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琪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自1920年代产生伊始就纠缠着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与碰撞的结构性主题。而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深的场域就是乡村，所以乡土作家所选择的现实观照对象基本上是乡村、底层和农民的命运沉浮，而“城市”及现代文明只是以文化他者的身份或隐或显地出现，这使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民间文化形态异常丰富驳杂。因而透析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民间文化形态无疑成为考察作家的多样化精神价值立场、现代文学复杂的精神资源和多样化审美经验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一、复杂的民间文化形态及文本呈现

所谓民间文化，是相对于上层文化的一种底层文化形态，具有集体性、匿名性、相对性和边缘性特征，它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指民间文学、民俗形式、仪式制度等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或物质遗存客观可感的文化形态；一是民间的信仰伦理、认知逻辑、稳定的历史传统等等深层次的、无形的(in-tangible)心理和精神内容。”在文学作品中，民间文化往往以具体的艺术审美形态呈现出来，并在相互作用中生成独特的意义，以传达创作主体的旨意。

具体到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民间文化在叙事文本中是以乡村生态图景、农民生存状态和乡村伦理道德法则等具体审美形态呈现出来，这些审美形态在相互指涉中共同演绎了20世纪上半叶乡土中国的文化景观，以本土经验和独特的审美形式参与了现代乡土小说的构建。在这方面，鲁迅的小说以其浓郁的地域色彩和丰厚的文化意蕴成为现代乡土，小说的典范之作。《故乡》、《社戏》、《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以富有质感的日常生活、扑面而来的浙东风土人情、旧式农民的愚昧麻木及形成这种人格的历史传统的细述，共同营造了“鲁镇——未庄”这样一个浙东的底层文化空间。在这里，作者游走于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历史与现实中价值选择的艰难与复杂，混着乡间的泥土气息走进读者的视野。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乡野田园的诗意风光、纯朴和谐的人伦关系、五光十色的民间艺术精粹，都对远在异乡的游子发出召唤，使鲁迅怀着深情眷恋赋予乡土民间以精神家园的意味，这也形成了他的“怀乡”创作模式，最典型的是《社戏》，厌倦都市喧嚣和名利场伪饰的游子在对乡土的回望中找寻到了可以让他暂时休憩的精神家园。可是一旦真正还乡，封建宗法制乡村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又让现代知识分子沮丧至极，于是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归乡创作模式，即在《故乡》中所叙述的，“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加之农民悲惨的生存状态，如杨二嫂的卑琐、闰土一声“老爷”传达出的等级意识，都使归乡者构建的精神家园在顷刻间垮塌。创作者的笔触又回到乡土生活环境的极端残酷、农民可悲的思想桎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隔膜的经验和想象上，构筑着一个封闭、愚昧、落后的现实民间，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厘析它与现代文明的距离，以此彰显知识分子对民众思想启蒙的合法性和迫切性。

鲁迅所开创的这两种创作模式在现代乡土小说中被延续，逐渐清晰地放大为乡土批判和乡土神话两种乡土美学创作范式。1920年代的乡土作家蹇先艾、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许杰等深受鲁迅乡土批判的启发，以冷静逼视和自我放逐的心态展现各自乡土的民风民俗和农民的生存真相，形成当时流行的隐含乡愁的戏谑、反讽、暴露的叙述风格，共同推动了现代乡土文学的勃兴。而之后的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则发展了鲁迅的归乡创作模式中反城市情绪，在对乡土宗法制农村的回眸凝望中倾情构筑着乡土神话，乡土大地孕育的自然生机、原初的性灵、生命中进发的欲望和自由的意义，构成了文本书写的内在精神支撑，在貌似反现代化和乌托邦式的浪漫书写中开启了现代化的另一种想象和可能。另外，在现代乡土小说创作中一个不能忽视的作家是从东北黑土地中走出来的萧红，她虽然只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跋涉了十个年头，创作量也并不是很大，但在探索乡土作家的矛盾性方面有典型意义。她的创作隐秘地呈现出怀乡和归乡两种情绪的复杂纠缠，如“大泥坑子”所隐喻的污浊、晦暗的生存状态和蜂飞蝶舞、阳光明媚的“后花园”指涉的自由生命空间冲突出现在一个文本中(《呼兰河传》)，这并造成深情和戏谑两种叙述语调的内在分裂，使文本情感指向变得模糊、游移，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作家处于文化启蒙和乡土神话的双重诉求下精神归属的困惑。

乡土作家的矛盾心态和审美分裂折射出民间文化的驳杂特征，即民间文化鱼龙混杂、善恶交织、美丑一体的基本特征。在民间的大地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藏污纳垢的复杂文化形态?研究民间文化的学者王光东曾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他认为这与“乡土宗法民间社会的存在形态有关”，一般的、常态的乡土宗法民间社会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带有某种专制色彩而又渗透着情感因素的社会形态，由于“辈分”的制约和伦理道德的约束表现出超常的稳定，而当处于“变态”情形下，譬如天灾人祸、外敌入侵、社会动荡等外部力量影响民间社会时，人为生存而挣扎的过程中，“个人生命”迸射出了灿烂的辉煌，出现了反叛传统的力量。王光东侧重从人的生命状态角度论述这一问题，除此而外，我认为乡土民间的边缘性、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多重因素都促成了乡土文化在自然生态、道德伦理、民风民俗等多层面藏污纳垢的基本特征。这使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彻底反传统、“移植西方”的激进式思维逻辑不断被质疑和挑战，而一次次驻足于民间试图构建中华文明的民族性特征。1920年代的民间歌谣运动，1930年代京派作家的崛起，以至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思潮等，都反映出现代知识分子在对现代化反思中以民间文化构建现代性的努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正是在这种曲折和复杂中不断让民间的新鲜血液流进血脉和身躯，使自己渐渐强大和丰富起来。

二、时代大潮推动下的多样化精神价值立场

中国现代乡土作家隔着一定的时空距离回望各自的乡土大地时，未尝没有意识到它藏污纳垢的复杂形态，但是他们在各自构建的民间世界里表现出了不同的乡土认知，亦如1920年代鲁迅、王鲁彦、彭家煌等对落后乡土的批判，1930年代沈从文、废名等京派作家塑造的乡土神话，及众多游走于这二者之间在困扰和焦灼中的乡土追寻。如此多样化的民间认知倾向说明了创作主体在深入民间大地时是持有不同精神价值立场的。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范畴内的精神价值立场，主要是指作家对乡土社会和民间文化的观察视角和价值取向，作为一种认知社会的思维方式，它必然内在地影响创作者对乡村经验的勾画和想象，因而形成不同叙事文本对乡土和农民多姿多彩的抒写。决定作家精神价值立场的要素是多样而复杂的，如作家的出生和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社会发展潮流等。但梳理现代乡土小说发展史，我们看到

时代变迁、社会革命发展等对作家心理的触动，则是推动作家思考民间问题价值立场发生转变的更为强大的力量。因而不同的精神价值立场不但标示出了乡土作家的个性风格差异，还会整体性地呈现出清晰的时代发展趋势，展现出现代乡土文学在民间风貌想象上宏观的历史发展脉络。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来看，“五四”时期是一个破旧立新、狂飙突进的时代，由现代知识分子推动的理性文化启蒙成为时代主潮，这时期对乡土中国的想象是和作家的文化启蒙立场联系在一起的。承载和积淀传统文化最深的乡土作为被改造、被启蒙的场域进入现代知识分子的视野，它的非现代性受到格外关注，成为凸显现代性追求的它者被想象和塑造。作家书写落后民风民俗、村夫村妇麻木凝滞的生活方式是为了消解它，逆向地提出“人”的独立问题。鲁迅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典型地概括了“五四”时代现代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人本主义思路，而要立人就要从占中国人口比例最多的农民、封建淤积最深的农村开始。农民、农村、民间文化带着它的落后腐朽气息进入了现代文学的审美表现领域，成为阻碍现代文明步伐的否定性力量受到批判。如鲁迅对阔别20年萧索荒村的勾勒，对闰土、祥林嫂精神不自由的刻画(《故乡》、《祝福》)；王鲁彦对乡间冥婚习俗那种阴森诡异的描绘(《菊英的出嫁》)，许杰对宗法制农村械斗时残酷野蛮的展示(《械斗》)，都是作家在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愚昧”的强烈诉求下，对乡土中国采取独特视角的观察和审视。它未必是当时乡土生存的真相，但其强烈的启蒙意向却符合当时呼吁走现代化道路的时代大潮。这一时期也有作品不时流露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逝去的伤感，但那被视为是感性的、情绪的或者是乡愁的表现，是后发现代国家在前进中的必然心理和情绪反应，并没有撼动理性的乡土批判的总体发展趋势，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就这样在现代文学中启动了。

进入1930年代，由于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内在分化、革命形势的变幻莫测，致使中国在文化启蒙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开始了对启蒙的反思，文学中乡村情趣的歌咏和乡村理想的诉说取代了基于民族境遇和生存压力下的乡土批判，乡土作为“精神家园”的隐喻在作品中被重塑。1930年代崛起的乡土作家群，如京派的沈从文、废名、师陀，东北作家群中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四川籍作家李劫人、沙汀、艾芜等，在其各自勾画的“边地世界”中表达着他们的乡村理想，一种沉落的文明为什么能焕发出如此奇异的光彩和动人的力量呢?这显然要归因于作者进入民间混沌苍莽大地时的精神价值立场，即从民间的视角出发，更多关注民间所蕴含的自由精神和农民对自在生活逻辑的尊重和理解。是什么使乡土作家的精神价值立场发生如此剧烈的转移呢?在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入侵、被迫离乡使得这块生养之地发出了召唤功能和本源性力量。在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桥》等京派作家作品中，则表现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质疑和中华传统文明重建的渴求。而在艾芜的《南行记》中我们又看到时空距离、异乡人的观照使乡土民间文化放射出了神秘的色彩。社会动荡、日本入侵、对现代城市工业文明的反思，这些1930年代的关键词都使得乡土作家踏上了归乡之途，无论那片土地还残留着多少痛苦的记忆，抑或给过他们多少慈母式的温暖和抚慰，在回忆中都变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和乡音，于是他们乌托邦式的叙事，甚至越过了现实乡土中国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瘠，在挥着翅膀的想象中抵达了生命的原乡。民间文学带着泥土的气息呈现出了正面的价值和意义。

1940年代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共同作用下，“抗战”和“救亡”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近代以来民主革命自下而上、武装斗争的特点都决定了乡土民间在这一场域下被诉说的重要意义，而中国反对日本入侵的民族斗争更是离不开来自民间的爱国热情和浴血奋战。这时作家对民间文化形态的精神价值立场和民间想象与这些时代主题密切相关。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实践面前，他们看到了民间蕴含着的巨大革命斗争力量及农民身上的优秀品质。孙犁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展现冀中农民自觉的政治热情和爱国热情，民众的英勇乐观、民风的朴素宜人、乡间芦苇的摇荡、荷花弥散的清香，都透露出乡土民间的诗意和力量。赵树理则因为落实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并探索出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成为解放区文学的典范，他的《小二黑结婚》、《邪不压正》等真正展现了在社会变迁中动态的乡土社会，底层的迂腐、新的革命力量的再生、社会各个阶层的复杂权力关系和矛盾斗争在乡土大地上生动上演，1940年代乡土文学的时代境遇以及作家所能达到的境界在赵树理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1940年代乡土作为革命性力量被书写，这既有时代触动作家情感后产生的自觉行为，也有革命文学运动推动的因素，在后者中，民间文化形态的美学意义变得异常重要，它以真实、感性的内容“保持了文学作品中民间文化形态的丰富和完整”。

三、民间文化形态对现代乡土小说产生的意义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民间文化形态丰富多样，并呈现出个体风格差异、时代发展风貌的总体区别，远比现代都市小说中的市井文化形态丰富复杂得多。那么民间文化形态在乡土叙事文本中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从美学层面来看，民间文化为文本世界提供了最生动细腻的乡村生态、底层人的生活细节、民间的历史传统等具体审美内容，这些恰恰是一个叙事文本穿越时空保持恒久魅力。如鲁迅《社戏》中描写几个乡间少年夜晚拨船去看戏、戏台下肆无忌惮的骂老旦、回来的路上偷吃六一公公的罗汉豆等等细节，保留下了20世纪初的江南水乡风光和乡野惬意生活的痕迹，使无数读者陶醉其中，怀念那渐渐逝去的田园野趣，而忽略乃至忘记了探寻作品的真正主题。而萧红的作品最能打动我们的也往往是老东北黑土地上日常生活情景：冬天妇女们坐在热炕头上拉家常、说粗话，夏天的戏台底下泼辣的女人们说着说着就打起来，门口“大泥坑子”里抬车抬马热闹非凡，为吃上小葱拌豆腐就悲壮的宣布“不过了”的汉子，等等，这些生动的细节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内容，在美学层面形成作品超越时空的永久魅力。

从文本的文化底蕴来看，民间文化表现出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渐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现代作家从思考乡土开始，以自己独特的民间表达形态参与了现代化动态的文化构建。正是由于现代作家大多具有深厚的乡村民间经验并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思考，才使得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在新文学创建之初就形成潮流并在以后经久不衰，无论是理性批判还是诗性坚守抑或政治激情的张扬，都作为现代文化的美学品格和组成部分被载入历史。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乡土作家随着时代发展变化对现

代化中国的多种想象。在以鲁迅为首包括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1920年代乡土作家的文本世界里，包含着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中国要现代化首先是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及腐朽文化，把人民从封闭愚昧状态下解放出来，因而中国最迫切的是人的现代化，这种对中国现代化的想象基本上是西方式的现代化。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并且在20世纪初内外交困境遇中提出这样的设想是有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化形态构成了启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代沈从文、废名、师陀等对现代化中国的想象是在20年代彻底反传统的基础上带有反思特点的，是民族化的现代化。这批作家更多的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找寻到了我们民族自在状态下顺天合理的部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影响跃然纸上，那种回避纷扰社会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万物有灵的书写似乎更像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境界，作者在推拒式接受中不断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滋生的物欲贪心、道德堕落和生命力的萎缩。这种书写一度被认为是消极对抗、道德保守主义，然而在不断反思现代性的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感受到沈从文、废名的乡村理想正是对未来的彩色预言。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代赵树理对现代乡村的构想，赵树理是在很强的政治语境下开始乡村设想的，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各阶层的复杂关系和矛盾斗争以及怎样在这中间实现农民的自主管理和文明提升是他书写的主题，这种设想是基于本土经验带有农民身份特征的想象，它直接开启了1950～1960年代乡村题材的书写方向，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都承接解放区赵树理的传统，聚焦农村农民，表达一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构想。赵树理曾说，自己的小说要“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正表明他以创作参与社会国家构想的初衷。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乡土作家的创作不是简单地描摹和再现民间，而是以民间想象为载体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动态构建，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创造着一种新生活、一个新世界。这对作家来讲尤其重要，更重要的是，成功的创作不能只停留在对现象的描摹或规避现实的复杂性上面，而应该以创造的激情和思想去建构理想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以民间文化形态的表达参与了现代文化的动态构建，并且富有创造性地想象了现代化中国的不同版本，赋予现代化以丰厚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