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会生

韩少功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已经广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从1979年1月到2008年9月之间，以其为主题的研究文章(包括期刊文章、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和报纸文章等)达到280多篇。评论界对其精神世界和人格特征，对其创作道路和创作思想，对其小说和散文作品都给予了积极的批评。人们充分肯定了其“敢为天下先”的人格精神和关注人生、坚持理性批判的悲世救世情怀。至于其短篇小说《西江月》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公平公正的诉求，则还没有人论及。本文不揣浅陋，拟从叙述内容、叙述视角和叙述话语等方面对《西江月》作些研究，以探讨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

叙述内容是叙事的主体，它的基本成分就是故事。而故事是由人物、事件和环境构成的。《西江月》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恩仇情怨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出现了“老板”的市场经济时代，地点是欺骗与诚实并存、邪恶与善良比肩、愚昧与觉醒同在的花桥镇，主人公是无人知道其名、也难知其年龄的“暴牙仔”。

在作品中，花桥镇是当今我国乡镇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既有富人的张狂，又有底层百姓的压抑；既有“变形金刚”那样的行骗乞丐，又有“铁拐李”那样诚实守信的花子；既有陈老板那样的为富不仁，又有九婆婆那样的善良关爱；既有众人的愚昧迷信，又有暴牙仔的觉醒刚直……总之，这是一个充满矛盾而又复杂纷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作者突出刻画了“暴牙仔”这个集恩仇情怨于一身的好汉形象。

首先，暴牙仔是一个富有正气，敢于同邪恶作斗争的人。他作为一个乞丐，很守丐德。虽然他蓬头垢面，身上散发着馊臭，但他从不开口乞讨。如果没人施饭，他就会抹抹嘴巴往垃圾站去，找一点菜根菜叶什么的。同时，对那些丑恶现象，他往往深恶痛绝；而对那些善良行为，则敬爱有加。当看到花桥镇人乱扔垃圾和浪费食物时，他气得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对镇政府管不好垃圾站这样的事他非常生气，于是就把镇政府的牌子摘下来当床板；当受到陈老板欺骗捉弄后，他就把垃圾等堆在其门前，以此表示自己的愤怒；而对善良的九婆婆，他则是十分尊敬。他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正气、爱憎分明的人物。

其次，暴牙仔是一个吃苦能忍、倔强执着的人。为了讨公道、寻正义，他来到花桥镇。虽识得字，会搓绳，能编筐，但他什么也不做，情愿做叫花子。三年多来，他一直在找一个名叫龙贵的人。虽然他的问题别人已经厌烦，别人敷衍他说龙贵已经去了九江，但“他还是幽灵般地出没于小镇，似乎要死守这一个约会地点，深信他期待的人不可能失约，正在远处一步步朝他走来”。即使吃活蛤蟆和死老鼠，即使吃蚯蚓和蚱蜢，即使吃土，即使忍饥挨饿，即使濒临死亡，也要坚守，也要寻找。他就这样坚守和寻找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暴牙仔身上有一种倔强执着、永不放弃的劲头。

再次，暴牙仔是一个刚烈韧勇、不畏牺牲的人。在找到自己的复仇对象(龙贵)后，就两脚翻飞追上去，缠住那人并和他扭成一团，像是拥抱，又像是厮打。最后与那人双双掉人河中。三天后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龙贵“已全身浮肿，肚子膨大如鼓，虽然四肢还在，但鼻子没有了，耳朵没有了，上下嘴唇也没有了，整个脸盘似乎被木匠刨子刨去一层，刨去了毛边和棱角，只剩下一团圆乎乎血糊糊的肉瓤，暴露出多处白骨。法医从他脸上发现好几道深深肉沟，相信那是牙齿啃刨的痕迹。至于暴牙仔，当然也没活下来，据说他满嘴肉泥，身上至少有四处骨折”。暴牙仔就是用这种鱼死网破的方式完成了复仇的使命。

事实上，作品只告诉我们“暴牙仔并不认识龙贵，与龙贵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过节”，并没有明确交待暴牙仔为什么复仇，我们只能从字里行间隐隐约约地感到，他好像是在为“我姐”复仇，为令他伤心的人复仇。但不管怎样我们从暴牙仔的行为品格可以推断出，他杀死的一定是有严重罪过的人，是一个应该惩罚但法律又没有惩罚的人。所以，暴牙仔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者，而是一个担当道义、除暴安良的正义化身。由于暴牙仔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侠义复仇之人，而是一个集恩仇情怨于一身的好汉形象。正因为这样，事情过后花桥镇才会出现这样的流行口白：人们见到做了恶事的人就忍不住诅咒：“等着吧，总有人要长暴牙齿的。”或者说：“就算老天没长眼，他也不一定过得了西门桥。”(西门桥正是暴牙仔杀死龙贵的地方)由此可见，作者对暴牙仔这个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好汉形象是充分肯定的。

二

叙述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是作者叙事时所选择的文化立场，换句话说，是作者在叙述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身份。它决定着作品的价值取向。《西江月》和《爸爸爸》等作品一样，突出体现了韩少功深受湘楚文化影响的人格精神和匡时救世的悲悯情怀。

首先，《西江月》是韩少功人格精神的外化。我们知道，韩少功是一个深受湘楚文化影响的作家，而湘楚文化是先楚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它包括倔强执着、刚烈直率的骡子性格；“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积弱图强的坚韧毅力；“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爱国主义责任意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等。“霸蛮”是其精神特质。“霸蛮”就是倔强、刚直、韧勇、坚毅、豪侠、强悍，以及特别独立之根性；就是坚忍不拔，是果敢刚毅，是不怕鬼，不信邪，是“打脱牙齿和血吞”，“不到长城非好汉”。韩少功是一个有意识地发掘这种文化之“根”，并使之在现实中发扬光大的湖南作家。由此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特征。即倔强执着的骡子脾气、匡时救世的悲悯情怀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这种精神影响下，他扛起了“寻根文学”的大旗；在这种精神影响下，他在自己创作势头正旺、名誉中天的时候，主动放弃优厚的待遇而独闯海南，创办《海南纪实》，接手濒临瘫痪的《天涯》杂志，后又辞去要职回归乡下。表现出一种坦荡率真、刚强不屈的硬汉子精神。

在小说《爸爸爸》中，就有“打冤”的描写，而“打冤”就表现出一种执着、倔强的精神。鸡头寨人“即便是鸡蛋，也要拿去跟石头碰，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打不赢，咬也要咬你一口。这就是鸡头寨人，永不服气永不服输!而鸡头寨人按作品的说法是刑天的后代。刑天就是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中所描绘的那个“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刑天，他在与黄帝的战斗中头被砍掉，仍然以双乳为目，以肚脐为口，继续挥盾斧战斗。这种不屈不挠绝不服输的顽强战斗精神，这种永不妥协的精神，深深烙印在后世人心中。韩少功是这样，鸡头寨人是这样，暴牙仔也是这样。在《西江月》中，暴牙仔之所以藏身于乞丐中达三年之久，目的就是为了复仇，为了杀死龙贵。正是他身上那种湘楚人的“霸蛮”精神，那种倔强执

着，刚直任勇，坚毅豪侠的侠义精神，才最终使他亲手杀死仇人并与之同归于尽，显得惨烈悲壮!言辞之间，不难看出作者的赞美之情。这正体现了作者的叙述立场。

其次，《西江月》是韩少功创作思想的体现。关于韩少功的创作思想，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关注与探讨。有人说韩少功抱着一种悲世和救世的情怀，回到现实，回到基层，回到人民当中，向下看，看到了弱势群体的离合悲欢；有人说他始终确认自己应与人民站在一起，应站在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立场表达他们的心声；也有人说在资源控制绝对不对称的当下社会里，人民要真正争得“人”的地位，实现与精英之间的“对话”与制衡是很困难的，这种令人失望的现实驱使韩少功向现实中的弱者倾斜……不管怎么说，韩少功是一个关心底层人民、关心弱势群体、匡时救世、追求道德理想的作家。他坚守有利于人类和谐相处的优秀传统文化，而对损毁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切现象则进行顽强抵抗。特别是对商业主义潮流如洪水猛兽般侵蚀人们的心灵，特别是对为富不仁的行为，他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批判。在散文《个狗主义》中，他激愤地写道：“‘个狗主义——不把别人当人，也不把自己当人。有些人一辈子想有钱，却没想怎么当一个有钱‘人。”韩少功对各种不守规则、不讲道德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批判。在《西江月》中，作者之所以塑造暴牙仔这个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好汉形象，之所以把暴牙仔复仇的对象写成“身家不菲”的龙贵，之所以把鞭炮店的陈老板写成一个“财大气粗”、蛮横霸道的人物，难道不是这种批判的继续?

总之，《西江月》不仅是韩少功倔强执着的人格精神的外化，而且还是他匡时救世的悲悯情怀的表现。它充分体现了韩少功坚持理性批判，坚持道德理想的叙述立场。

三

叙述话语就是使故事得以呈现的陈述语句本身，换句话说，叙述话语就是文学作品所使用的文学语言。它除了具有形象性、生动性、内指性等特性之外，还具有心理蕴含性。也就是说，叙述话语中蕴含了作家丰富的知觉、情感、想象等心理体验，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学传统。

就《西江月》来说，它的叙述话语除了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外，还具有丰富的心理蕴含性。也就是说它的叙述话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学传统。具体地说，《西江月》在叙述话语中，继承并发扬了复仇文学传统中正义的复仇精神，把自己纳入到中国复仇文学话语序列之中。

我们知道，复仇是人类各民族都盛行过的历史文化现象，在文学中早有表现。在希腊神话中，厄里倪厄斯是司复仇的女神——阿勒克图、墨纪拉和底西福涅——的总称。她们是黑夜的女儿，任务是追捕并惩罚那些犯下严重罪行的人，无论罪人在哪里，她们总会跟着他，使他的良心受到痛悔的煎熬。因此，只要世界上有罪恶，她们就必然存在。而在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以“复仇”为母题的作品层出不穷。发韧于先秦的儒家复仇学说将复仇意识作为传统文化心态有机组成部分的根基，视复仇为人生的神圣使命。他们将复仇认为是一种私的方式，作为公的方式——司法的有益补充，并将此作为维护家庭共同体的孝行，赋予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后汉书·列女传》载，赵娥父亲被恶棍杀死，三个兄弟又同时染病身亡。仇家闻讯大快，以为仅一弱女子，不足为虑。赵娥听说后，悲愤交加，立志报仇，买了快刀，“惟东以候仇家，十余年不能得。后遇于都亭，刺杀之”。赵娥的复仇行为受到人们广泛称道；笔记小说《秦中令》写县令吴某故意判处某富民重罪，害死之后又抄家，将其十余岁的遗孤没收为奴。孩子长大后表现恭顺，蓄怨不发，乘着吴某因赃罢官，突然出击，把仇人断首肢解，了却了家仇大怨。于是作者吴趼人痛发慨叹：“忍辱负重，屈身韬晦者，经若干年而雪此大仇，不可谓非坚忍也。”可见我国文学传统中，对复仇中的伦理正义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如果说《西江月》中暴牙仔的复仇是为“我姐”复仇，是血族复仇，那么，他的复仇也像赵娥与富民子一样，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和赞颂。如果暴牙仔的复仇仅是为我心仪的女子复仇，那么他的复仇就应该是一种侠义复仇。而侠义复仇也是值得歌颂的。以司马迁《史记》之《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为代表的游侠文学，赞美了行侠仗义的“侠义复仇”精神。在这些作品中，复仇者每每是以“侠”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而复仇之举往往是侠士最有光彩的生命行为。诸如“豫让吞炭”、“聂政毁容”、“荆轲刺秦”等。《西江月》中的暴牙仔“并不认识龙贵”，与龙贵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过节，因而他的复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义”，为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因而《西江月》张扬的不是一种狭义的复仇精神。

总之，在我国复仇文学传统中，人们只是关心正义是否实现，至于正义由谁实现及实现的手段并不重要。《蝴蝶梦》中王婆唱道：“这一报还一报从来是，想皇天报应不容私”，反映了民间流行的善恶报应观念。民间的复仇行为反映出民众对法律的失望。韩少功不仅把我国复仇文学中肯定伦理正义的传统发扬光大，而且更重要的是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怀着同情弱者的感情，通过《西江月》这篇小说，通过暴牙仔这个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好汉形象，热情歌颂和充分肯定了人们对社会公平公正的强烈诉求和热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