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阳

10月10日，刘冬平的矿井底水深8米。

“井下变压器，以及有防爆开关、轴承的设备肯定全完了。”守矿的两个工人告诉阔别一年的老板。

井上的部分似乎还是新的。瓷砖鲜亮的三层办公楼旁，是刷卡打饭的职工食堂，两百多米外则是三层高的职工宿舍楼。秋天土黄色的田野上显得像标本的漂亮建筑，是当初二级标准文明矿验收的硬件。

但撞开生锈的办公室门锁，硕大的桌子被厚厚的灰尘遮得严严实实，代替了往日煤灰的活动。

长出青草的矿车铁轨、生锈的避雷针、被合煤的雨水笔触描画的“安全生产重于泰山”的标语牌。一座私人煤矿的进化史，在新一轮山西煤矿改革的门槛前骤然停顿，作为这个煤矿曾经的终极目的，煤场上只有依稀可辨的黑色煤迹。

15年之前，机缘凑合之下，“煤老板”群体诞生。骇人形象背后，他们的淘金事业私人煤矿的弯曲轨迹，却少人注目。

离开了矿井背景的煤老板，其形象和历史空洞如昔。

小锅熬炸药的日子

2007年12月19日，山西长治某煤矿边的矸石堆上，一些周边地区的农民纷纷赶来拾还有燃烧可能的煤炭。

葛存良提着一口锅，背一袋硝铵和米糠或锯木屑，再拿一点柴油，来到后山无人处支起锅。

点着火后，将硝铵倒进锅内，刺鼻的硝铵遇热后更加呛人，一边流着眼泪，紧盯着锅里的硝铵化成液态，马上起锅倒进米糠和一两公斤柴油搅拌成糊状。

数个小时后，葛存良幸存而归，背上是干了以后的土制炸药。

这是13年前山西煤矿里的日常情景。

“正规炸药很难搞到，没有钱的煤老板更愿意用低成本的土制炸药”，葛说，90年代中期，是山西煤炭的最低潮。

“大家都是挂靠在乡或者村子的名义下经营，每年交些承包费用。”刘冬平回忆。

找不到挂靠或者承包的，干脆自己开起了黑口子。刘冬平说：“实际上黑矿比有手续的矿多很多，我们这道沟里有11个矿是有手续的，黑口子却有20多个。”

投资最小的竖井成为首选，一个两面缠绳的电机辘轳，一面是向上的钢丝费绳，一面是向下的钢丝绳，在拉上煤的同时，送下去空筐子。—人放炮，—人装煤，—人用平车拉煤。20多个工人除了工头和两个技术员，一共分为七组同时开采几个工作面。

这样的矿井每年挖到2万～3万吨煤炭，刘冬平说：“我的矿在当年已经是山西中等规模的大矿旁边最小的一个煤矿年产量是8000吨。”

湖北包工头请来的安全员，拿着新式的大号手电察看坑木支好了没有，打的巷道是否符合规定。标准为2.8米宽的巷道只要不打到4米，只要不在危险段，一般也不会说什么。

技术员是老板的人，在工作面监督工头，有问题马上扣钱。刘自己的全部精力在卖煤要账上面。

南洋来的金融危机的风，吹进了煤巷底层。

“没人给现金。”刘收过各种各样的货款，有电视机、摩托车、轮胎，也有小汽车。“我卖煤给土焦厂，土焦厂给小钢厂，钢厂再不知道卖给谁就换回了各种各样的产品‘结账。”

每年过春节，收不回现金，刘带上工头要账。一次焦厂给的是摩托车，3000多元一辆的铃木100，对方抵给刘5000多元，刘不想要，就问工头，你想不想要，不想要就再等等拿钱。急着给工人发工资的工头，当即点头应允，结果可想而知，4、5辆摩托车，工头赔了近万元。

货物最后折抵工资到了葛存良们手里。“一台2000多的电视机，抵给我们至少要加200元，我们卖的时候，还要再比商店少一点，一来一去，工资挣得更少。”

提麻袋发工资

2007年5月11日.山西省长治大雁沟煤矿，进入矿井的工人。

2001年秋天，学会计专业的李志强被父亲叫回了家。一脸喜色的父亲冲着他高声嚷嚷：“你不是学过专业数钱，今天就用你了。”

在自家煤矿的一孔窯洞里，李志强见到了80多万元冬季用煤预订款，整整两大皮箱现金。对五张一次连数法还不太熟练的李志强，连数几遍后，手抖索了好几天，回到宿舍同学们以为他在暗中练习吉他。这笔送上门的现金，意味着父亲再不用出去躲债。

“煤炭价格每吨涨到了60元，焦厂、电厂都是带着现金来买。”刘冬平说，每吨能挣30多元。

政府的“关心”临到了小煤矿。“不论是3万吨，还是6万吨，一律扩建为9万吨。”

“新建矿用到的电缆、设备、开关等一切井下生产工具，一律要求选用防爆产品，并指定由有资质和合格证的企业提供。”

在政府组织的培训班上，因为不让抽烟憋得慌的刘学到了“瓦斯”。“以前年产几万吨，井下只有十几个人，工作面很小，不会出现瓦斯事故，顶多冒个顶。9万吨的之后，工作面大了很多，瓦斯很容易就积聚到爆炸燃点。”

培训完毕后，刘以5万元年薪的高薪请来一位国营大矿的退休高工做技术总监。高工下井上来一头大汗，“你们这样的矿，还敢干”。

“他提出顶板支护要用钢管锚杆，当然虽然投入大，但现在看来值得，我的顶板到现在为止都好好的，而邻矿没舍得更换的顶板，已经塌过几次。”

官员来到矿上也多了，陪客成为课题。“吃顿饭，给条烟，再送点礼品，”李志强说，礼品不等，好点的水杯、钢笔、皮带、包、乱七八糟。”

没有专职财务人员，刘冬平开始拎着麻袋给工人发钱。有提麻袋从银行取款的老板，路上遇到抢劫。

包工头的肩膀

不再用炒炸药的葛存良，开始感受另一种死亡威胁。

那是一个发烧的年代，煤总不够卖。井下深斗三轮车完全代替了人力平车，“一个井下至少得有40～50辆三轮车”。

“整个巷道空气煤尘弥漫，呛得睁不开眼，到处是煤尘的巷道里，三轮车的排气筒上时不时冒出火花。”

“老板们对超出产能定额的煤炭，每吨奖5～10元，以鼓励我们多挖煤。”葛存良说，15万吨矿规定只能下井29人，根本不现实。“每班井下至少有70多人，固定60个人分到两个采区，每个采区有30个工作面，各個采区15辆三轮车。5人一组，负责两个工作面，4人分别在两个工作面装煤，一辆三轮车负责将4人的煤运往煤库。”

“产能15万吨的煤矿，至少要挖到20万吨，多的也有22万吨以上的。”刘冬平煤矿周边的黑口子也疯狂开产，有关系的昼夜不停，每天也能产煤好几百吨;关系不好的，则只是晚上生产，每天也有几十吨。

毕业后在区政府上了两年班的李志强，干脆回家帮父亲经营煤矿充当财务人员。

死人往往泄露天机。每每瓦斯爆炸之后，发现死亡人数超过矿井人数定额。刘冬平完全清楚这些事故背后的原因，“原来不到几十米的工作面，现在一下打到了上千米，原来几百米的巷道，—下打到了3000米，瓦斯的涌出量剧增，煤尘飞舞，通风却没有保证”。9万吨后，要求每个煤矿都要打密闭，建设自己的通风系统，但煤矿建设时却常常把密闭打开，结果造成通风系统不畅，瓦斯事故由此而来。

矿长法人制出台，条文中有刑事责任。包工头应运而生，替煤老板扛一肩。

“大包的工头除了不可抗拒的火灾、水灾、爆炸等特大死亡事故外，全部负责，煤老板只给予协助，10万也好，50万也好，全部由工头负责，煤老板一般只借钱给工头周转，”葛存良说，“小包工头对2000元以下的事故，亦不再麻烦煤老板。”

死亡一个人，马上先送到异地火葬场冷冻起来，家属也同时被安排住到附近的宾馆，然后开始谈赔偿。

“如果死亡人数多了，则矿主会马上安排人手，分赴各地。每个地方的火葬场，尽量只处理一个。如果确实无法，最多3人同在一地处理。”如此死亡人数可消减于无形。

即便如此，统计数字依然直线上升。层层转包的乡镇煤矿成为山西现象。

“小礼品的年代已经过去，来检查的，没有一万办不了事。”

“煤老板”亮相，正站在出名的门槛上。

二级文明矿

2004年，有了钱的刘冬平含羞带怯。

本是意气风发的一年，资产上亿后，他觉得临汾环境不好;和相邻的几家煤老板举家搬到了北京，继续做邻居。

安顿孩子在北京上了学，他开始当起了北京人。然而，天天关注新闻的他却常常看到媒体对煤老板整栋买楼、团购悍马的斗富报道。

刘在北京乘坐出租车，司机听说他是山西人后，神侃的北京的哥对煤老板的神通极尽渲染。而他真正接触到的社会高层，对煤老板却保持着距离，令他羞于掏出煤矿的名片，转而注册了一家旅游公司，推广山西文物文化。以这个身份，开始在北京建立新的社交圈。

“那伙子人，也确实上不了台面，农民作风依旧。坐在星级宾馆的沙发上，一边跟你说话，一边还抠着脚丫子。”

这一年临汾隰县梁家河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36人的死亡人数不算多，特别处在于层层转包之下竟无从寻觅主要责任人。避免掠夺式开采的私有化由此摆上桌面，

掏钱买矿听上去很美。新的政策要求，储量达到0.8平方公里，产能达到30万吨的煤矿保留，其余淘汰，山西4000多座煤矿被淘汰的约有1000多座。

送钱的纸包变成了皮包。李志强说，有钱的煤老板出门必带包，大包50万元，小包不等，办什么事拿什么包。

刘冬平的矿井被保留，相邻煤矿则被淘汰。给昔日邻居付了1700多万元的赔偿费后，成了两家之主。井下洒水、刮板机、传送带、一套设备下来，又花了1800多万元。

“用上了传输带的煤矿，要比三轮车的年代强得多了，不仅不会掀起飞扬煤尘，技术员还专门安排人在井下用胶管洒水。”放炮由指定的专业人员操作，再也不用矿工负责。

二级文明矿，这个新帽子意味着井下的投入之外，加上地面的新建职工宿舍、食堂、办公楼。地面花销1个多亿。

新人急于入行。张二全以8分的高利拿到了6800万元的投资款，兼并了两个煤矿，得到1500万吨的煤炭储量。此后，高达2.7亿元的投资款纷拥而来，张顺利把自己的煤矿建成了一个30万吨的新式机械化矿。

浙江、福建人也跟脚来了。张二全的煤矿刚一建好，即有人提出以10亿元的价格接盘。但一转手即可纯挣7个多亿的机会，张直接拒绝，“这个矿开产以后，至少可以挣到20个亿”。

尾声

2007年5月15日，山西省长治大雁沟煤矿。

张二全没有机会赚到预想中的20个亿。

他逐渐想明白宫家不在乎多卖煤。5亿吨的外输量，少卖点煤还在地下，并没有损失什么。

全矿300万吨、单井90万吨的产能，全面综合性机械化开采，2009年的煤矿规格，是一步让私人资本再也趟不上的阶梯：

“民营企业无法自我再改造，巧妇难作无米之炊，他没有机械。”临汾煤炭工业局局长牛立冬说。

用了刮板与传送带，运输能力也不再构成对产能的限制后，刘冬平却很少能开工生产。

他井下簇新的机械，或将和煤老板这个名词一起，湮没在历史的积水深处。

编辑 袁凌 美编 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