承担的宏阔问题：曹征路终于遭遇了“底层叙述”迟早要碰撞的铁壁。

既然“工人合法斗争”的立场与未来都存在疑点，那么作者为什么对“解放”的明天持有如此执著的乐观态度？有学者曾经指出“底层文学”和“人民的文艺”之区别，恰恰在于它丧失了乐观精神，尤其是关乎“解放”的乌托邦梦想①。曹征路对乌托邦的重新唤起，自有其理由；其意图与动机，现在恐难完全廓清。但我以为至少还存在着一种可能的原因，那就是我所说的“传统依赖症”——小说的情节、人物很大程度依赖于作者此前接受的文学训练，甚至价值立场也受旧有知识谱系所决定。

首先，看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柳叶叶对三个男性（常来临、夏悦、唐源）的先后比较与选择，不由得让人联想起《青春之歌》的叙事模式——林道静先后经历了余永泽、卢嘉川、江华的三个不同的男性引导者。《青春之歌》中，“每一个男性都是‘国家话语中各种政治象征位置的体现者，依次是土豪劣绅余敬唐、右翼小资产阶级余永泽、国民党特务加封建军阀胡梦安、共产党人卢嘉川、江华。每种政治势力都暗示了一种民族的前途，也暗示了林道静一生个人和婚姻的前途”②。在《问苍茫》中，党委书记常来临、小知识分子夏悦，表面上都讨好柳叶叶，然而在关键问题上站在了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最终失去一亲芳泽的机会；身体残疾的唐源本来居于劣势，因为“政治正确”而弥补了爱情战场的兵力悬殊，成为柳叶叶精神上的同路人和事业上的良师益友。也就是说，虽然对个体进行询唤（interpellation）的“党”在《问苍茫》里是缺席的，但小说在爱情戏上却铺设了同样的政治隐喻：女性柳叶叶在三个男性之间的游移背后正是对三种政治立场的游移。

其次，看具体人物形象的塑造。尽管作者想要对赵学尧、何子钢、夏悦等人物进行复杂化的艺术处理，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变成了面目可憎的伪君子——“复杂化”终究是在简单化的前提下进行的。在这里，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资源发挥了作用。1990年代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刻意解构，已经形成了隐蔽的文学陈规：知识阶层不光在社会行动力上懦弱无能，甚至在资本面前也最容易被蛊惑。同样，党政机关小职员的卑琐形象，也随着“新写实”崛起而定格。不仅如此，当下的花边新闻热衷于爆料，教授与书记也最易遭人诟病、名誉扫地。赵学尧和常来临们，拥有丰厚的文学替身和原型，不妨简单借用和改动，既讨巧又讨好，所以很轻易地被推到了“底层”的对立面。

再次，看小说三个主要人物不同的结局。常来临和赵学尧的故事都在他们被资本家抛弃后戛然而止，为什么此后的故事一片空白？因为在文学陈规中，知识分子、城市小职员稍有挫折就解甲归田、告老还乡，脱离对抗资本家的第一线，他们骨子里的软弱性是阿喀琉斯之踵，小说家在此突然失去了可以照搬的资源。于是工人必须而且能够抛弃周遭一切面目可疑的奶油小生与斯文败类，独自奔向解放的明天。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问题：“左翼文学”乃至1990年代以来思想资源的奇怪扭结，一方面造成了工人阶级能够独立承担自我解放任务的乐观印象；另一方面也确定了小说对“底层”的基本判断。这种判断终究只是对“底层”诸多划分之一种，且未必是最合理的一种。我们不仅应该追问，底层自我拯救、自我启蒙，是不是一种美好的幻觉？我们还应该继续追问的是，简单沿用旧有模式去划分“底层”还有多大现实意义？是有助于解决当下纷乱的局面，真正给底层（当然不仅仅是工人）以福利；还是会落入一个分化抵抗力量、孤立各种“底层”的陷阱之中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曹征路的底层判断大量地来源于“左翼文学”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样的知识谱系，很容易使小说在解决现实问题时，不仅滑向一个“工人合法斗争”的简单出路与乐观结论，还会遮蔽底层内部方方面面的问题。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看到了曹征路《问苍茫》切入现实肌理的努力，看到他以文学方式回应艰难时世的不懈努力。资本正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从这个意义上，作者已经或轻或重地掐住了时代的命门。遗憾的是，他问了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却给出了一个片面而简单的答案。我们从艰难的发问与轻巧的应答中，看到了“传统依赖症”对曹征路乃至底层叙述的限制。其实，当作者真诚地发问时，小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与其依靠旧有的、笨重的知识体系去尝试回答这一问题，不如将其留给同样负有义务的理论家们。 ■

【注释】

① 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24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② 李扬：《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6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陈思，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