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荣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复归性写作的姿态。一方面，创作主体对生活和历史的透视能力增强了，能够比较准确地拔除那些遮蔽了真相的杂芜；另一方面，文学在经历了商业化、市场化的合谋而彻底落入民间后，透射出质朴、真纯的文学精神。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在被人们忽略和边缘化了许多年后，又以“吹尽黄沙始见金”般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阅读视野中。近几年出现的“底层叙事”，就以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切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一股久违的热血激情。而这种能让人们感奋激动以致愤慨的文学精神，原本就是中国新文学一个辉煌的起点。在“为人生而艺术”的麾下曾经汇集了诸多以表现人生哀乐、社会情状、平民苦痛的创作家。为人生的“问题小说”、表达流寓者情思的“乡土小说”，成为那一时期极其显在的创作潮流，与自由主义文学和表现自我的“身边小说”分庭抗礼，成为最具平民化、最贴近民生、最富人气的小说样式。1930年代，鲁迅在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白莽(殷夫)诗集《孩儿塔》作序时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左翼及现实主义文学的推重。

时隔半个多世纪，这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历经起伏沉落后，终于又呈现在人们面前。2004年，曹征路的《那儿》成为新世纪的一支“响箭”，它穿透了曾经由狂欢的语言、暧昧的私语和悬疑的情境所构成的文学屏障，带来了力的美，伤的痛，情的真。也许是无意为之，但事实却无比真切：曹征路及其作品引发了当下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底层文学”现象。对于“底层文学”，有学者这样定义它：“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这样的定义，显然不仅从概念上界定了“底层叙事”，更从历史传统中找到了思想文化资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由经济领域策动，进而激活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化，在文学上的体现异常醒目。在商业霸权无孔不入、资本创造神话的时代，人们更需要文学，需要文学的现实精神来抚慰我们疲惫、焦虑、躁动、欲望横生的心灵。

《那儿》和《霓虹》在当代小说中呈现出异质的色彩和另类的声音。这两部小说的出现，使前此文坛上已经出现但并不显在的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变成了一个典型事件。这两篇小说表达了同一个精神指向，那就是对社会底层、弱势群体苦难的书写。我们相信，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在人类心灵幽暗的深处，总会有各色有形的苦难和无形的困苦。对于苦难和困厄，提倡酒神精神的尼采用一种完全释放的狂喜，来超越他心灵中的悲剧感。鲁迅也以“反抗绝望”的姿态来对抗悲剧感。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过客”，在朝着坟墓走去，在顽强对抗中显示出自己的意义。如果说尼采和鲁迅站在哲学的形而上的角度探究人类的困苦与悲剧，那么曹征路则是在现实这个红尘世界中描述普通人底层人的苦境，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弥漫其中。

《那儿》的主线写的是某矿机长工会主席“我小舅”朱卫国试图阻止本单位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最终失败而自杀身亡的故事。曹征路的叙事将人们带进了生活赤裸裸的真实中。“那儿”即《国际歌》中“英特耐雄纳尔”(Internationale)——国际共产主义的简化之说，在小说中有深刻的隐喻之义。“我小舅”朱卫国甚至外婆那一代人是唱着《国际歌》长大的，“那儿”就是幸福和理想的最高体现，朱卫国曾是那个时代的主人和宠儿，他是厂里的技术能手，在出色地处理了一次技术含量很高的事件后，曾受到挑剔而严谨的德国人的夸赞，认为他“在德国一定能当上议员”。那时的小舅(包括小舅工厂所有的工人)不仅不是底层人，简直就是得意洋洋骄傲自豪的“上层人”。就像“英特耐雄纳尔”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样，朱卫国们的“那儿”也成了逝去的彼岸，而此岸已然构成了对他们的挤压。小说让人震撼和感动的，不是国企转制过程中某些人私欲的膨胀，而是朱卫国这类人的坚守执着。面对不可逆转的事件，朱卫国清醒地认识工厂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甩掉“名”的精神负累(朱卫国是省级劳动模范，工会主席)，要以“那儿”的名义为集体讨回“公道”。他一次次单枪匹马逐级逐级地上访，他的身后虽然是庞大产业工人族群，但他的行为仍然显得有些势单力薄，甚至连他的亲人(比如“我”母亲)都不能有效地构成他的“亲友团”。但他心中有“那儿”的信念，既要挽救企业，又要救度工友，所以当两者都不能实现时，死亡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朱卫国的死是清醒的死，抗争的死，悲壮的死。他是个殉道者。我们说，在朱卫国悲剧的背后，隐含着曹征路对国企改制等重大事项的反思，应该不是臆断。曹征路所言“在主义之上我选择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肤”，是他坚守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诗意表述。

倘说“贫穷使男子潦倒”，那么“饥饿使妇女堕落”则从性别文化上界说了社会最底层妇女最终和最无奈的选择。“堕落”一词也许隐含了很大程度上的道德指涉，我们不妨用“沦落”来置换一下。被称为是《那儿》姊妹篇的《霓虹》叙述的就是一个新版的“饥饿使妇女沦落”的故事。《霓虹》由勘察报告、侦查日志、谈话笔录以及小说主人公倪红梅的日记构成，“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显然，这部小说叙事技术是极具现代色彩的。倪红梅就在这种现代生活的挣扎中演绎了生命的悲剧。

小说主要采用的日记体叙事策略，让这篇小说弥漫着一种浪漫的情调。日记这种最个人化的叙事模式，首先带给人的就是极富主观抒情的真实感，历史上的那些文学实绩已经证实了这个论断并不虚妄。倪红梅的日记是一部苦情档案：父亲为抢救工厂财产而牺牲，她顶替父亲的班去了绢纺厂。丈夫死于工伤但未得到赔偿；自己曾为技工却已下岗失业，婆婆瘫痪需要照顾，女儿生病无钱医治。倪红梅就在日记间记录下了她内心的焦灼，生活的节律，人情的粗鄙。道道霓虹像道道利刃，划伤了倪红梅的生命，也刮蹭着读者的心灵。倪红梅是绢纺女工，是出色的技术工人(这一点与小舅朱卫国相同)，而且政治上先进，当过小组长、团支书，得过两次厂先进，一次市先进生产者。她不仅是个职业女性，而且还是个很富有女人味的温情女人，“性情温和，与邻居关系良好”，连嫖客都独独钟情于她。为了加深人们对倪红梅“良”的品行的认知，作品还写到了她的容貌“漂亮”。于是，一个“良品”女子终于被逼成“娼妓”的故事被嵌进了现代的叙事中。如果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倪红梅的生活际遇和死亡就是一个典型的“有价值的东西”、美的东西被毁灭的悲剧。倪红梅死于拒还嫖客的两张假钞事件。简单的原因背后隐伏的是对倪红梅人品的肯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最底层生存真相的揭秘。

构成倪红梅生存空间的参照物——阿红、阿月们，身份与倪红梅相同，但她们的苦情似乎要清淡了许多。阿红与阿月是这一行的“资深者”。阿红的前史是幼稚和欲望的混合体，“她十五六岁就出来洗头，没多久就跟一个小老板生了儿子，本来一心想当人家填房”；后来是亲情的牺牲品，“父亲逼她卖淫”，供两个弟弟读书和家里致富。肥肥与丈夫进城打工，她甘心“自己做鸡养活老公”。如果说传统的“左翼文学”主要言说的是革命精神和阶级对立的外部生活的话，那么像《霓虹》这类小说则更多的是展示了社会进程中种种原因而逐渐分化出的不同阶层间的精神对峙。这是一种内置的深刻对立，甚至带有血腥气。

《那儿》、《霓虹》被学界评为“新现实主义文学”，其中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作品对当下中国社会公共生活的真实再现，或言之是现实主义精神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复兴。曹征路对新世纪复出的现实主义有着坚定的信心：“现实主义既然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现代转型期出现的文学主张，在一百年里的文学变迁尽管五光十色迭经苦难，但历史没有‘终结，这个主张的内容和形式就不会终结。……只要这个历史要求没有得到充分有力的表达和宣泄，现实主义就不可能被真正遮蔽。”

社会历史已经进入到了21世纪，因经济、文化等因素造成的新的“阶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文学是要体现社会关怀的，是要表达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参与姿态的。“底层”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生存处境本来就蕴含着文学书写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像这样直指生活最底层的叙事，在新世纪文学中出现，“已经构成了新世纪文学的新人民性”写作。曹征路的小说创作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