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先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潮流被引进中国，此后，随着中国特殊的社会进程，“左翼文学”逐渐占据主流，20世纪30年代更是形成中国左翼小说的“《子夜》传统”。“《子夜》传统”具有上面所说的批判现实主义所表现的广阔的历史内容，同时有着明确的阶级意识。“历史内容”与“阶级意识”，在我看来是“《子夜》传统”不可或缺的两面，它在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或以人物群像的方式展现一个时代的同时，更指出某一阶级或某些阶级的历史动向，如《子夜》对民族资本家的描写，丁玲的《水》对农民阶级意识觉醒的描写等等。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很多长篇小说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特别注重表现社会中的“人”，尤其是代表“新世界”理想的“新人”，写他们获得历史主体与阶级意识的过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解体后，在去阶级化、去政治化的年代里，“《子夜》传统”逐渐式微，可以说已经不复存在；即使以“茅盾”命名的“茅盾文学奖”，那些获奖作品中也只能说只有一部分具有“《子夜》传统”中现实主义、史诗性的一面，虽然也表现“历史内容”，但是“阶级意识”作为一种心照不宣的不合法性，荡然无存。面对中国社会转型、分化时期呈现的种种矛盾，还没有哪部作品将之深刻地表现了出来。或许有人认为社会剖析和批判已经不是文学的任务，但是，只要这个社会还存在不公与真切的苦难，就会有对宿命的抗争，文学就会以其不息的冲动对这些发出永远的质疑；不是因为它具有道德合法性，而是它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因此，面对《问苍茫》这样的作品，或许我们可以发出一声福柯式的疑问：它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无疑地，对《问苍茫》的讨论离不开中国的现实语境。

《问苍茫》接续了“《子夜》传统”，并力图有所创新和超越。在这里，我使用“《子夜》传统”，而不使用有的学者所谓的“《子夜》模式”的概念①，是因为后者主要是指《子夜》式的小说在写作上的特点和它带来的一些模式化问题。这虽然指出了问题，但是不能说明这一传统的合理因素，而且，“模式”一词在人们头脑中易唤起远离创造性、超越性等意向，这就把这一传统重生的潜能遮盖掉了；而“传统”，不仅有一个脉络可寻，而且有继承、创新与发展的可能性。

《问苍茫》的“野心”在于它力图大规模反映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同时试图超越《子夜》式小说在创作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作者试图在写作时直面人自身，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写人“孤苦无着的情感”；同时，将人放在社会中，他在这方面有着明确的认识：“人的情感经验是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倘若认为小说应该表现人的心灵，那么真实的心灵一定是博大丰富的，绝不可能抽去社会历史内容。”② 就此而言，《问苍茫》尝试整合批判现实主义与《子夜》的传统，在表现“人类情感”、时代的“真理内容”与新人的“阶级意识”的基础上，眺望一个合理生存的“新世界”③。在历史与美学上力图做到“立场”与“美学”的“动态的平衡”。首先把握时代变迁中的“真理内容”；其次在艺术上，作者强调“真情实感”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认为“一部好小说一定既有局部的丰满生动又有整体的内在肌理，而且能通过局部联系想象到整体的艺术品”④。

可以看出，曹征路既有反映时代变迁的抱负，同时又有着明确的艺术理论；接续“《子夜》传统”，同时也尝试超越。如果曹征路的创作真的能够达到他的目标，那么“《子夜》传统”在新世纪是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如此，一本真切厚重的社会分析的时代大书，就是我们对曹征路的期待。在《问苍茫》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力度和气魄，当然，也看到了它存在的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放到“《子夜》传统”的文学史脉络中，放到作者的艺术尝试中，放到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而不是挟某些粗暴的前理解对之苛刻以求，才能得到更好地理解。或许通过对《问苍茫》中的人物群像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所做的尝试。

《问苍茫》在人物塑造上的关键之点在于呈现各阶层人物在“苍茫大地”中的转变。知识分子与原先的国家行政人员是怎样参与到利益分配中并为资本开道的，工人是怎样分化的、甚至是怎样获得主体性与阶级觉悟的，作者是将他们卷入资本中的境况及其逐渐的变化放在“阶级”的视野之内的。因此，就小说展现的人物群像、社会问题而言，属于典型的《子夜》式小说。

小说分三个层次展开人物群像描写：外企老板及经理人员、幸福村的领导层、底层工人。在私企中当党支部书记的常来临，开始也是对工人抱有同情；甚至其后被工人们选为“工会主席”。常来临的处境其实有点类似于《那儿》中的小舅，然而他不是失业后的小舅被收编到外企中来，他是作为公司管理工人不要闹事的“管家”身份而出现的，因此面对尖锐的劳资冲突，虽然也会考虑工人利益，但是更多的是从自身处境来为资本家辩护，他已经没有了小舅的悲壮和宿命意味的抗争；然而，在他身上汇聚了社会转型时的各种矛盾，更能反映时代的症候。赵学尧这个大学教授刚来到幸福村时，也是满口劳动伟大、人道主义、马克思，满嘴的迂阔和不合时宜；但是在现实面前，在他的学生的再教育下，也很快如鱼得水，认同了现实。小说对私企老板（陈太）、常来临、幸福村领导层的描写还是多层次的，写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人性与亲情爱情的烦恼等等；但是很快作者就让他们的人性、人道主义露出了虚伪的一面。在上面这些人物身上，作者同时也批判了80年代以来的人道主义话语和各种新意识形态（比如“新三纲五常”等）。

而对工人的描写，小说也展现了他们的分化。小说的中五个女工走上不同的道路，她们分别代表着农民工进城后几种不同的命运。值得一说的是柳叶叶这个形象，她从个人奋斗逐渐具有阶级觉悟。开始，她还对常来临抱有幻想，甚至爱情的幻想，但是在劳资冲突时，特别是遇到唐源时，她彻底放弃幻想，走上启蒙工人进行合法罢工的道路。当然，作者在刻画一些人物时，多少也流于符号化，比如毛妹被烧伤后的心理就没有得到很好表现。

唐源是作者塑造的工人阶级新人形象。他是一个有了历史主体与阶级意识的工人，或许现实中还没有这样自觉的左翼工人，但他是作者寄予改变工人境况的理想化人物。与小舅一样他也是一个悲剧英雄。在暴力抗争失败后他组织民间机构——“劳动争议服务社”——进行和平合法的罢工、斗争，以此维护工人自身权益。从小舅的以死抗争到唐源的“合法斗争”，工人阶级认识到了其历史宿命与阶级意识，这是一种退守（进行合法斗争），也是更加清醒的阶级自觉（启蒙工人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许在现实中也只有这种选择了。

“新左翼小说”的资源主要是左翼传统，继承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公平、民主等理念，体现人民性，反抗市场意识形态，呼唤合理生存方式。从曹征路的创作走向看，“新左翼小说”仿佛由“伤痕”进入“反思”：反思整个群体的命运和权益、反思整个左翼传统。它让失语的“工人阶级”的幽灵再次回荡在“苍茫大地”中，让《帝国》中的Multitude浮出水面，让一切利益集团都不能漠视他们的存在。就它们正视生存苦难与现实矛盾的勇气而言，“新左翼小说”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它指出的“新世界”很微茫甚或有时是悖反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问苍茫》对当下中国各“阶层”进行了整体性的描写，继承《子夜》的写作传统，并力图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所突破。作为一部有意识进行“阶级分析”的作品，它塑造了具有历史主体与阶级意识的新人形象，从对农民工／工人苦难生存的伤痕书写上升到对整个工人阶级历史命运的反思，它以工人结社／合法斗争的形式“眺望一个新世界”，它对1980年代的新意识形态发出质疑、同时挑战“资本”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问苍茫》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味。当下中国作家都在“睁开了眼看”，可有谁向这一不能漠视的现实发起了真正的“正面强攻”？“纯文学”的天空下是一群名士在和谐的大同世界里徜徉。因此，从《那儿》到《问苍茫》的不和谐的声音就显得异类。《问苍茫》，明知不可而为之；它的悲壮惨烈的抗争，毕竟在试图通向一种新的可能性。

这里还有一个写作立场和“真实性”问题。把《问苍茫》拿到深圳某个公司老板面前，他们也许会说这部小说恶毒地污蔑、攻击了他们；把它拿到主流经济学家面前，他们也许会说小说对经济发展理论充满无知、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工人们必要的牺牲也没有同情的理解。作为有立场的写作，这些疑问是必然的。但是正如曹征路所说，他是为“大多数人”的；不是因为“政治正确”，只是为了写出自己所观察到的时代的“真理内容”。 ■

【注释】

① 例如，孔庆东就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子夜》模式”的问题：“所谓‘子夜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以社会学理论主题为指导，进行再现式的理性创作，题材上大规模反映某一社会现象以至整个社会，创作手法上采用多线索交叉的一树千枝型结构，人物众多，各自以社会学上的代表性组成典型群，从而使形象手段与逻辑手段殊途同归。”而且，他认为“子夜模式”具有主题与经验、理性与感性、个体意识与阶级意识等矛盾。文章对“子夜模式”作品的分析，是限制在《子夜》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这段时间内的。《脚镣与舞姿：〈子夜〉模式及其他》，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

② 曹征路：《期待现实重新“主义”》，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3期。

③ 在一篇访谈中，曹征路表示：“在小说中的审美，我认为主要指一个作家眺望新世界的能力，想象人类合理生存方式的能力，激发美好理想的能力。”《立场、审美与“动态的平衡”——曹征路先生访谈》，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3期。

④曹征路、李云雷：《立场、审美与“动态的平衡”——曹征路先生访谈》，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3期。

（闫作雷，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