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科

在不久的将来，联合国将参照安全理事会的架构，成立经济理事会治理全球经济7当然，这不是联合国的改革计划，而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试图破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困局，拨转全球资本主义既定行驶航向而向全世界提出的倡议。

构建危机“防火墙”

1月9日，在法国举行的一个题为“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的研讨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首次提出，为避免未来类似眼下金融危机的重演，国际社会可以考虑扩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职能，成立一个地位类似联合国安理会的联合国经济理事会以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签订一个国际“经济宪章”以规范各国经济行为原则。

当月底，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默克尔再次建议制订全球经济秩序“宪章”，成立一个“联合国经济理事会”。参加年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告诉《凤凰周刊》，默克尔在年会上还邀请IMF等国际组织和专家在达沃斯会议结束后赴柏林商讨国际经济新合作模式。

长期以来，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被认为更注重自由竞争，强调尽量减少政府干预。在欧洲，则更强调政府的干预角色，侧重经济发展的社会公正性。尽管美国人一直批评欧洲模式缺乏活力，但此次金融危机恰恰是源于美国金融监管过于放任。

欧洲媒体分析，默克尔的主张符合德国人的思维方式、传统理念和现实利益。其理论基础是德国和欧洲盛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

根据“社会市场经济之父”、前德国总理艾哈德的愿景，社会市场经济是要把市场上的自由原则同政府干预、社会平衡和每个人对整个社会的道德负责精神结合起来。这不仅要表现在国内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反映在国际经济领域。欧盟，这个覆盖欧洲的合作组织是一个先行的试验。欧洲经济一体化完全靠自由贸易是很难实现的，其成功背后正是依赖于各国政府采取统一的政策和步骤。

默克尔的提议近日得到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响应：“联合国有必要新设理事会提供（有关经济，金融的）国际框架。应成立负责金融监管的国际机构，由其报告开展跨国业务的金融机构的运作情况。IMF长期推行放宽监管，不可能再由其监督国际金融。”

斯蒂格利茨2008年10月20日被任命为联合国一个高级专家工作组负责人，根据第六十三届联大主席布罗克曼的要求，负责全面审视国际金融体系，并就如何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确保更稳定的全球经济秩序等问题向联合国会员国提供建议。斯蒂格利茨表示，今年4月举行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有望深刻认识到新设这些监管机构的必要性，从而达成共识。

目前，联合国已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由54个理事国组成。定位是为讨论国际经济及社会问题，并为就此类问题制定面向各成员国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政策建议，提供中心论坛。

联合国现有机构中，唯有由15个国家组成的安理会有权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作出各会员国必须执行的决定。如果默克尔成立联合国经济理事会的设想得以实现，将改变目前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只有建议权的现状，从而具有强制权。

在默克尔提出“联合国经济理事会”方案前后，英法等国也不甘寂寞，各呈改革设想。英国首相布朗建议，未来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应增强IMF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建立全球金融和经济预警系统，制定全球通行的金融监管标准，并对全球最大的30家金融企业实施相关国家联合监管。而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声称，需要“重新平衡”国家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4月份的20国峰会上，除默克尔的经济理事会方案外，肯定将会提交多种全球治理框架改革方案。”王逸舟表示。

对于西方提出的各种治理全球经济的设想，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表示，方案是否有价值，在于能否解决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实际问题。现在问题的根本在于全球治理结构的缺失，国际货币体系无序，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货币、贸易、能源等经济体系，造成全球经济失衡、货币金融动荡，能源危机迭起，而失衡的调整责任美国总是会转嫁给其他国家。“改变全球治理结构的缺失，关键在于美国怎么处理本国利益与世界利益的关系，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是否愿意主动承担失衡的调整责任。这些基本问题不解决，任何设想和建议都无法实现。”

不过王逸舟认为，设立联合国经济理事会的德国方案，比在加强IMF监管能力上做文章，更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上的话语权。

目前，对于西方纷呈的改革方案，中国现在只是倾听阶段。“但对中国来说到最后一定要参与新治理结构中，而且所有发达国家也都希望中国的参与。”王逸舟说。

三大支柱道德破产

西方社会此番对国际经济秩序争相献策，既是对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继续争夺，也是试图对资本主义添加道德药剂。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国际舆论普遍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无所作为。更有声音批判金融危机正是这国际经济“三大支柱”放纵的结果。

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反映出“不负责任的金融和监管行为”所导致的技术层面问题，也反映出资本主义丧失道德所引起的深层危机。

IMF、世界银行以经济实力划分成员国发言权和表决权，并以经济自由化的理念开路，本身昭示了全球经济中资本的至高通行权，而这种单向度，积聚了全球治理模式缺乏道德和社会责任的风险。

全球金融危机是人祸而非天灾，它的发生源于以“资本”为主义的本质。资本总是竭力想逃避税收和管制，因此常将目前减税和放松管制的倾向理解为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效的经济法则。

在海盗资本主义，管理资本主义之后晚近发展起来的股东资本主义，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帜，将股东价值凌驾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的一种公司治理模式，其逻辑的第一条是“资本的意志永远是对的”。

放纵股东及资本寻求利益最大的本性，使股东资本主义最后滑向全盘金融化。中国银行副行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兼职教授朱民近日表示，过去的10年中，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几乎都金融化、资产化了，任何决策和管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金融的问题。

不断制造消费需求，无限开发金融产品，法国总统萨科齐批评这种大行举债的经济体系，是一个使财富永远跟着有钱人，工作价值被贬低、生产力下降、企业家精神贬值的体系。

“目前的全球市场比过去更加频繁地脱离平衡状态，并蹒跚地走在失衡的边缘。”国际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指出，全世界的资本越来越像一艘大油轮里承载的石油，而阻止石油喷涌的舱壁越来越薄弱。经济全球化使全球经济风险扩散效应成倍放大。

金融危机肆虐下，2009年全球如果只集中刺激消费，不添加道德的药剂，忽略迄今一直付诸阙如的社会平衡发展，则世界经济已凸显的增长、繁荣与衰退，贫困的两极分化难以制止，新的金融风暴难保不会爆发。

激情四射的法国，历史上是对资本主义革命和抗议最多的西方国家。法国前总理罗卡尔说，要建立更加负责任，更加道德的新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丧失是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现在，我们需要尊重价值观，增强责任感。”

“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将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在中国新春前后，法国总统萨科齐频频呼吁，有必要采行新型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将是让金融业为企业和国民服务，而不是让后者为金融业买单。

但是道义和利益总是孪生前行。王逸舟分析，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背后是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秩序。而欧洲倡导设立新组织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全球权力话语上与美国平衡。

“不过，除非欧洲，日本、金砖四国等在涉及全球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保持一致，才可能有力量使美国妥协，使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出现大的变革。”张燕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