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因才

自从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从尼赫鲁的“印度中心”构想到拉·甘地“立足南亚，面向印度洋，面向未来，争取在21世纪成为世界性军事强国”的规划，再到如今崛起为世界第六强（仅次于美、欧、俄、日、中）的战略目标，新德里从不甘于作为国际舞台上的边缘角色。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快速成长，让生活在这里的11亿人口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真实和兴奋。

现实主义政治的信奉者

考察近些年新德里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变化，印美之间从冷对到拥抱也许是最好的诠释。两者关系的真正突破是在布什时期。辛格总理说布什是有史以来对印度“最为友好的总统”毫不为过。就像忽然发现了新大陆，布什政府开始大加赞赏与新德里的全球伙伴关系。尤其在其第二任内，随着阿富汗局势的恶化，伊斯兰堡显得越来越不可靠，这样发展与新德里的关系成了华盛顿的新选择。布什政府不仅与印度开展常规领域合作，更向这位新宠妃大献殷勤。在2005年的政策文件中，白宫称将协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主要强国。而2008年美国通过印美民用核能协议将印度引入核大国俱乐部，更是极大满足了新德里的大国虚荣心。

对于布什政府的投怀送抱，辛格政府一方面极力逢迎，将之视为印度走出南亚、扩展全球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新德里又反应谨慎，唯恐落入对方所布设的“温柔陷阱”，成为其全球战略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在当下全球战略格局盘整期，新德里越来越倾向于相信，自己是构建未来国际新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华盛顿面临的前景将越来越黯淡，而新德里却刚好相反，因此“印度必须像狮子那样，朝向所有的方向”（印度前外长辛哈语）。

抛开民间强烈的反美情绪不论，实际上，辛格政府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盘算。比如，新德里一边发展与美国的经贸往来，一边又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充当第三世界的领头人，公开向华盛顿叫板。当美印关系发展较快时，辛格政府还不失时机地向莫斯科暗送秋波，并通过中俄印外长会议协调三方对美立场。此外，在伊朗、反恐、巴基斯坦、温室气体排放、能源、粮食安全乃至中国问题上，新德里都竭力坚持自己的主张，与华盛顿拉开了距离。

在很多场合，印度人只是将本国视为一个潜在的大国，一个力量仅仅局限于南亚的发展中国家，但私下里，新德里却越来越热衷于大国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术。在美俄之间是这样，在中美之间是这样，在中日之间亦是如此。近年来，一方面，印日之间的经济、安全合作快速升温；另一方面，辛格政府又力图维持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缓和，以此换取更为宽松的国际环境。这当中，印度拒绝参加安倍提出的旨在排斥中国的所谓大亚洲计划即是一例。

总体看来，新德里的大国平衡术稍显稚嫩，这里既有实力不济的原因，也有外交不够纯熟主动的因素。不过，考虑到印度的发展前景，各大国并不愿轻易疏离这个潜在的伙伴。正是民主国家和传统第三世界领袖这双重身份，使得新德里既受发达大国青睐，又有“四国集团”（日本、德国、印度、巴西）、77国集团等在背后支撑。这样一种“桥梁”角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实力缺陷，使其成为一个勉强合格的棋手。

东向突破，还是困守南亚？

南亚地区是印度的权力基座，新德里力图在此维持绝对影响力。防止外来势力如中国、美国进入这一地区是新德里长久以来寻求的一项目标。为此，新德里积极参与周边国家的和平进程和经济建设；与此同时，改变以前的威吓策略，更加强调“怀柔”。从2002年开始，瓦杰帕伊领导的人民党政府就开始逐渐回归“多予少取”、睦邻友好的“古杰拉尔主义”路线。2004年国大党上台后，辛格政府又在缓和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上花了不少心思。

在南亚确立霸权的同时，新德里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东亚地区，重点在东南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拉奥政府就提出“东向”战略，不过那时主要谋求突破后冷战时代的孤立局面。随着中、日等国向东南亚扩展势力，新德里逐渐改变消极姿态，加快融入这一地区。

“东向”战略的目的是：一方面，通过参与这一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从而带动自身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新德里又试图通过亚太这一跳板迈向全球性大国。一位印度学者指出，“东向”战略使“印度得以摆脱次大陆和东南亚之间人为设置的政治壁垒，为印度自独立以来的外交战略开启了一扇大门，即跳出严重限制印度战略选择的次大陆政治局限”。而印度外长慕克吉也曾表示，印度将超越作为南亚一地区性大国的传统定位，转而面向东方。

不过，新德里要成为此一地区活跃的大国角色，还有不少路要走。目前，尽管东盟及日本欢迎印度参与本地区政治经济议程，但对于东亚蓬勃兴起的诸多体制和框架，新德里仍维持“局外人”身份或仅仅只是一个“旁听生”。APEC不论，亚欧峰会也直至2006年才将其吸收进去。与此同时，无论从其加入东盟条约的方式还是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模式看，新德里都显露出不少制衡中国的意味。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其今后的重大挑战。

不仅如此，尼泊尔、斯里兰卡、缅甸、孟加拉等邻国的国内问题扩散，也给新德里带来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导致辛格政府不得不着重发展防务。更要命的是，印度社会内部表面的繁荣背后，孕育着难以平复的宗教、种族、民族、文化、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经常脱离体制，诉以暴力的舒解方式，一步一步撕裂着印度这个庞大松散的社会共同体。而印度强大的、试图容纳所有不同身份、团体参与政治进程的民主体制，又在无形中造成了另一个负面效应：政治耗损在不停歇的争吵中，外交政策几乎在所有问题领域陷入分裂。

不难理解，当2005年辛格总理从华盛顿带回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口头协议时，国内没有喝彩声，相反是一片嘈杂的反对浪潮，左派共产党和最大的民族主义反对党人民党都站在辛格的对立面。这种混乱局面很大程度上导致新德里在国际重大选择面前失声。当外界期待新德里在重塑世界新秩序过程中有所表现时，它往往空喊口号，却拿不出实际行动。而政策制定者也倾向于相信，他们不需要严肃的外交政策，他们只需要做出及时的反应就够了。由于缺乏一种连贯的国家大战略，新德里显得犹豫不决，四面讨好而又难左右逢源。可以想象，带着庞大拖累、内心忧郁的印度巨象，在迈向大国的道路上，步伐必定蹒跚沉重。（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