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自2004年前后发轫以来，在几年期间获得广泛响应，成为近二十年来文坛进入“无主潮”阶段后最大的也可称唯一的“主潮”。正当此热潮似乎即将退却之际，最具代表性的“底层文学”作家曹征路推出了长篇小说《问苍茫》（《当代》2008年第6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该作品不但可以视为几年来“底层文学”浪潮结出的“长篇正果”，也显示了这一脉创作从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向“新左翼文学”发展的趋向。与此同时，一些深层的困境问题也更明显地显露出来。因此，特别值得关注。

对于近年来“底层文学”的兴起，有人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左翼”思潮在文学领域的反应。此说法看似顺理成章，却与实际情况不符。事实上，文学界自从80年代末就逐步与思想界分离，此后思想界面对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社会巨大转型所进行的思考很少再波及文学界。目前文坛大部分作家的价值观念依然深受80年代知识界主流观念的影响，如果给一个粗略的“站队式”划分，他们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而非“新左派”，主张“告别革命”，倡导“普世价值”。这一思想倾向在近年推出的具“重述历史”性质的史诗性长篇中（如刘醒龙《圣天门口》、莫言《生死疲劳》、阿来《空山》等）有着不约而同的体现。“底层文学”发生的真正动因，与其说是“新左翼”思潮的影响，不如说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复苏。尤其在2004年发轫初期，那些具有震撼力的作品大都出于“基层作家”或居于边缘的老作家之手，在主流文坛的著名乡土文学作家们把乡村作为“纯文学”叙述容器的时候，他们本着朴素的直面现实的写作精神，道出民间的疾苦，控诉社会的不公，显示出曾在中国文学土壤中深深扎根现实主义传统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与朴素的“写真实”的文学传统相应的是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人道主义，这套在“五四”前后传入中国、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再度深入人心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超政治”的价值体系，成为迄今为止“底层文学”写作者主要的思想资源。尽管以中国当下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殊性而言，这套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支持欧俄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体系仍然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但毕竟难以应对21世纪的新问题。思想资源的陈旧和滞后使“底层文学”在最初的爆发后难以继续走向深入。作家们写出了“底层”的苦难，却无法挖掘苦难背后的根源；写出了“底层人”的不幸，却只能哀而不敢怒，因为无法论证其抗争的合法性。在一个“阶级”一词本身被回避的话语体系里，“底层”这个本来就暧昧的概念外延被无限扩大（甚至扩大到任何一个阶层的弱势一方），越来越接近于“小人物”。于是，“底层”的苦难被轻化为“小人物”的悲欢。沿着这一路径，“底层文学”的异质性和挑战性正在被逐渐消解，虽然人多势众，但很可能未能走深就“自然”落潮，融入到主流叙述中去。

在这个意义上，曹征路的写作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底层文学”作家中，曹征路被认为是少有的具有左翼思想和立场的——这一点在他2004年推出力作《那儿》时就受到持左翼立场批评家的高度肯定①。其实，今天看来，在写作《那儿》时，曹征路未必有着如何自觉的复活左翼文学传统的追求，他期待的也仍是“现实重新‘主义”②。但是，这篇小说的特殊意义在于，作家在现实主义方向的写作中，成功地调用了“左翼文学”的思想和艺术资源。或者说，由于特定题材、特定视角、特定情感立场的选择，使小说调用的“左翼文学”资源足以支持其现实性写作，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某种“新左翼文学”的特征。《那儿》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小说有着明确的价值立场和批判指向——凝聚了中国工人阶级几代人理想、奋斗和劳动积累的国有资产被贪婪的当权者无耻地侵吞，这背后明显的是非判断和巨大的道德悲愤已经足以跨越“姓资姓社”的理论争论；“咱们工人有力量”、“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这些特有的文化符号在脱离了原有语境后仍然保留着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在新的语境下又立刻激发出强大的情感力量，同时携带出相当的政治力量；在重扬工人阶级光荣传统的背景下，小说提出的国有企业垮掉的真实原因和由工人集资买厂真正“当家作主”的解决方案，至少在小说内部可以自足成立，也与当时郎咸平等经济学家提出的最新理论有暗合之处。在艺术形式上，虽然采用了“第一人称”间隔视角、复调叙述等方式使小说避免“问题小说”的简单化，但事实上，其内核借鉴了“工农兵文艺”的叙述模式——指出这点绝非贬义，正是这种叙述模式的简单有力、激越高亢，使小说高潮迭起，荡气回肠，成就了这篇小说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单纯，但单纯得有力量。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同意曹征路的观点：“所谓艺术，不过是作家为表现对象找到了一个最佳角度和表现方式。艺术性的高度取决于对表现对象的实现程度。”③ 目前对包括《那儿》在内的“底层文学”的有关“文学性不足”的批评中，有不少带有着机械的形式进化论的偏见。

在《那儿》之后，曹征路写作中的“左翼文学”倾向愈加鲜明。从2005年写下岗女工被迫卖淫继而集体维权的《霓虹》，到2006年写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豆选事件》，曹征路的“底层”关注中，一直有着自觉的阶级目光。2008年的《问苍茫》可以说更是全方位地继承了“左翼文学”传统，不但采用了传统“左翼文学”《子夜》的“社会剖析”模式，还嫁接了“革命文学”《青春之歌》的“道路选择”模式。如果说《那儿》可以称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问苍茫》则可以称为“工人阶级的反思文学”。从《那儿》到《问苍茫》，我们可以看到“底层文学”向“新左翼文学”方向的发展和深化，而《那儿》以单纯的立场和单纯的力量避开的问题，此处也不可避免地展露出来。

在《问苍茫》的写作中，曹征路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他借用了《子夜》和《青春之歌》的写作模式，但那套曾经支持“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的价值体系已经遭到质疑。尽管“新左翼”思潮在全球范围的兴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但尚未能提出一套完整的“可替代性方案”。而且，曹征路对其现有思想成果的吸收也欠广泛，思考也欠深入。这使他在对当下中国各阶层及其主要矛盾进行整体性描写和分析时，非但不能高屋建瓴，甚至面对最核心的问题，也始终持回避犹疑的态度。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底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阶级？读完小说，不同观念预设的读者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答案。在思想资源不能达到“左翼文学”写作需求的同时，小说依然受制于既有模式的惯性推动。在结构上，《问苍茫》明显分为“叩问”和“指路”两截，前半部分试图表现出社会多方面的复杂性，呈现每一个阶层人物的生存逻辑和现实合理性。后半部，以一场工厂大火为标志骤然转型，资产阶级与新生的无产阶级迅速显露出其阶级属性，人心善恶也随之划分——如此仓促转折的背后，是《子夜》模式与《青春之歌》模式的生硬对接；在情节节奏上，那场标志性的大火本来应该成为各种矛盾的扭结点，而写矛盾在逐渐积累后的最终爆发，也正是曹征路在《那儿》等作品中一再显示的拿手功夫。但在《问苍茫》中，由于对那场大火发生的必然性缺乏逻辑的铺垫和蓄势，未能形成应有的冲击力和爆发力，在调动起读者对于左翼小说的“高潮期待”后又使其落空；在人物塑造上，“左翼文学”本来就容易出现概念化的问题，如果理论论证再不充足的话，人物就会更简单、突兀，缺乏可信性。《问苍茫》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新型人物”的塑造上，既包括像常来临那样夹在各种矛盾中的吴荪甫式的人物，也包括像唐源、柳叶叶那样“新型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

如果长篇小说《问苍茫》的问世代表了“左翼文学”的新生的话，它的问题也呈现了“新左翼文学”的困境。突破的路径或许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加强左翼立场，尤其是要吸纳“新左翼”的思想资源，而不是仅靠未经反省的思想或情绪支撑。另一方面，突破既有的“左翼文学”模式，吸收各种新形式要素，为“新酒”打造“新瓶”。在传统的继承上，我以为“新左翼”应靠拢“老左翼”，即革命成功之前剖析社会矛盾的《子夜》式创作，而非新中国成立后信念单纯的“革命文学”。如果“信”不足以立，是否可以把“问”做足？矛盾和悖论令写作者困惑，却可以使作品复杂，必要时也可借鉴现代主义文学技巧。同时，还应继续扎根于现实主义传统，注重原生经验的提取，以此来打造“新人”和各种新型人物，让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成为各种辩论的根据，甚至可以跨越各种辩论而生根。 ■

【注释】

① 《那儿》发表后，在学术界和文艺界引起很大反响。新锐学术网站“左岸”率先组织专题讨论，随后“左岸”与“乌有之乡”书店联合召开了关于《那儿》的座谈会，《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推出评论《那儿》的“专题”，发表韩毓海、陈晓明、张颐武、旷新年等人的争鸣文章。

② 曹征路：《期待现实重新“主义”》，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3期。

③ 本刊特约记者：《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