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阳

“10号文甫一下发，长治的浙江煤商就将投诉送到了北京。灵石、孝义、晋城的煤老板也在北京頻频游说。”一位山西煤老板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9月初，山西省政府全面推进兼并私人煤矿的改革，明确将全省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到2010年仅保留1000座，标准为年产300万吨，单井90万吨。平均单井产能不到30万吨的山西煤矿试图一举超越后起之秀内蒙70万吨左右的单井规模水平。

产业集中度的蓝图之外，矿难问责的压力更显迫切。七大国有集团接过私人煤矿安全监管的摊子，山西各级官员可望不再因拙于防范矿难坐在火山口上，“走马灯”式换人的尴尬可不必再出现。

但此次源自安全生产辅以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改革，其激进的措施，引发“世间再无煤老板”的社会感叹之外，亦使长期的官煤利益共同体骤然破裂，释放出各方冲突。山西煤老板罕有地集体以“钉子户”态度拖延之外，亦如前文所述试图发挥其传说中“手眼通天”的政治影响力，以对抗山西省煤政的高压。

改革带来的山西煤业前景，亦招致业内和学界评议。兼并完成之后，素以管理低效著称的国企，面临延长了的管理路径和叠加的管理层级，是否能有效控制减少矿难？民营资本被限制乃至出局之后，仅仅依靠资金匮乏和利润率相对低下的国企，能否令山西夺回全国煤炭一哥的地位？以数月之功解30年之历史痼结，跃进式的兼并背后，诸多法理缺陷和利益冲突，可能释放出恶果，使本次改革“盛事”，如同5年前的私有化一样猝然中辍。

与前述煤老板北京游说的行动相呼应，近日浙江省国土厅、司法厅及省协作办等部门，出人意料地发布了《浙商在晋投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调研报告，质疑山西的整合措施无法律依据，也与国务院煤炭产业政策相冲突，呼吁中央政府重视山西煤矿国有化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维护浙江、福建等地民企在山西的合法权益。此外，福建省政府亦派员赴山西协商。

煤老板的政治影响力，于此已可见一斑。眼下山西政府设定的兼并期限迫近，但围绕煤改进行的各方博弈，却远未到定局时分，其结局也许饱含戏剧性。

安全与兼并的利害交易

120万吨的规模，尚不能确定保留，这个消息让李景玉有些大脑短路。

储量达到2000多万吨，设计生产年限20年，3年前开始建设的煤矿让李一举夺得了当地民营煤矿第一的称号。

要年产300万吨，才能确定成为兼并主体。李尚在等待命运的裁决。

让李感到无奈的煤业整合，最先从临汾开始，发端正是一再撼动山西政界的安全生产。去年4月15日，“12·5”矿难后新上任的临汾市领导班子，要求煤老板把生产管理权全部交给国家级大型煤炭集团。

“安全主体责任此后全部由企业负责，政府不再负有责任”，这样的改革设计，令政府官员的仕途有了一个缓冲带，国有企业代替政府煤管、煤监系统成为安全责任主体，转换身份后的私人煤矿即使仍旧发生矿难，问责也不再直接落到当地吏员头上。

今年初发生的山西屯兰煤矿矿难即是例证。出事煤矿隶属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公司，事后该矿矿长和总工被免职，而事发地官员不致连坐。这与私营煤矿出事之后，一头对矿主追逃一头查办当地官员的情势相比，显为上选。

临汾的试行意见稿中，共有托管、租赁、收购、控股4种方式，为民营煤矿挂上国营企业的牌子。“虽然新建矿井要求为90万吨，但30万吨的矿井经兼并依然可以保留。”

临汾煤老板刘冬平选择了托管的方式，同意支付15%的管理费用，与一家指定的外省国营企业签订了合同，此后的生产管理与安全责任完全由对方负责。

领会了上面的意图，刘的第一个合同签得非常痛快，“政府和自己都省心，一点管理费，还出得起”。

但此次可称温和的改革尚未完成，强硬的反对意见纷至沓来，外省企业的介入被否决，刘的第一份合同失效。紧接着，省内五大煤炭集团被赋予兼并的责任。山西五大煤炭集团企业，按山西资源分布划定区域，区内民营煤矿收购或者控股，之前的托管、租赁已被剔出改革条款。

临汾地区内指定霍州煤电集团作为主体进行兼并重组，刘几经谈判，对方以1亿多元的价格兼并了他的煤矿，同时，他保留30%的股份。签订了第二个合同的刘，一度以为改革就此结束。

随后，今年4月，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悄然出炉，保留矿井从1500座缩减到1000座。“一下子把产能门槛提高到原来的3倍，以区域的全行业阵容占到了国内井工矿的高端，至少是为未来20年的产业发展布局。”有专家称。

对国有煤业集团来说，它们虽接手了矿难的问责，却可称改革的受益者，一举低成本解决了资源被私人盗采和发展储备两大难题。

谈判从头开始，兼并主体分外强势，从北京回到临汾的20多天，一轮又一轮的谈判令刘分外疲惫。国营集团一再压价，兼并陷入僵局。

直管模式与经济效益

2007年5月5日13时50分，山西省临汾市蒲县克城镇蒲邓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8人死亡。图为5月7日准备进入矿井的救援人员。

去年就职时表态要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的山西省长王君，让民营煤矿基本停产一年后，对山西煤炭改革方案无疑有了更多重的考虑。

经过一年的金融危机，负责兼并重组的七大国营煤炭企业成为山西经济的中流砥柱。

2009年4月，在山西经济一季度负增长达8%时，国营煤炭企业却有着良好的表现。1-4月，山西煤炭产量17.40%，销量下降29.4%，但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吨煤综合平均售价同比提高83元，销售收入同比增加63.95亿元，上缴税金61亿元，同比增加17亿元。煤炭企业提供的税费收入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提高了11.64个百分点。

这样的表现似乎应和山西的现实需要，被内蒙夺走产煤一哥座次后，多年在煤炭產业说一不二的山西，急切需要一次调整。而前述的金融危机局势下山西国营和私营煤矿态势的转化，被山西官方视为给此次改革提供了条件。

一份由当地政府替煤老板签订的框架协议，可以清晰地体现这次改革之后山西煤业的治理蓝图。

框架协议写明，兼并集团在当地设立非法人分公司，作为集团公司的派出机构，行使业务处室管理职能，分公司对各个兼并后成立的子公司进行全权管理。

该公司设立经理一名、安全监察处长一名以及其他职位，“对6个子公司实行销售、供应统一管理，集中销售与采购”。其中一名行政副经理注明“由其他股东选派”，代表了煤老板们此后在企业中的现实发言权。

同时，分公司安全监察处长、总工程师、经营副经理部直管到下属6个子公司，子公司不再设相应的岗位。生产技术部、安全监察部、准备机修队、监测监控队等管理部门，完全由分公司负责，子公司一概不管。

对各子公司的行政人事管理，亦完全由分公司掌控。“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各子公司股权结构、经营资源等实际情况，子公司设立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完全由矿业公司主事，唯有行政经理由其他股东选派。”

“这还要我们干什么，6个公司仅能派一个行政经理”，一位矿主提出，被兼并方需参与财务管理，甲乙双方共同定价，“否则他卖了我们也不知道”。

为避免子公司的管理分歧，私人矿主不得控股。子公司由评估之后的煤老板原有矿井资产和国营集团分公司的新注入资产合股而成，煤老板占的最高股权不能高于49%。但这并不能消解此后合资子公司中可能出现的剧烈矛盾。

山西焦煤一位副总称，大集团亦不赞成现在的激进整合模式。急剧的扩张之下，人才、资金都存在很大的压力。他举例称，山西焦煤是三大矿务局合并而成，但此次兼并了170多个煤矿后，拥有的矿井数是原有矿井的4倍，尽管火速培训了一批管理人才，但远远不够。

焦煤并不是人才荒最严重的兼并主体。“你说煤运这些企业，原来都没多少煤矿的企业，这次整合了190多个，它们哪儿来的成熟的管理人才。”整合之后，控股层级增加，管理环节拉伸，成本上升和效率下降是必然的。

对于山西省高度集中的行业蓝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研究员钱凡平认为，山西以为“提高了集中度就可以掌控市场，就可以提高价格”，“这个概念是不对的，并不是提高了集中度，就可以掌控市场，山西5亿吨的产能在整个煤炭市场中并不是最大的，产能的增量是向内蒙转移的”。“‘国进民退并非一致的愿景，效率和效益是会下降的。”

兼并主体国营企业的资金实力和盈利能力颇受质疑。根据资料，汾西矿务局2007年的盈利仅为1.2亿元，2008年的目标为1.8亿元。“如果让我生产，我比他们挣得还多。”矿主王武全说。王质疑，合股子公司成立之后，汾西矿务局如何筹措资金投入筹划中的巨大规模的新矿井建设，何从保证利润？

对国企的注入资金复产扩产能力，地方政府也不信任，临汾市政府要求各兼并主体每吨煤交100元保证金，之后按煤矿建设复产进度，连同利息一并返回。

“它进来后要停个两三年，那我们怎么办，没有煤，临汾的经济基本就停了，财政吃什么饭。”据了解其他地市亦有准备跟进者。这对于几乎天天去省政府报告兼并进度的国营集团来说，无疑是另一股可能绷断资金链的拉力。

为支持国营集团的兼并，山西省委省政府出台文件，要求当地各类金融机构应积极支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在金融资源投放决策时，优先给予兼并重组企业信贷支持，对其贷款授信和不良债务回购等予以优惠。

由于银监会关于银行不能贷款用于企业并购的规定，这些贷款只能投放于以后的购买设备和矿井改造。但国营煤炭企业的低利润率，使银行贷款心存疑忌。彼时因煤改被迫出局的巨额民间资金，或将成为山西煤业发展的心痛之失。

兼并的利益震荡

2007年5月15日，山西省，工作中的煤矿工人。

今年4月，山西省政府出台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后，再次下发推进兼并重组的10号文件，兼并刘冬平的主体最终换成了阳泉煤业。

“如果说前两份合同，侧重点是以大型煤矿的经理和管理水平来管理个人煤矿的话，这次则有了本质的变化。”刘冬平说，要害变成了压价。其实质在于促使七大主体积极推进兼并：

签订完框架协议刘冬平深深后悔，30万吨的那次扩建，真不如不改，“在自己响应政府产业政策历时两年的建设中，那些保留下来15万吨的煤矿在1800多元煤价中，赚得盆满钵满”。

政策的不延续性及补偿的不合理性是此次改革的最大阻力，山西发改委一位人员称。

在本轮改革的拉锯中，煤老板当初在煤矿私有化拍卖中付出的资源价款，其补偿标准几经争议，最终确定为原金额的1.5～2倍。但眼下被关闭的私人煤矿，都没有到手退还的资源价款。

钱凡平称：“山西的这次改革是跟整个国家的改革进程不相适应。过去80-90年代煤矿赔钱的最低点，你怎么不说收购人家，现在形势好了，又要一刀切，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样事情的结果可能是糟糕的，到时大家都不安定，生产过程中反而容易出问题。”

即使兼并顺利完成，如果分公司利润无从实现，煤老板们当初投入的现金将被迫血本无归。而对于兼并后的子公司和分公司，私人资本缺乏发言权，煤老板们被绑在了国企利润的车辕上。

面对改革者的蓝图，煤老板当起了钉子户，“我不答应，绝对不答应，我现在高利贷问谁要去？我还得还贷啊，西安、吕梁、太原我都欠了不少钱，2亿多的差额让我怎么还？”吕梁的张二全称自己要当一次钉子户。

2005年，张兼并了两个煤矿，得到1500万吨的煤炭储量，但经过两年建设，2008年，他将要产煤，却收到了再次整合的通知。90万吨是保留的最低产量。他刚刚建成的煤矿已经被淘汰。张称他为煤矿投入2.7亿元，而此次的评估价为7000万元。

即使是7000多万元的评估价，张也没有拿钱走人的机会，他们坚持让他入股。控股方国营集团对于子公司的注资，并非通过现金，而是政府给予指标的煤炭资源。政府文件规定，七大主体用于兼并增资入股的煤炭资源，出让价款可只收取20%。

面对过于苛刻的兼并评估，煤老板们纷纷当起了“钉子户”，原本态度爽快的刘冬平也被裹挟其中，煤改推进艰难。

据称，临汾已经开始流传煤老板私下约定，“谁当第一，同行们打断腿。谁当最后，叫纪委查得要抄了家”。能等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分钟算一分钟。

为破解利益僵局，一些大集团摸索出了解决渠道，即提前复产。

“对接是前提，谈判是关键，复产是出路，破解这个连环套唯一的方法，就是尽决复产。你反正也干不成了，你要8000万，国资委只评估4千万，好说，你快让我接手了，然后你赶快复产，复产后先不要注册合资公司，挣了4000万。再开始合资。”大集团伸出的橄榄枝，一时令各方点头叫好。

在利益支配下，临走前的煤老板突击采煤，无疑是新一轮事故的导火线，而冬季，每每又是大事故集中出现的季节。

本刊记者结束采访之前，部分煤老板已再次奔赴各地躲了起来，而他们还在谈判中的煤矿，却已经偷偷开产，抢在兼并之前捞回一点成本。10月12日，山西临县三兴煤矿的4人死亡事件，亦与此种背景关联。

此种变通无疑会使安全生产的“终极目的”旁落。9月下旬，山西高層再度出拳。9月23日省政府召开加快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兼并重组座谈会，坚决要求10月底基本完成主体企业到位和证照过户换发工作，11月份全部通过验收。

第二天，山西省纪委公布资源整合中“十条严禁”，对资源整合现阶段中被煤老板拱出的此一漏洞全部补缺。

但利益鸿沟难填，铁腕能否万全？

煤老板的政治影响力

煤老板在中国成了一个负面名词，但世上再无煤老板，并不是所有方面都喜闻乐见。保留煤老板出力最大和数量最多的，当属山西各地市政府。

外界口碑极差的煤老板，在各级政府眼中，却是它们行政的一大助力。随叫随到摊派式的捐款，成为官员解决财政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去年四川地震，山西某些地方政府规定煤老板捐款不能少于200万元。

临汾乡宁县前几年一直推行“一矿一事一业”，号召每个煤矿老板办一个非煤企业，以拉动就业与当地产业多元化，还有修路、盖新农村、绿化等公益事业。数年下来，已为当地一大特色。

失去煤老板后，乡宁在谈判中尝试将这种摊派式的任务，交给前来兼并的五大国营大矿。但强势的大集团不比煤老板。乡宁提出每吨煤另外收取非煤产业费、新农村建设金、地质灾害公益费140元后，遭到了大集团的严拒。“这种钱，我们绝对不会交，这明显是在违法收费。”山西焦煤一位副总称。

临汾一位当地官员称，这些副省级的大集团不同于煤老板，看看阳煤到乡宁谈判的人，比县委书记架子还大，再用对付煤老板的那种办法来，肯定是不可能的。

地方政府的争取让一批煤老板免于出局。山西省政府10号文件中地方煤矿25%的比例，比原定10%的水平大幅提升，正是源自地方政府推力。

2006年5月22日，准备观看中国煤矿文工团演出的矿工。

目前，灵石县因为资源限制，无法开展大型综采，当地县政府与市政府大力争取下，省里终于同意民营企业互相兼并，既达到了重组的目的，又没有引起抵触。

这样的模式对其他地方来说，不可复制。

在与山西政府的直接对抗中，煤老板处于现实的弱势。但作为一个暴富阶层，煤老板拥有与高层权力交换的财富。

以拖延策略应对整合的同时，当地纷纷流传，一些煤老板在北京加紧活动，希望高层介入调整山西煤改方略，甚至有煤老板试图对山西当地政府提起诉讼。

这既可能是对煤老板群体政治影响力的考验，亦同时意味着新一轮更大规模的行贿。

私下流传，一家民营煤矿花了3000万元后，终于获得保留。但相比于可能发生的煤业政治献金，这种个体行贿不过是微观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