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祖德

在中国新文学的生产中，存在着大量关于“农民”、“农村”的叙事话语。这些散布于中国新文学各个层面的叙事话语可以被视为一种“农民”话语。无论是在现代文学的叙述中，还是在当代文学的叙述中，“农民”话语始终都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在本文看来，在这些“农民”话语中，正潜藏着中国新文学的基本叙事动力。基于此，本文要讨论的正是“农民”话语与中国新文学的叙事动力之间的历史关系和意义关系。在本文的考察中，从早期新文学对“国民”、“国民性”的想象与叙述，到当代文学对“人民性”的建构，这一线索勾勒出了中国新文学叙事动力的产生、发展、突破和转向的过程。

那么，在“农民”话语的叙述中，中国新文学的叙事动力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中国新文学的两个阶段——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来说，对“农民”的叙述是否源于一个共同的历史基础和历史想象?它们各自的叙述又存在着哪些方面的差异，之间又有什么历史关系?相对应于20世纪中国现代性知识与思想的发展和变异，它们各自对“农民”的想象和表达又在哪里出现了分野?本文针对中国新文学关于“国民”、“国民性”和“人民性”的想象进行描述和分析，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一、“农民”话语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叙事

中国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新文学也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现代性方案。在这个现代性的进程当中，新文学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它企图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或提供一种民族主体性，因为民族主体性的获得是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民族主体性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早期启蒙主义者所寻找的“国民性”。对于一个正处在形成过程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来说，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文学叙事，甚至创世神话、民间传说，它们对“国民性”和“新国民”的想象，甚至所叙述的民族故事，都是提供这种民族主体性的一种重要方式和可能性。同时，这些想象与叙事本身也是塑造“国民性”的一种话语实践。因此，塑造一种民族主体性或日新的“国民性”也就成为了早期新文学最重要的一项现代性启蒙工程。

对于一个具有几千年乡土历史和乡土文化基础的中国来说，“农民”是历来的文学艺术的重要的表达内容。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中，“农民”自然成为新文学改造“国民性”和塑造新“国民性”的话语领域。对“农民”形象的想象与重塑，成为中国新文学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历史起点。历史地看，无论是对于20世纪早期新文学的启蒙叙事来说，还是对于往后的苏区文艺、延安文艺和解放区文艺的革命话语来说，“农民”都只是一个等待被唤醒和启蒙的历史主体，它还没有完全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来。因而，新文学的现代性任务就是要唤醒这一主体，并将这一沉睡的主体纳入到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工程当中，或者是要将这一主体纳入到民主革命的历史和现实斗争实践之中，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想象关系和现实的“意义秩序”。至少，新文学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在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首先要把“农民”纳入到建构“国民性”这一历史进程当中。“因此，必须把‘中国造出来，将处于自然状态、纷纭复杂的传统中国社会讲进一个有开头有结尾的故事中去，也就是说要找到‘中国在‘历史上的位置，这个时候叙事就开始了。”这一方面是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新文学自身寻求现代性的过程。历史、社会和革命的现实同新文学一起在叙事与话语中展开了现代化的双重运作和现代性同构。

因此，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民主革命为新文学展开其“农民”话语提供了一种叙事动力。这种叙事动力是崭新的，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旧文学的。这样，新的“国民”就被叙事和话语组织起来了，同时也展开了对新的“国民性”的想象，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至少是一种现代观念，凭借叙事和话语的作用而渐渐形成。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对“国民性”的想象，包括对“农民”形象的重塑，既是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民主革命的历史起点。这正是20世纪中国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的双重任务的现代性同构。

新文学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这种新“国民”和新“国民性”的诉求正来源于他们对“传统的”、“封建的”“农民”的想象和认知。在他们的叙述里，“农民”总是和保守、愚昧、落后、狭隘、自私、麻木、纯朴、善良等等具有修辞性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对“农民”的叙述也主要是由一批具有启蒙主义理想的文学知识分子进行的。在新文学肇始之初，“农民”这一现代化的对象，也就进入了新文学的叙述视野和叙述框架之中，成为文学与知识的对象和表达内容。“农民”也因此而成为他们寻找新“国民”和新“国民性”的主要题域。文学作为一种想象和叙事，和历史、宗教、民间传说等等叙事一样，是建构“国民性”或者民族主体性的一种基本途径。因此，现代民族国家——民族主体性/“国民性”——文学叙事——“农民”话语，在中国现代性的思想逻辑之中，就建立起了一种因果关系。从新文学和启蒙主义知识分子自身的理想和目标来看，这种因果关系反过来(“农民”话语——文学叙事——民族主体性/“国民性”——现代民族国家)也成为了一种具有历史合目的性的现代性思路，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是要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新文学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文学的现代化要求也因此和对“农民”/“国民”的现代化要求和想象同时展开了叙述。

早在1902年，作为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之一的梁启超就在他的《新民说》中专门论述了“国民”、“国民性”和“国家”这些现代性命题。梁启超关于小说功能的叙述，将新文学和“民族”、“国家”、“国民”、“国民性”等等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想象联系在一起。这并不能说只是一种简单的“民族功利主义文学观”，这也许并非什么“文学观”的问题，而正是因为梁启超已经意识到了文学叙事和这些现代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

同样，作为新文学的先驱之一的鲁迅在其早期思想中也存在着对这种新“国民”的想象。在他早期的文章如《摩罗诗力说》、《中国地质略论》中就透露出对民族、国家和国民的一种现代性想象。但是鲁迅的现代性思想是丰富而驳杂的，在他对一种新的“国民性”的想象远未能达成的时候，却已经深入对一种作为生命存在的“人”的主体存在的思考，开始探索“人”的心灵、生命、死亡和存在的困境和秘密，展现出一种新的“立人”的叙事态度。这或许可以说明鲁迅对启蒙本身的质疑和反思，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里，他这样叙述了一个启蒙主义者从“国民”到“人”、“自我”的一种现代性思路：“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

提倡文艺运动了”，“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梁启超和鲁迅都表达了一种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态度。尽管鲁迅的转变体现了这种思想启蒙从“国民性”到“人”的深度进展，他的“立人”思想仍然是出于对“国民性”想象的失落和不满足，他所探索的是更深层次和更基本的现代性难题。他们各自的思路体现出启蒙主义者及其20世纪初现代性思想的分化和复杂化。无论是梁启超的“文学救国”观念对“国民”和“国家”的想象，还是鲁迅从一种具体意义的“国民性”到一种更深层次意义上的“人”的探索，这些启蒙主义者和新文学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欲望都为新文学的“农民”话语提供了一种强烈的叙述动力。

正因为这些复杂因素的存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对“农民”、“农村”的想象和叙述呈现出一定的丰富性和多元化状况。对于早期新文学作家和以后的现代文学作家来说，“农民”和“农村”都寄托着他们共同的历史愿望和富有差异性的个体情感和个人经验。在鲁迅、周作人、叶圣陶、茅盾、废名及其他乡土作家等关于“农民”、“农村”的叙事文本中，他们的叙述态度、情感与形式都不尽相同。但总的说来，在这些文本和话语之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叙述态度：一种是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态度；另一种则是文化审美的和情感怀旧的态度。

思想启蒙与文化批判的叙述态度主要是将“农民”视为一种落后的“国民性”的载体，从而展开对“国民劣根性”的呈现与批判，以塑造一种新的“国民”和“国民性”。鲁迅对阿Q的批判(《阿Q正传》)，对祥林嫂的怜悯(《祝福》)，对少年闰土的怀念(《故乡》)，对华老栓的麻木的失望(《药》)，许钦文对《石宕》前面麻木的人们的失望，蹇先艾对《贵州道上》那些轿夫的怜悯与哀叹……早期新文学中这种种“农民”话语，都体现出这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想象和启蒙的态度。这种叙事态度一方面是要在这些载体身上挖掘一种“国民劣根性”，另一方面要探求这种“劣根性”存在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社会条件，以展示出“农民”的历史命运。

文化审美的和情感怀旧的叙述态度主要是将“农民”、“农村”、“乡土”视为一种传统的道德、伦理、理想与美的呵护之地，视为在社会转型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归依之地。废名的《河上柳》、《竹林的故事》，以及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都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理想和愿望。尽管在这种叙事里面或许存在着一种“反现代性”的因素，这种叙事态度仍然体现了新文学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性的一种复杂心态。对于新文学知识分子而言，这种归依和救赎的愿望一定程度上寄托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他们深知“乡土”、“故乡”世界的破裂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面对这种理想世界的破裂，这种叙述态度对“乡土”、“故乡”依然掩藏着一种新的想象。有论者就认为，沈从文小说中的“河”、“路”等意象暗示了这种破裂和一种新的可能。现代性、现代文明、社会文化的变动依然是促成这种文化审美和情感怀旧的叙述态度的基本动力。

也正因为如此，新文学的这两种基本叙事态度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在对“农民”、“农村”、“乡土”和“故乡”的启蒙叙事中，也会存在着对一种理想和道德的怀念；在那些关于文化审美和精神归依的话语里，也潜藏着对“农民”、“农村”、“乡土”的一种审视和新的期望。这些新文学知识分子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悯农”的情怀，另一方面体现出了20世纪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焦虑和理想。这或许可以说明，新文学的这些叙事话语不仅仅来源于一种关于传统和现代对立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也是由20世纪中国现代性语境本身存在的复杂性所致。

从新文学这些充满多重向度的叙事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被“现代中国”、“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现代文明”、“人”、“农民”、“国民性”等多种因素困扰的文学写作与叙事的语境或场域形成了。不管是梁启超“文学救国”的现代性，还是鲁迅“立人”的“个人”现代性都被这个语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新文学的“农民”话语也因此和现代性缔结了复杂的历史关系和意义关系。

新文学知识分子对“农民”这个他者的叙述，也被这些复杂因素困扰着。也正因为如此，早期新文学对“农民”的想象和认知是不明确的。不明确的原因在于，新文学知识分子对“国民性”这一概念及其所指本身的想象的模糊和叙述的含混，这种模糊与含混又源于知识分子尚未能认清“农民”在历史和现代革命斗争历史中的“意义”和“功能”。因此，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国民性”论题主要体现出一种怀疑论和批判性。从批判“国民性”、发掘“国民劣根性”到寻找新“国民性”、新“国民”，再到唤醒“人”的意识，早期新文学及现代文学都未能将“农民”这一历史主体描画出来，也未能塑造出一个具有新“国民性”的新“农民”。从目的论和叙事话语本身的功能的角度来说，早期新文学/现代文学对“农民”的想象与叙述是不太成功的，尽管20世纪中国社会与知识界思想的多重现代性因素为它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足够的叙述动力。

二、“农民”话语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叙事

应该说，中国新文学对“农民”的想象渐渐明确起来，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随着中国新文学的转折及当代文学的生成，以及现代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进展，中国新文学对“农民”的叙述态度也渐渐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对“农民”的叙述态度不再主要表现为早期新文学和现代文学所持的那种启蒙主义、文化批判、文化审美情趣和情感怀旧，而是逐渐转变为对“农民”、“农村”的赞美、对一种“新生活”的表现和歌颂。一个个“新人”、“新农民”形象和“新农村”的场景开始浮现于当代文学的想象与叙述中。

这些新的叙述态度和新的话语类型，一方面，这自然是当代文学话语规则、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选择和规约的结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早期新文学和现代文学就做出了这样一种基本的评估：“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实际上，这个评估是在规约新文学在新的时期应该遵循的一个基本方向，那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和“革命战争”等现实生活结合起来。

然而，另一方面，新文学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和经验的转变也是这些新的叙述态度形成的重要因素。对“人民立场”的重新确认，也逐渐改变了早期新文学的那种叙述态度：“今天衡定任何事物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便是人民立场——要立在人民的地位上衡量一切。我们要坚定着人民立场，严格地把握着

人民本位地态度。举凡有利于人民的便是善，有害于人民的便是恶。遵守人民本位的便是是，脱离人民本位的便是非。”

另外，对于新文学在新的时代需要确立何种新的历史任务，中国新文学知识分子自身也有了新的体认，“我们现在抗战，同时也在建国；建国的主要目标是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目前我们已经有许多制度，许多群体日在成长中。……这些制度，这些群体，正是我们现代的英雄。我们可以想到，抗战胜利后，我们这种群体的英雄会更多，也更伟大。这些英雄值得诗人歌咏；相信将来会有歌咏这种英雄的中国‘现代史诗出现。……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迫切的需要建国的歌手。”“抗战”与“建国”，正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史诗”，也需要“歌手”。因此，“人民”，新“农民”、新“国家”对于新文学知识分子而言，开始成为一种新的召唤结构和叙事动力。

叙述态度的转变体现出叙述动力的转变。中国当代文学对“人民”、“农民”这些对象的新的叙述不再由新文学知识分子以启蒙、批判与询唤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开始由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新文学知识分子共同参与而建构。毛泽东、郭沫若和朱自清等三者的言论就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中国新文学一种新的文学格局和新的叙述动力的形成。“总的方向是一致的”，意味着新文学和革命斗争有着共同的目标；并且，在新的时代，新文学必须调整和加强同革命斗争的关系。这样，中国当代文学继续参与着一种新“国民性”的想象与建构，同时加强了和“实际工作”、革命斗争历史的联系，重新塑造一种“革命的文学艺术”。因此，在当代文学时期，新文学关于“农民”、新“国民性”的叙事和关于革命斗争历史的合法性叙事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两种叙事同时进行，开始了对新政权及其历史合法性的叙述。

在塑造新“国民性”这一叙事向度上，当代文学延续了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农民”想象的动机，但是在想象的方式上却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当代文学的叙述中，“农民”、“农村”的形象和面貌与在现代文学的叙述中有了强烈的差异，“农民”、“农村”开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图景。在延安文艺以及解放区的文学艺术的叙述中，开始出现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人物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在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中，出现了像《白毛女》(贺敬之、丁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暴风骤雨》(周立波)、《李有才板话》(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种谷记》(柳青)、《王贵与李香香》(李季)等等相关文本。在这些文本的话语叙述中，一个个处于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开始浮出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叙述，文本中“农村”世界里也开始展现出新的结构、力量和关系。在这些“农村”世界里，“阶级关系”、“阶级斗争”、“革命”逐渐成为新文学的新的叙事模式和叙述框架。可以说，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之中，一个新的作为一个阶级的总体“农民”也正逐渐形成，正逐渐摆脱早期新文学叙述中“农民”的某些特征。这也正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正在渐渐突破新文学知识分子那种对“农民”固有的想象和叙述态度。这种想象方式的“脱域”过程也正说明叙述动力的转变和突破。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新文学知识分子在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条件下，也渐渐对“农民”产生了新的要求。新的想象方式自然开始建构新的美学经验。“农民”在当代文学的叙述里，开始有了一种“主动性”或者“主体性”。对于“农民”，中国新文学知识分子也开始有了明确的想象、明确的依据和明确的叙述目标。

另一方面，在新的“农村”世界里，其内部结构和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当代文学对“农村”的话语叙述里，不仅仅存在“农民”和“地主”、“封建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第三者”，那就是“党”、“党代表”、“领导”、“工作组”这些形象的出现。这个“第三者”不仅仅以明确的人物形象出现，还以一种思想、意识和观念出现，被赋予给那些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农民”。“大春”(《白毛女》)、“郭全海”(《暴风骤雨》)、“张裕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王贵”(《王贵与李香香》)等这些人物形象的成长和命运的改变，正是因为一个“第三者”的介入，才有了可能。如果说新文学/现代文学中的“农村”世界主要体现为“农民”和“地主”、“封建文化”之间的结构性“二元关系”，展现出一个自足的社会结构及其内在矛盾和斗争，那么，在当代文学的叙述中，则形成了“农民”——“党”——“封建”这样一种“三元关系”。“第三者”的介入正是改变早期新文学/现代文学“农村”世界的一种支配性力量。尽管在这些文本和话语所提供的语境中，这种“三元关系”内部还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当代文学对“农民”、“农村”的想象和叙述确实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农民”话语叙述里，这种“三元关系”真正确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叙事框架。从《三里湾》(赵树理)、《山乡巨变》(周立波)到《创业史》(柳青)，再到《艳阳天》、《金光大道》(浩然)，“第三者”的介入和这个“三元关系”构成了当代文学“农民”话语的叙事空间和文本形态。这个“第三者”的身份历史影像是否就是早期新文学“农民”话语中的那个“知识分子”呢?这又意味着什么?

叙事模式和叙事框架的改变一方面说明当代文学对“农民”想象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了一种新的想象，那就是对“第三者”的特殊想象。在那些有关“农民”话语的文本和语境中，这个“第三者”的出现，是“农民”战胜“地主”，获得“解放”的直接动力。并且，“第三者”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他者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作为话语的叙述者参与了“农民”话语的话语实践。因此，对于新文学的“农村”世界而言，它不仅仅要消灭“地主”、解放“农民”，还要教育旧“农民”、塑造新“农民”，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二元关系”。这个“第三者”的合法性不仅仅在于对“农民”的解放以及文本和语境中的阶级对立关系，还来自于一种历史的预设，即是对于新“国民”、新“国民性”、“民族”、“国家”、“革命”这些现代问题的想象和追求。因此，当代文学对于这个“第三者”的历史合法性的叙事也就从“农民”、“农村”这个题材领域中开始了。

正因为这些现代性所提供的叙事动力和这种崭新的“三元关系”的叙事框架，当代文学同时展开了两种叙事。一是进一步展开对“国民”、“国民性”、“农民”的想象和建构。在这一方面，当代文学超越了早期新文学知识分子的那种启蒙、批判和询唤的方式，而是在当代国家文艺政策、文艺理论批评以及文学作品或者叙事文本不断协调的过程中展开的。二是开启了一种新的叙事，即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新政权新国家的历史合法性进行叙述。如前文所叙，这个对新的民

族国家的合法化叙事是革命史的一种文学性的和艺术性的、补充性的叙事。到1960年代一系列“红色经典”文本的出现，当代文学“农民”话语已经为中国革命史建构了一套完整而丰富的修辞系统。

因此，中国当代文学从1950年代开始，正式进人了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和文学生产当中。“农民”话语一方面进一步推进了早期新文学以来对“国民性”的想象与建构，另一方面开始进行对革命斗争历史、新政权和新国家的合法化叙事。相对于早期新文学/现代文学而言，当代文学“农民”话语及其实践的明确性正来源于一个具有现代性意识的“第三者”的介入，而不仅仅在于文学叙述者自身的想象。从叙事和话语的目的性的角度看来，当代文学对“农民”的想象和叙述提供了完整的意义与功能。

三、主体性生产：从“国民性”到“人民性”

从现代文学对“农民”的想象和认知，到当代文学对新“农民”的要求、寻找和塑造，中国新文学对“农民”的想象与书写正是一个主体性的生产过程。现代文学从“国民性”的角度展开了它对“农民”的叙述；当代文学则从“国民性”和新国家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这两方面同时展开了叙述，并且将“国民性”提升为一种“人民性”。在“农民”话语的建构及其实践中，从“国民性”到“人民性”，中国新文学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的生产。

如前文所叙，民族主体性、“国民性”是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而一个国家、政权需要把它的“国民”变成它的“人民”，才能真正获取并且维持它的历史合法性和正当性。因为，只有“人民”才能成为民族主体性的载体，才能体现一个民族国家的这种合法性和正当性。无论是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中，还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叙事中，“国家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国家本身，而是来自人民。”因此，“人民性”不仅仅是关于“农民”或者“国民”的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和阶级概念，它还关涉到对国家、政权的合法化叙事。

在当代文学所处的政治氛围和文化氛围中，对“人民性”有着这样一种特殊的要求：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长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从“阿Q”(《阿Q正传》)、“闰土”(《故乡》)、“祥林嫂”(《祝福》)等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农民”、“国民性”的想象和对新“农民”、新“国民性”的焦虑；从“王金生”(《三里湾》)、“梁生宝”(《创业史》)、“萧长春”(《艳阳天》)、“高大泉”(《金光大道》)，以及“高增福”(《创业史》)的成长、“梁三老汉”(《创业史》)、“赵满囤”(《三年早知道》)等等人物形象的转变，我们则可以看到一种对“人民性”的新要求。“人民性”体现出革命斗争历史、新政权新国家的合法性，也体现出对新的“国民性”这一历史主体性的生产。

另一方面，这些关于新政权、新国家的合法化叙事，以及关于“人民”、“人民性”的要求和另一个更高的现代性叙事相关。在当代文学的“农村”世界和“农民”话语之中，“党”、“领导”、“党代表”、“工作组”这些“第三者”正是解放“农民”、消灭“地主”和“封建文化”的直接动力因素。如前文所叙，这个“第三者”作为一个启蒙者、解放者和拯救者的身份而出现，也介入了当代文学的叙事和话语实践，和文本叙述者共同完成了“农民”话语的建构。或许可以说，“这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一个经典性的困境。他始终以一个拯救者的身份出现，试图给那困扰他的紧迫问题一个终极的解决，他把‘人民作为一个总体想象的符码，把‘人们所承担的苦难和争取幸福的欲望化为了超验而神圣的终极性的能指。”正因为这种对“人民”的总体性的想象，对于“地主”、“封建文化”、“反动阶级”的消灭，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启蒙主义姿态的叙述：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

对于“农民”的启蒙与教育、对“地主”、“反动阶级”的改造都和对“人民性”、“新人”的想象和要求相关。同时，这种叙事不仅仅在于“农民”的解放，还在于“地主”的“改造”和“进步”。在这个“第三者”的身上及其话语实践中，展现出一种现代性和启蒙主义知识关于“人”和“历史”的理想和姿态，并进一步推进了早期新文学启蒙主义者的理想和预设。因此，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农民”话语对于“人民性”的要求和话语实践，以及对新政权、新国家的合法化叙事还来自现代性关于“历史”、现代民族国家、“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元叙事(metarecits)”。因此，在更深层次上，作为一种想象方式的“农民”话语指向的是历史、一切奴役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桎梏。正因为“第三者”关于自由、幸福、解放的启蒙主义情怀来源于现代性的这套“元叙事”，当代文学“农民”话语对于“党”、阶级、政治、历史的道德化和伦理化叙事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它的思想根源。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新文学知识分子也因此而获得话语和叙事的权力，“由于‘人民的非实体化为超验的能指，因此，知识分子的代言就变成了无从加以否定的合法性信念。它把‘人民抽象化之后，就可以将之视为‘沉默的、无法表达自身的语言/生存状态的人，‘自在的人，而这种无法表达的欲望和企求只有通过知识分子才可能得到表达。”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农民”话语，它的叙述动力来源于新文学以及新文学知识分子对一种“国民性”、民族主体性，对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需要，从而在“农民”这一话语领域建构一种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意义和阶级意义上的主体性，而且还是一种历史主体性。从“国民性”到“人民性”体现出了这种历史主体性生产的过程。建构这个历史主体性的深层次动力来自于现代性这个强大的历史理性和历史逻辑。现代性关于人类“自由”、“解放”和“幸福”的“元叙事”在根本上确立了“农民”话语关于“人民性”、“社会主义新人”和新政权、新国家的历史合法性。这也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其书写过程和生产实践中的一种潜意识结构。

从本文的考察来看，中国新文学对“国民”、“国民性”和“人民性”的想象，正体现出一种最基本的叙事动力，那就是要塑造一种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体现为“民族主体性”、“国民”、“人民”，而最终要建构的正是一种“历史主体性”。“农民”、“农村”这些题材成为建构这种主体性的最基本的话语领域。也即是说，在中国新文学关于“农民”话语的建构、生产和叙述进展中，潜藏着中国新文学最基本的叙事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