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歆

一

一个狂风暴雨的晚上，已经十点多钟了，叶春梅给我打来电话。电话通了，她只说了一句“你还没睡呀”，接着就“呜呜”哭起来。风声雨声伴随着她的哭声，吓得我激灵一下坐起来，头发都奓起来了，电视遥控器也掉在了地上，但很快我就平静下来，知道她一定又有好事了。

半年前，叶春梅自从过了她的四十六岁生日，整个人变得像一部侦探剧，跌宕起伏的，比如说好事时，她先幸福地哭两声，淅淅沥沥地哭；说完别扭事，又一准悲伤地乐起来，还没完没了地乐。比如那天她来电话，说她在大街上买素馅包子，买完素馅包子，钱包丢了，被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掏走了，她发现时那个小女贼还没跑远，像小狗一样在颠跑，她向前快跑两步再大喊两声就能抓到，可她说不想喊也不想去追，怕小女贼摔倒了，把哪儿摔坏了，一来对不起未成年人，二来她还要吃官司，说完就开始笑起来。她说她一分钱都没有了，是走着回家的，走了一个小时，因为是新鞋，硬是走出了两个血泡，一脚一个，特别对称，像是一对双胞胎。说完又接着笑，笑声就仿佛两块青石撞击，震得我耳朵疼，我赶忙把话机从右耳朵移到左耳朵。当时我提醒她，你是不是更年期来了，去医院做一下检查，吃点儿药。她说亏你还这么关心我，告诉你，我还没到更年期，远着呢，月经到月就来，特别准，像养了几十年的一条老狗，特别恋家，一天不差，比四年前还准。我说那怎么丢钱包还乐呢，高尚得一点儿都不靠谱，像是自我折磨。她又笑起来，说你不懂，这叫离婚女人的自我抚慰。我止住话头，觉得她的话有点露骨，怎么听怎么有点色情，就没再接茬儿，赶紧撂了电话。

我和叶春梅是四年前离的婚，离婚后一直没有来往，我们离得不拖泥带水，因为财产分得清楚，没有任何纠葛。我们惟一的“共同财产”女儿小凌在广州上大学，正在“读研”，也用不着我们操心，想妈了就给叶春梅打电话，想爸了就给我打电话，但是她很少想我们，这孩子奖学金年年拿，没有什么事让我俩碰头研究的，小凌也从不给我们找麻烦，但也不许我们管她，非常独立自主，她连着两年春节都没回来，说是回来跟谁过除夕呀，跟这个得罪那个的，所以就不回来了，谁让你俩分手呢？

从去年开始，叶春梅没事就给我打电话，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像是天女散花，更像是乱棍飞舞，而且越来越不忌口。我向她说明，尽管我现在还是单身，但不想再结婚，也不想复婚，我就想一个人过。我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别让她惦记我，我不会被哪个女人领走，当然也不想她再来打搅我。可是她却理直气壮地说，跟你说会儿话怎么了，不跟你说跟谁说，毕竟我们过了二十年，二十年你明白是什么概念吗？就跟亲人一样了，都有血缘关系了，都可以互相换肾了，你明白吗？她理直气壮，又不着边际，搞得我无言以对。我对她特别烦，一听她电话，心里就憋得慌。

我觉得现在叶春梅完全变了一个人，以前她不是这样的，是一个话少安静的女人，有时旁人说点什么，她还脸红腼腆呢，至于为什么变成现在这颠三倒四的样子，我想还是跟她离开我以后的情感生活有关。尽管她一再声称，这辈子不想再找男人了，但是她内心里还是非常想再有一个家的，我太了解她了，她打什么呼噜，我都能猜出来她做的什么梦。离婚四年来，我远近听说，她在一家婚姻介绍所交了四百八十块钱，成了永久会员，也就是说只要她没有合适的，介绍所就一直给她介绍下去，直到她成功为止。听说仅仅在半年的时间里，她见了就不下十二个，年龄跨度很大，从比她小三岁的，到比她大二十五岁的，但这一“打”，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听说搞得她心力交瘁，后来介绍所再给她打电话，她竟懒得去见，总是找各种理由推了。叶春梅有一次可能喝了点酒，半夜来电话，在电话里曾经跟我感叹，说现在的男人呀，都有病，都有问题，都是混蛋，我要是跟你说了他们做的那些事，你都不信，以为是在月球上发生的事。接着问我想不想听，我说不想听，我只想睡觉。她哼了一声，“啪”地撂了电话。事后我想，她见了这一“打”的男人，肯定会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但我还是不想听，我特别厌烦这些男女的事。

我猜想这次她一准是在感情上又有了眉目。果然她哭了几声后，高兴地说了情况。但出乎我的意料，她说的不是男朋友的事，而是又找了一份新工作。我问她是什么工作。她让我猜。我又不耐烦了，说不想猜，也没时间猜，你要不说我就撂了。她忙说你别撂，我马上告诉你，我到老贺那里去了。

我一愣，她怎么又跟老贺搭上线了？

二十多年前，我和老贺、叶春梅都在一家重型机械厂工作，我和老贺是铆工，叶春梅是电焊工。在我和叶春梅谈恋爱之前，老贺就曾经追求过叶春梅。老贺的追求不是光明正大的追，有些偷偷摸摸的追，比如趁着周围没人时掖给叶春梅一张电影票，或是中午在锅炉房拿饭时往她饭盒里放一块热腾腾的红薯，最明目张胆的一次是，过年时老贺穿着双排扣的呢子大衣提着两盒糕点和一兜水果去她家拜年，那样子就像新姑爷一样，周围邻居都问叶春梅是不是对象来了，就连她妈也把女儿拉到一边问是不是对象，气得叶春梅不让老贺进屋，老贺吓坏了，进退两难，满头大汗，叶春梅对他说你要是再来，就永远不理你！老贺不住地点着头，撂下糕点和水果就跑。从那以后老贺才止住对叶春梅明里暗里的追求。

后来我感觉出来，叶春梅对我有意思，总是找机会跟我接近。起先，我对叶春梅有点犹豫，倒不是说她相貌不好，她长得不错，身材也好，皮肤也白，可以说她是我们铆焊车间的一枝花，但就是因为她太漂亮，好多人都盯着她，甚至在背后传出关于她的许多桃色传闻，我怕和她好惹来麻烦，所以一开始就躲躲闪闪。

都说“女追男一张纸、男追女隔着山”，的确如此，后来我还是被叶春梅拿下了，直到入洞房，我还糊涂着怎么就和她结了婚。她红着脸对我说，难道我还拐骗了你不成？那时候我才明白叶春梅其实是一个很有主意的女人，她认定的事一定会办成。所以我想，她一定会找到一个满意的男人，只是时间早晚罢了。

一说起过去，我就有了许多假设。比如我们厂要是不垮的话，我和叶春梅可能还离不了婚，还在按部就班地过日子。不管怎么说，工厂的围墙就是一扇结实的大门，在大门里心懒了，不愿再奔了。可是大门没了，热乎劲儿没了，一下子没了约束，心野了，仿佛一个光脚的人什么都不怕了。应该说我俩离婚跟离开工厂有关，但也不是全部，还有其他的原因，说起来很复杂，一两天也说不完。

七年前，我们五千多人的厂子说黄就黄了，就好像一座里面已经锈蚀的大楼，从外表看上去完整无缺，有模有样的，可是四梁八柱都已经糟朽了，只要被人那么轻轻一碰，或是被远处的风一刮，立刻就变成了一堆废墟，转瞬之间就停了产，厂区路边的杂草就像疯了一样一夜之间长成半人高，整个厂区仿佛变成了“聊斋”的拍摄场地，看了叫人从心底泛酸，怎么也拧不过劲儿来。后来在一片凄凉中，我和叶春梅都买断了工龄、拿着几万块钱回家了。

回家后，我托了好几层关系，终于去了一个加油站，活儿是累了点，但钱还不少，我挺满意的。在去之前我就首先告诫自己，一定要忘记自己的年龄，把自己当成小学徒工，所以天天上班来先是一通忙碌，打水扫地擦桌子，见活儿就干，见人就笑，落了一个好人缘。听说加油站的经理好几次想把我开走，把他更亲近的人招来，但每次见到我，都不好意思张嘴。叶春梅去的是一家物业公司，钱不多，但左右关系处得还不错，物业经理比她小，对她不错，一口一个“姐”地叫，还总是夸她年轻，找机会就让她加班，说是好有理由给她发奖金。她挺知足的，有一阵儿回家来，总是自己嘟囔，说现在的年轻人比上岁数的人好，年轻就是好，好对付，老姜太辣。说完还看我一眼，好像我就是那块“老姜”。

老贺也买断工龄回家了。他最初在一条乱糟糟的小街上，开了一个小门脸，六平米，经营电气焊业务，因为屋子里没法干活，所以总是占道，经常被从天而降的城管大队的人教训。那些小年轻，嘴里叼着烟卷，用手指着他鼻子训斥，还用皮鞋踢他的门，踢他干活儿的家什，老贺不敢得罪他们，天天点头哈腰地应酬着。

可眼下我真是闹不明白，叶春梅放着好好的物业公司不干，怎么跑到老贺那里凑热闹去了？老贺可是有家室的人，叶春梅想干什么呢？我发现虽然我和她离了婚，她要是和我不认识的人凑在一起，我还没什么，心里倒能放得下，可是和我认识的人跑到一起，我的心里还真不是滋味，总觉得被人欺负了一样。

叶春梅自从去了老贺那里，来过两次电话，让我过去看看老贺的店铺，我说早几年就看过了，像个鸡窝一样，有什么看头呀。叶春梅说你是鸡眼，总是把人看在脚底下，那是过去，现在你再来看看，保准吓你一跳，旧貌换新颜。我冷笑了一声，撂下电话，没想到现在她对老贺还很崇拜的。

大约有十几天，叶春梅没再来电话。可是老贺却把电话打来了，张嘴就问我在家干什么。我说没事，看报纸呢。他嘿嘿笑了两声，真够清闲的，是不是看哪有工作可去呀？我一愣，这家伙消息太灵通了，我前天刚被加油站辞退，他马上就知道了。老贺唉了一声，对我说，你别逞强了，咱们是几十年的老相识了，你下午五点多来，晚上我请你吃饭，我有事找你。我问他什么事。老贺说，见面再说吧，你没听见我这正忙着呢。我当然听见了他周围一片的噪音，还有吵嚷声，但还是高声问他什么事，都有谁吃饭。老贺说，就咱俩，没别人，你就来吧，我求你件事，你得帮我。说完，又抬高了声音，告诉我他不在原来的那条街上了，接着告诉了我新地址，嘱咐我一定要来，然后放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再也坐不住了，琢磨老贺找我到底会是什么事，会不会和叶春梅有关？

本来这两天我的心就堵得慌，前天加油站经理找我谈话，绕了一个大圈子，先说国际形势，国际原油价格又长了多少，现在还在看涨，甚至预测将来的战争就是为能源而战，早晚还得打一场大仗，接着再说现在加油站怎么不好干，还说上面的领导打了好多电话，都让他给顶回去了，最后才喘了一口大气跟我说，现在加油站要减员，接着就是长一阵短一阵的叹气。我明白了，一个快五十岁的人要是再不明白人家的话，那就是给脸不要脸了，于是我主动说，经理别为难，您就给我算工资吧，我明天就走。经理是一个小矮个子，比我还小好几岁，听了我的话，激动得站起来要跟我拥抱，我比他高，他就踮起脚尖，我配合地猫了腰，他抱着我的双肩，热情地拍了好几下，一个劲叫我“老哥呀老哥”。说实在的，我一点都不恨那个虚张声势的小个子经理，人家跟我什么关系呀，我不就是每年过年时送给人家两瓶“五粮液”和一条软“中华”吗？那算什么呀！比我送得多的有的是，越是没钱的，越要送礼，而且还要送得多！再说了，人家就是板着脸让我走，我也不能说人家什么，人家费劲地绕了那么一个大圈子，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不肯伤害我呀。

我在家里像一条习惯了拉磨的老驴一样，一边瞎转悠，一边胡思乱想。后来一抬眼，发现已经四点钟了，赶紧收拾了一下东西，就急忙出了门。

刚立秋，天还像夏天一样热着，热得烦人，就像叶春梅经常半夜里的电话。

坐了六站地的公交车，到了老贺说的平安街，向东走不到五十米，果然见到了老贺说的一座漂亮的欧式造型的厕所，难怪老贺把这座厕所当作坐标，真是太漂亮了，像一幢小别墅，远近看去都特别扎眼。我忍不住进去放了水，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但我还是闻到了一股苹果味。我心想这可不是什么好味，我想起我妈来。我妈去年查出来是糖尿病，而且是Ⅱ期了，查出病之前，她去过的卫生间里，就总是有一股苹果味，当时我还挺得意，逢人就说老太太干净。后来大夫告诉我，小便后有苹果味，那就是得了糖尿病了。当时我紧张得不行，又把我妈总是怕冷喜热的事告诉大夫，大夫想了想说，我们这是代谢医院，你说的怕冷喜热症状，跟糖尿病没关系，可以到综合医院再看看。后来领我妈去看了，也没查出怕冷喜热是什么病。

我从厕所出来向右一拐，抬眼就见到了老贺的门市部。门市部的门脸不大，但招牌特别大，安装在屋顶上，非常显赫，像是一个瘦小孩儿戴了一顶大棉帽子。门市部外面还摆着各种各样材质的护栏，大小不一，摆得拥挤，看上去特别红火。

我刚在门口站定，一个说话的同时不住抽鼻子的外地小伙子就走上前来，问我装什么样的护栏，我说不装护栏，找你们经理。正说着，屋门开了，一股凉气涌出来，穿着烟色立领衬衣的老贺随着凉气走出来，见到我，大喊了一声，让我快点进屋。

我俩有两年多没见面了，老贺比过去瘦了，这一瘦，反而显得人更加精神了。要说高高大大的老贺还是蛮有男人味的，可我怎么也搞不清楚当年他追求叶春梅时会那样委琐。

进了屋，发现很干净，像是一个机关的办公室，完全没有过去鸡窝的样子。见我惊异的神情，老贺笑了起来，给我递上一支“芙蓉王”，告诉我，这里只是接活的地方，真正的厂房在郊区呢。抽了一口烟，又补充说，刚才还一屋子人呢，这会儿清静了，做买卖特别扎堆，忙的时候忙死，要说清闲，一天都见不到一个人影。

原来老贺真是把生意做大了，都有自己的厂房了。我问他现在做护栏能赚钱吗？老贺大笑，吐出一口烟，有声有色地对我说，现在爬楼入室盗窃很猖狂，护栏供不应求。我说，你真是吹牛了，哪有这样吓人呀。老贺撇了一下嘴巴，干什么吆喝什么，你是不知道，就说前些日子吧，有一群专爬高楼的小偷顺着楼体“噌噌”几下就上去了，如履平地。现在一楼都有护栏，抓着一楼的护栏偷二楼，二楼被偷，装了护栏，他们就再偷三楼，一直偷到顶层。

我觉得跟听天方夜谭一样。老贺狡黠地一笑，说，偷吧，偷得越多，我生意越好。我说，你怎么赚钱都赚得入了邪，想着要借贼的光。老贺一摆手，行了，你刚被人开了，连饭碗都没了，就别假充圣人了。我还想跟他争辩，却被他一抓胳膊，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去吃饭，还有重要的事跟你商量呢。

老贺带我来到一家火锅店，要了一瓶高度“蒙古王”。我说我们两人喝不了这么多，老贺一抬下巴，还没喝呢就说喝不了，先喝着，说不定还不够呢。

过去在我们铆焊车间，有一个习惯，铆工们有什么事，都是在小酒馆的酒桌上说的，酒喝到多少，事儿就办到多大，酒桌上的话全都算数，没有赖账的。不像现在的人，喝酒之前先声明，酒话不算数呀。现在的人都特别现实，大事小事都不糊涂，酒后也不糊涂，硬是把豪情和信誉给分开了，似乎一豪情，信誉就受怀疑。

我和老贺不在一个小组，在一起喝的次数不多，但也喝过。过去老贺酒量挺大，喝酒时也不张扬，酒盅压得低，嘴轻轻一抿，却喝得很深，一口是一口，喝得非常结实。但现在老贺比过去有了变化，酒量没减，但话比过去明显多了，喝酒也有了气势，变成了他讲话的开场白。于是，在喝了几杯之后，他向我讲了叶春梅到他这里来的前前后后。

讲之前，老贺先是向我说明，不是他找的叶春梅，是叶春梅找的他，至于叶春梅怎么搞到他的电话，他也不知道。老贺还推心置腹地说，叶春梅到他这里，他是以为我知道的，后来才清楚我不知道。

我说，你不用解释，她跟我没关系，前妻。老贺呵呵一乐，那我也要说明白呀，前妻也是妻呀，再说咱俩也是老同事呀，有什么事能瞒着呢。

直到这时，我才清楚，好多叶春梅想和我说、我不爱听也不想听的话，她倒和老贺说了。看来叶春梅真是太想找个人说一说心里话了。

原来，叶春梅在这几年寻找“另一半”时，受过好几次骗。

老贺给我举了几个例子，生气地说，大骗小骗都有。我发现老贺说起叶春梅被骗的事，是真的生气，嘴唇都有点颤，拳头都攥起来了。我见了，心里不免又有一些酸意，但我脸上很平静，相信老贺不会看出什么。

小骗有两次。一次她和一个搞销售的见面。这人姓一个很怪的姓——麻，五十岁，死了老婆，两个孩子都在外地。叶春梅觉得条件还可以，尤其是年龄，再说还有房子，小点，一室一厅，叶春梅倒不在乎。但就是对这个人的长相不太满意，其实这个人五官还行，就是面皮黄，像是有黄疸病一样。后来叶春梅在和老贺说这人时，管这个人叫麻黄。

麻黄对叶春梅还不错，总是打电话要请她吃饭，起先叶春梅不去，后来想不吃饭也没地方去，就想这次他请我，下次我再请他，她心里有个定盘星，在没有和人家订下婚事之前，绝对不能沾人家一分钱。

麻黄吃饭有一个毛病，爱给人夹菜，而且夹菜时就像勤快的老农翻地一样，要把菜盘子从左到右，再从上到下，耐心地挑拣一遍，夹一次，翻一遍，搞得叶春梅望着被他糟蹋过的一盘菜没有一点食欲。麻黄不觉得自己有毛病，一边说叶春梅吃得太少，一边自己吃，最后用手背抹了一下嘴巴，说今天吃得真舒服。又对叶春梅说，我以后得把你培养成一个能吃的人，瞧你瘦得……其实像你们这样的中年女人，还是胖点好，我就是喜欢胖一点的。说得叶春梅气不打一处来，恨不能扇他一个大耳光。

本来叶春梅不想再和麻黄见面了，但架不住他总是打电话，叶春梅感觉就像粘上了一块被人吐出来的口香糖。叶春梅在电话里对麻黄说，我们不合适，算了，别见了。可麻黄问怎么不合适？叶春梅说，不合适就是不合适。麻黄不死心，还总是打电话，说再谈谈，最后叶春梅想，那就见吧，当面告诉他，让他彻底死了心。

见面后，叶春梅就说了两人不合适的话。麻黄倒没什么，说不合适就不合适，我也不问原因了，接着又说那就吃饭去吧。叶春梅说不去，可是麻黄说吃顿饭算什么呢。叶春梅心想那就吃吧，把他那顿饭钱补回去，就说要吃也行，得我花钱。麻黄嘿嘿一笑，非常不情愿地说，那就依你。

那顿饭花了叶春梅二百块钱，最恨人的是，麻黄趁着叶春梅去卫生间的机会，把她放在座位上的包打开了，偷走了她新买的一部手机。叶春梅从卫生间回来时没发现，后来到家才发现手机没了，想来想去，不会在别处丢的，一定是麻黄拿走的，因为吃饭期间她拿出来看一看有没有电话或是短信，然后就放进包里了。于是打电话问他，麻黄大喊冤枉，说他不会那样做，那不成了小偷了吗？接着帮叶春梅分析，一定是她丢在哪了。因为没有证据，叶春梅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就白丢了，自认倒霉，气得叶春梅好几天肝疼。

还有一次小骗。这次不是财物，但比财物被骗还要窝火。

有一段时间，叶春梅在婚姻介绍所的安排下，连见了好几个，都不成。叶春梅心烦，晚上没事，在家待着心更烦，就到舞厅跳舞，一是解闷，二是减肥。其实她不胖，但怕胖。现在女人怕胖的心理，就像女人总是认为自己没有衣服可穿一样。

在舞厅，她认识了一个谢教授。谢教授五十八岁，风度翩翩，而且一点都不像快要六十岁的人，灯一黑，看他跳舞的姿态，就像四十岁。叶春梅和谢教授跳了两次，简直就是美妙无比，不仅两人配合得好，而且谢教授的手势和步伐都让叶春梅佩服，于是两人就成了舞伴，他们二人一跳，让那些中老年们都躲到旁边去，既羡慕又生气。二人跳了几次，很快就有了默契，每天基本上都是八点到场，要是转天谁有事来不了，在休息时也会很自然地告诉对方，对方也就不来了。

跳舞时间一长，两个人的情况也都互相知晓一些。谢教授有一双儿女，都在国外，听说都是学业有成的人。照说谢教授应该是一个没有心事的人，但叶春梅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谢教授好像有什么难言的事，她猜来猜去，一下子就想到了情感。谢教授似乎从来没提过他的老婆，叶春梅猜他可能是丧偶，但又不好确定，也不好意思问。但叶春梅心里却活泛了，心想谢教授要是一个人的话，她会毫不犹豫地跟他。

叶春梅因为心里有了想法，就总爱把话题往家庭上引，想得知谢教授到底是怎样一个家庭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她终于探听到他有老婆，但两个人总是吵嘴，感情似乎不太好，谢教授有一次不小心说了一句“我们早晚得离”。叶春梅嘴上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离什么呀，但心里莫名其妙却充满了希望，盼望他们离。

转眼叶春梅和谢教授认识两个多月了。有一天谢教授突然打电话给叶春梅说能不能到家里来坐会儿，叶春梅说有什么事在外面见吧。谢教授说，小叶呀，别想那么多，来家里吃点饭，然后我们一起去跳舞，从我家走正好顺道。谢教授说得坦坦荡荡，完全是一个长辈的口吻，好像叶春梅要是不去的话，她心里有多阴暗一样。

叶春梅去了，还买了好多水果，一进门，发现谢教授老婆也在，而且菜都摆好了，看样子完全是有准备的，正等着她。叶春梅有点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走，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

看上去，谢夫人也是知识分子，个子不矮，盘头，穿着大红毛衣，还染指甲，脸上也抹了不少粉，看叶春梅的眼神，居高临下，完全带着审视的目光，仿佛叶春梅是一个小偷。谢教授看上去好像兴致勃勃，双眼放光。他对老婆温柔地说，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小叶，接着开始讲他们怎么认识的，两人跳舞怎么和谐，怎么把全场的人震住，说着就站起来，还要拉叶春梅跳一曲。叶春梅感到受了污辱一样，她明白了，谢教授让她来，不过是向老婆说明，他们二人只是跳舞关系，没有别的，同时也让她的出现，镇压一下他老婆的气势。因为她从进门那一刻起，就从老太婆的眼里看出来，她是既生气又无奈，还有几分紧张感，后来还把椅子往丈夫身边靠了靠，好像提防叶春梅把她老头抢走似的。

叶春梅不想再坐了，她觉得姓谢的是在用她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不老，他还有魅力，让他老婆要好好珍惜他，她完全成了姓谢的一个不花钱的“托儿”。她气得站起来告辞，看样子姓谢的也并不想让她再多待了，所以很配合地站起来相送。

从那以后，叶春梅没再跟姓谢的联系。姓谢的也没找过她。后来，有一天她又去了那家舞厅，看见姓谢的和他老婆正在欢快地翩翩起舞，而且还是情侣装，一人一件大红毛衣，两人脖子后面都是笑容，气得她扭头就出去了，从此再没去过那家舞厅。叶春梅明白，正因为她的出现，让一个老年家庭的情感危机化为乌有。

老贺说完这两件事，还想再说一件大骗，但突然止住话头，对我说，叶春梅的事哪天再跟你讲吧，我现在说一句话，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我喝了一杯酒，说，你就讲吧，怎么还这样神秘。老贺说，以后你……多关心一下叶春梅。我笑了说，那是我俩的事。老贺一怔，“哦”了一声，那好，她的事不说了，还是先说一说你的事吧。

二

那天早上，我去了老贺在郊区的工厂。工厂所在地的名字很像郊区，叫大张庄。其实所谓郊区，并不远，我坐公交车四十分钟就到了，就在城市外环线的边上。城市的日益扩张已经没有郊区概念了，许多庄稼地的旁边就是居民楼，过不久庄稼地也会被高楼吞占，庄稼地的快速消亡，不亚于前几年我们工厂消失的速度。

我来老贺的工厂，说起来还有点考察的意思，因为老贺想要我去他那里工作，那天找我谈的就是这件事。我当时没答应，他也理解，说你还是先去看一看吧，只要同意，工资两千，不多但也不少，一个礼拜歇一天，要是忙起来歇不了，加班给双份工资。后来我想现在也没工作，整天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干脆到那里先干着，还有一点说不出来的想法，就是想见一见叶春梅，看看她跟老贺现在是一个什么关系。

老贺的所谓工厂，就是一户农家小院，老贺说话声有点大，过去在车间时不是这样的，一个小院要是也算工厂的话，那真是笑掉大牙了。但不管怎么说，人家老贺混得比我好。小院地势好，紧邻外环线，交通非常方便。在门口，我看见有一辆汽车停在那，是运料的，几个穿着油污衣服的人正在卸货。进了小院，见五六个农民工模样的青年正在干活，有切割的，有烧焊的，把个小院弄得热火朝天，像是农村过大年一样。

我看见了叶春梅。我和她是去年见的面，一晃一年多了。去年过春节前她去看我妈，非常凑巧，正好那天我也在。她和我妈的感情特别好，从没吵过嘴，像亲母女一样。我俩离婚后我妈才知道，大病了一场，好长时间都不理我。当时叶春梅进屋时，我妈正在喝药，见到她，高兴得站起来，拉着她的手，嘘寒问暖。后来两人就去了小屋，说了好长时间的话。她走后，我妈找到我，对我说不行就复婚吧。我问这是谁的主意，是叶春梅的吗？我妈说不是，是她自己的主意。当时我没说话，我妈身体一直不好，多说几句话身子就没劲儿，当时她叹了一口气，说到现在也不知道你俩为什么离婚，说完闭上眼，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是呀，我和叶春梅离婚的事，谁也不知道原因，我没说过，她也没说过。凡是认识我俩的人都曾经拐弯抹角地问过我们，但好像我俩商量好似的，谁也没说过。这似乎在大家眼里成了一个谜。

叶春梅见我来了，好像早就知道了，并没吃惊。她把我让进一间北屋，屋里倒挺凉快，身上的汗一下子就消了。她让我坐下来，转身给我沏了一杯茶，可能水没有烧开，茶叶在水杯上面悬浮着，好半天没有落下去，仿佛有很多的心事。一年多没见，我发现她没什么大变化，身子没胖，脸上也没有什么皱纹，但脸色不太好看，有些发灰，而且眼睛总有些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说，你不干活呀，原来还是干部呀。叶春梅看了我一眼，说你这人怎么学起说风凉话了？都多大岁数了，多没意思。我被噎得不知说什么。

这时院里有人喊她：“叶姐，这活儿您得来。”叶春梅对我说，这还是干部吗？工人的活儿照样干。

我随着叶春梅走出屋，原来有一个不锈钢护栏，因为圆管壁薄，那几个农民工焊不了，一焊就一个洞。焊不锈钢板需要极好的技术，不仅电流要调好，还要在焊接时双手不能有一点抖，要非常均匀小心地移动，否则动一动，就是一个洞。叶春梅当年焊活儿不错，多薄的不锈钢板都能焊，只是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叶春梅走到电焊机旁，蹲下身，偏过头，微闭着眼睛，仔细调好电流——完全凭着感觉调，像是对密码锁一样——然后站起来，戴上鹿皮长手套，举起面罩。她这一连串动作，一下子让我想起了过去在车间时她干活儿的样子。一点没变！我感到心里好像渗透进来一股热泉，但是温热中又有几分说不出的伤感，不由得喘了一口大气。

不一会儿叶春梅就焊好了，那几个农民工一起拍手叫好，我看了一眼，果然像是用针线缝上的，焊脚密实均匀，宽度和高度都一样，又好看又结实。

回到屋里，我说你的手艺还真没丢呀。叶春梅洗着手，说丢了就没饭吃了。接着我们聊了一会儿，原来叶春梅在这里除了管理，还兼当记账的，同时有些不好干的焊接活儿，她也要亲自出马。我心想老贺够会用人的，往死里用。我没问叶春梅老贺每月给她多少钱，叶春梅也没说。

我环顾四周，这才想起来，没看见老贺。昨晚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是要来的。叶春梅告诉我，老贺刚才打电话来了，门市部那边忙，可能赶不过来了。我心想，老贺是不是在故意躲着我呀？可躲我，为什么又要让我到他这里来上班？

我和叶春梅相对而坐，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我真没想到，会在老贺的厂子里和我的前妻见面，而老贺又恰是当年追求叶春梅的人。这真是太滑稽了！叶春梅可能看出了我的心思，轻声对我说，你一定想知道我怎么到这来了，我告诉你吧，省得你瞎嘀咕。

我忽然发现，面对面说话的叶春梅和电话里的叶春梅似乎是两个人，就连说话的腔调都不一样，哪像电话里那样——仿佛就是一个十足的小市民，一个婆婆妈妈的家庭妇女，一个带点色情的逍遥女，一个脑子有问题的偏执狂，而现在……我真的有点不适应，她仿佛从通俗侦探剧又变成了高雅的文艺剧，反差太大了。离婚四年，我发现已经完全不了解叶春梅了。或者说，我怎么也不能把电话里的叶春梅和眼前的叶春梅联系在一起。

叶春梅从物业公司辞职，完全是因为那个物业经理，按老贺的说法，假如麻黄和谢教授是小骗她的话，那个比她小七岁的姓劳的物业经理就是大骗她了。

劳经理是一个长相阳光的高个青年，很帅气，单眼皮，很像现在非常走红的演员佟大为。劳经理不仅形象好，工作能力也很强，把个一千多户的小区管理得井井有条，每年的物管费除了一两户刁民收不上来，剩下的都能收上来，这在同行业中已经是个奇迹了，因为物管费是每个物业公司最挠头的事，收不上来，或者说收不到一定的比例，公司往往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物管费收不上来，工人工资不能开；工资开不了，工人不好好干活儿；工人不好好干活儿，各项指标不达标，业主有意见；业主有意见，不交物管费。于是最后物业公司只好垮掉。但在劳经理那里，却完全进入到良性循环中，不仅业主满意，职工们也都听他的，大家好像就是他的五个手指头，他想怎么动，就怎么动，特别顺当。

叶春梅对劳经理非常欣赏，而劳经理则对叶春梅充满崇拜，经常在没人的时候，很自然地对她大加赞美，甚至说叶春梅是他遇到的女人中最有魅力的。叶春梅也明白劳经理的话里有水分，带有客气和恭维的成分，但时间一长，叶春梅就走了脑子，心想我一个初中文化的下岗女工，一个奔“五张”的半老女人，人家需要这样恭维我吗？根本不需要，也没那个必要。再说人家这样讲也不需要我做什么呀？想来想去，认为劳经理说的就是心里话。

有一天晚上，叶春梅正在家看“韩剧”，劳经理打来电话，说他去母亲家回来，时间还早，他突然想起来，好像听叶姐说过就住在附近，于是就打个电话，随后劳经理说了自己的方位，叶春梅一听，正好离她家不远，就邀请他到家来坐会儿，劳经理就来了。没想到两个人一聊，聊了好几个钟头，越聊越开心，最后劳经理依依不舍地离去，临走时劳经理握着她的手，久久握着，目光深情地说，叶姐是他遇到的最有内涵的女人，并且说以后不要叫他什么劳经理了，就叫小劳。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叶春梅在众人面前叫他“劳经理”，私下里就叫“小劳”。因为有了那次深夜长聊，两个人关系自然就比别人近了不少，而且从那以后，叶春梅觉得上班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上班前化妆打扮的时间也比过去多了，更加精心了，她明白这是为小劳打扮的，在工作中也更加认真负责，看见什么就干什么，总感觉做什么都不是为自己，是为小劳。有一次她和小劳两个人在办公室吃饭时，发现小劳眉头紧皱，问他原因，小劳不说，最后才叹了一口气，原来最近公司财务紧张，开支增多，捉襟见肘，小劳不知该怎么办，让叶姐帮他出个主意。叶春梅认真地问小劳，能不能说得具体点。小劳就掰着指头算开了，什么加班费、误餐费……叶春梅一听就乐了，拦住他，那好办，大家都主人翁一点，别要了。小劳苦笑了一下，要都像我姐这样那就好了。叶春梅就主动说，别人我不管，以后加班我不要加班费了。小劳怔了一下，突然伸出双手，握住了叶春梅的手，握得特别紧，深情地望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长舒一口气，满脸荡漾着感激之情。尽管小劳什么都没说，但叶春梅觉得小劳好像说了好多话，她感到心里暖乎乎的，离婚四年多来，这是第一次她喜欢的一个男人握她的手，那一刻她都不想回家了，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她真把小劳当成自己最亲近的人，把物业公司当成自己的家了。

物业公司管理人员不多，十二个人，剩下的都是农村来的保安员和保洁员。在这十二个管理人员中，除了劳经理，都是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年男人和女人。不要小看这些人，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浑身好像有着使不完的力气，每个人都要做好几摊子的事，整天显得匆匆忙忙。

在十二个人中，只有两个五十出头的半大老头儿，但管得事情不少，管电管水，还要管其他琐碎杂事，谁家下水道堵了、电闸坏了……这些小活儿两个人随手就干了，业主们非常满意，大活儿没办法，业主就要花钱找外面的人，但业主们倒也没有意见。余下的人，当然就都是老大姐了。劳经理和两个半大老头儿关系处得不错，有时没事，下班后三个人在小酒馆会喝上一杯，叶春梅曾经见过，三个人头凑得很近，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那场景看上去非常融洽，特别感人。劳经理同样和老大姐们关系也都好。但叶春梅认定，在女人中，小劳跟自己关系是最好的，但有一件事，让她恍然大悟。

公司有个老大姐姓刘，比叶春梅大三岁，刘大姐的丈夫是老海员，一走就是小半年，儿子出国了，家里就她一个人，平时和叶春梅关系不错，经常和叶春梅说些家里的事。有一天下班后，刘大姐和她走一道，说要晚上一起吃个饭，说会话。叶春梅发现最近刘大姐好像有什么事，总是神不守舍，就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刘大姐说也没什么事，就是想说会儿话。

两个人来到一家环境清雅的小饭店，刘大姐从包里拿出一瓶红酒，原来是早有准备。叶春梅也不多问，只等火候到了，刘大姐自然就说了。两个人边喝边吃，过了一会儿，刘大姐放下筷子，问叶春梅对小劳怎么看。叶春梅心里一惊，她记得过去刘大姐和她说起小劳时，都是称“劳经理”的，怎么现在也改了口，像她一样？她心里一凉，觉得要出事，以为她和小劳的关系被刘大姐知道了，正不知道如何应答，却见刘大姐满脸幸福地开始说起小劳的事，原来小劳和刘大姐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刘大姐讲着，叶春梅越听越熟悉，小劳和刘大姐的好，几乎就是她和小劳关系的复制，从一开始走近的细节，到最后刘大姐主动放弃加班费，所有的步骤都一模一样，分毫不差，小劳几乎就没动脑子。叶春梅完全明白了，这个小劳用“义气”管理男人，用“情感”管理女人，不用问了，肯定那几个老大姐们他也是用的这个招数。刘大姐还在兴致勃勃地讲着，根本没有注意到叶春梅脸上的变化。

叶春梅第二天就离开了物业公司，她很平静，临走时只是对小劳说了一句“你应该去当演员，不过很遗憾，只是一个不入流的演员”。叶春梅没有生气，也不想揭露他，只是觉得自己很悲哀，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没有意思，那么拙劣的手段都能把自己骗了。后来她才知道，正如她所料，小劳对公司的所有老大姐们都用了这一招，当然用得太多了，就有了麻烦，最后还是露了馅，刘大姐可不像叶春梅那样，她临走时当着大家的面把小劳的底都抖出来了，还举了叶春梅的例子，最后大骂一声，打了小劳一个大耳光，耳光响亮，在楼道里听上去就更加清脆，仿佛田径赛场上的发令枪。小劳面对众人的眼光，知道一切都瞒不住了，但并没有慌乱，很是镇静，冷笑一声，说了一语双关的一句话：“你们都走吧，初中文化水平，也就这样，还能对你们怎么样。”

后来公司乱了套，没走的老大姐们也都是人心发慌，小劳当然待不下去了，出门走路时总是回头，害怕有人打他黑棍。最后，总公司把小劳调走了，听说又安排他去了一家更大的物业公司，不管怎么说，小劳在人事管理上还是颇有能力的，只需进一步完善，做得更好一点，再多动一点脑子，别太小看了文化水平低的人，说到底还是一把好手。

老贺问我，到底去不去他那里。我说和叶春梅在一起上班，你觉得方便吗？老贺说，叶春梅没说不方便。我愣了一下，觉得这话不应该他说，于是感觉这里面有事，不知道他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就问老贺到底想做什么。老贺在电话里哼了一声，说，我就是想帮你上班，你要是现在有班上，我绝不请你来。我想了想，还是觉得老贺没说实话。后来老贺说这个事先放一边，我也不求你，你自己拿主意吧，我企业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老贺最后说，晚上有个饭局，都是我们过去铆焊车间的人，大家聚一聚吧。我问谁请客，老贺说到那你就知道了。

我还真想见一见过去的同事，分开这么多年，都不知道长得什么样子了。

我去晚了，进到包间时大家已经坐齐了，我和大家闹哄哄地握手问好，还都认识，变化不大。就是坐在正中的一个人没看出来，大家闹着让我猜，再细看，大吃一惊，原来竟是孙宝忠，这晚上的饭就是孙宝忠请客。我真是愣住了，几年没见，孙宝忠完全变了一个人，一件灰色的休闲西装，里面是蓝白竖条的立领衬衣，头发烫了微微的卷儿，戴着一副窄框金丝眼镜，抽着软中华香烟。大家七嘴八舌地向我介绍，原来我们厂子已经被一家法国大公司买了，成了独资企业。孙宝忠回去了，当了铆焊车间的主任。不过现在是外国称谓——生产总监。孙宝忠过去是我们车间段长，是一个整天拈花惹草的家伙，和我们车间几个女工有说不清的关系，听说暗地里还想打叶春梅的主意，但被叶春梅回绝了。孙宝忠曾和外车间一个女工好了，后来被那个女工的丈夫发现，闹到厂里来，追得孙宝忠像个野兔子一样，在厂区大道上撒丫子乱跑，差一点撞在一辆拉货的大卡车上，搞得满厂风雨，要不是他和厂长有特别的关系，他早就麻烦了，最后愣是不了了之，还接着当他的段长。现在他又能重新回去，说不定就是那个厂长起了作用。老贺没跟我说清楚是孙宝忠请客，要知道是他，我就不来了。

孙宝忠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大致讲了现在厂子的情况。原来一些过去生产和技术上的骨干，年龄没有超过五十岁的，现在也回去了一部分，剩下的就是招了一大批职校的学生。接着孙宝忠就大声说，先喝酒吧，边喝边聊，有的是时间。我发现大家还是对我们厂子很惦记的，尽管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厂子了。

我们当中有的人在向孙宝忠敬酒时，借着酒劲，不把自己当外人，满脸堆笑着说想回去。有的现在有活儿干，干得还不错，但也要对孙宝忠说两句留后路的话。孙宝忠不拒绝，一律拍着胸脯答应。看得出大家都围着他转，笑脸也都迎着他。不仅是因为他请大家喝酒，而是因为他有可能给大家带来某种希望。

孙宝忠见我没说话，突然转向我，表情很奇怪地问我想回去吗？原来他也知道我现在没了工作。我说还没想好，谢谢好意。孙宝忠好像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对我笑着，话里带刺儿地说，都快五十岁的人了，该端时端，不该端时千万别端。接着又转过脸，对老贺说，要照顾好叶春梅，不然就让叶春梅回厂，让他来照顾。孙宝忠这家伙说这番话时，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好像叶春梅从来就和我没关系一样。我也知道，当初叶春梅和我结婚时，气坏了许多人，孙宝忠就是其中一个。后来这家伙在我们结婚闹洞房时，趁着酒劲，攥着叶春梅的手不放，还搂叶春梅的腰，还趁机摸她屁股。

老贺看出了我不高兴，就赶紧把话岔开，让孙宝忠讲一讲现在有没有红颜知己。这话一挑，大家就都来了兴趣，嚷着让他讲一讲。孙宝忠长叹一声，喝了一大口酒，好像很感慨地用手指着自己的下身说，你们讲，这个小东西，它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过去呀，都糊涂呀，总是搞不明白，总把它当成公有制，领导和大家总要管它。我的意思是，是公有制，你们就拿走，可是拿不走吧？那就说明，它是私有制，既然是私有制，那就要听我个人的，别人管不着，是不是这个理儿？孙宝忠在大家的大笑声中，又喝了一大口，接着说，过去呀，我们的企业为什么总是搞不好，就像总是搞不明白人的这两个大小脑袋一样，大脑袋是公有制的，让公家管吧；可把私有制的小脑袋，也当公有制管，那能行吗，所以总是乱呀。现在好了，厂子变成私有制了，我的大脑袋和小脑袋统一了，他们也都有本事，有了发展的广阔空间，所以我呢，也就是越来……越好了，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呀……

孙宝忠喝得酒气冲天、说得眉飞色舞，一帮曾经的铆匠们开怀大笑。我好多年没听到这样的笑声了，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过去的车间里，那时铆工们在一起开玩笑，总是要带色儿的，每句话里都要夹带，无色不成语。但今天孙宝忠居高临下说出来的色话，我却不太爱听。

大家正笑着，孙宝忠又举起杯，要跟我喝酒，我礼貌地跟他喝了。孙宝忠当着大家的面，非要我讲一讲当初是怎么把叶春梅骗到手的。他这样一说，大家的兴致似乎比刚才更高，嚷成一片。我发现大家坐在一起，除了对生计关心外，对过去的事情依旧不忘。我知道，大家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和叶春梅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当然怎么分开的，就更不知道了。可有一点我看得清楚，他们还都没忘叶春梅，从喝酒时的只言片语中，还都不时地提起她。我当然不会在那样的场合去说，再说我们又离了婚，更不能说了。

最后还是老贺把话题岔开，大家又开始让孙宝忠讲现在车间的事。孙宝忠在大家恭敬的目光中又神气活现地讲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都喝醉了。我知道，我喝醉，是因为叶春梅。我真是没想到，她在我们车间那么多男人的心里，扎得那样牢，就连现在春风得意的孙宝忠也还没忘记她。我也不知道我的喝醉，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别扭。

我和叶春梅的最初走近，是缘于一场舞会。当时我们厂团委组织青工们在业余时间学跳交际舞，在厂里大礼堂的舞台上，放个录音机，大家穿着上下班的衣服，就开始跳起来了。学的人太笨，教的人水平也不高，而且没有几个人跳得正确，好多人还都没去过正式的舞场，所以那场面根本不像是跳舞，倒像是幼儿园的娱乐活动。后来“五·四青年节”，团委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在市里的一个正规舞场举办了一场舞会，也让大家见一见世面。

我跳得不好，但出于新鲜和好奇，也穿戴整齐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进正式舞场，有乐队，有五彩缤纷的灯光，还有弹性的闪着亮光的地板。刚一走进去，我的头就蒙了，心脏跳得厉害，手心里全都是汗。

刚开始大家都不敢跳，后来互相鼓励着，说是不跳白不跳，这才一点点的多了起来，但看上去也都是战战兢兢的，笑容僵硬，手脚放不开，仿佛踩在快要融化的薄冰上。叶春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的，她像是横空出世，在舞场上像只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突然跳得特别好，好多人都惊呼起来，说叶春梅平时在厂里不露，是看不起我们厂子的场地，现在有了好场地，这才显露峥嵘。她几乎就歇不下来，总有人等着她，但也没有几个人能和她配合得好，一支曲子还没跳完，就都红涨着脸，低着头退了下来。

我和几个女工小心地跳了，可是根本就走不起来，像是两个老年人互相扶着走夜路，她们不会跳，再加上舞步我也不熟，也踩不上点，所以也是不等一支曲子停下来，就尴尬地不跳了。看着别人跳，自己跳不起来，总在下面坐着，觉得没意思。就在我想走时，叶春梅摆脱众人的邀请，却朝我走过来。她穿着粉底白花的太阳裙，头发翻翘着，还喷了发胶，与平时在车间里判若两人，显得更加漂亮了。她站在我面前，邀我跳舞。那时在车间里，我和叶春梅没有来往，也很少说话，有时干活儿偶尔在一起，也说不多，总好像找不着话题，我倒不是别的，主要是因为她太显眼，与她在一起说一会儿话，就会被很多人盯着。所以，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她会主动找我，面对她伸出的手，我忙站起来，说我不会跳。她淡然一笑，说你肯定会跳，不信，我们就跳。

我几乎是被叶春梅牵着走到舞场中央的。当舞曲响起来的时候，她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听我指挥。我随着她慢慢地跳起来，太奇怪了，很快我就进入到了乐曲的旋律中，而且整个身体都感到在飘浮。那种感觉太美妙了，从来没有过，一时间我好像失去了知觉。那场舞会，我和叶春梅跳了不下七支曲子。叶春梅对我说，你已经会跳了。我说，是真的，我也感觉出来了，我会跳了。

但是，可怕的事情出现了，我以为我会跳了，但以后除了和叶春梅能跳起来之外，和别人却跳不起来，而且大家都笑我，说我跳的是女步。我说不对呀，我和叶春梅怎么就能跳呢，怎么走得就是男步，偏偏和你们跳就变成了女步？大家都笑我走火入魔。后来验证，叶春梅跳的的确是男步，我跳的就是女步。但是已经改不过来了，我发现我已经一点都不会走男步了，而且和谁都跳不起来了，只能和叶春梅跳。后来又有过几次去舞场的经历，只要一进舞场，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叶春梅的身影，就会沉浸在与她跳舞时的感觉中。

那一年过年时，我们车间年轻人之间互相拜年，叶春梅来过我家，她走后，我妈就不断向我提起来，说你们车间年轻人，只有叶春梅最好看，最懂事。还笑着问我和她是什么关系。那时候，我父亲去世不久，我妈情绪是很低落的，但只要一提起叶春梅来，她好像就特别开心。我说我和她不可能，也不合适。我妈问怎么不合适，我说就是不合适，是说不上来的不合适。我妈瞪了我一眼，别的没学会，倒学会绕口令了。

后来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有一次我上中班，回家后，我妈满脸笑容地说叶春梅来过。我吃了一惊，立刻拽着我妈的胳膊，问她来有什么事。我妈说，叶春梅正好路过，就进来看看，坐了好半天才走，这孩子真是好。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叶春梅又来过我家几次，都是赶在我上中班不在家的时候，从我妈的口气中我能感觉出来，她和我妈说得是热火朝天。我觉得事情麻烦了，是不是叶春梅想要和我好，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再说她有那么多人惦记，条件比我好得多，有的还是厂里的干部，人家整天追她，她怎么会看上我？我又没有向她表白什么？我真是搞不清楚，她长得那么好看，怎么会放下架子来追我？

后来有一次，简直就是我妈和叶春梅集体合作的一次典范。我妈过生日，我哥我姐都来了，还有我们家亲戚也来了不少人，摆了两桌子。让我吃惊的是，叶春梅也笑吟吟地来了，还给我妈买了寿桃。当着那么多人，我怎么能问她“你怎么来了”，只好微笑着给她让座。于是我妈的那次生日，就变成了我和“女朋友”与家人的见面会。我不想让我妈在过生日时生气，当然漂亮的叶春梅也给我挣足了面子，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她，都说她好。的确，我也说不出她哪里不好，直到那会儿，我才觉出其实我有点害怕她，是觉得自己不配她。

再后来，顺理成章，我和她结婚了。我记得那天婚礼我喝了许多酒，叶春梅对每一个敬我酒的人都不拦着，似乎还用目光鼓励我喝，我喝得烂醉如泥。第二天早上，我被叶春梅推醒了，她端着水杯，温柔地让我喝水。原来她早就起来了，还挽着袖子，头上冒着热气。我问她起这么早干什么。她指着阳台上晾着的床单说，上面都是血，不洗怎么能行。我头一蒙，脸红了。在结婚前，我没有碰过任何女人，但我也知道新婚之夜是应该见到血的，我在被窝里摸了摸自己的下身，似乎它没有任何感觉，怎么也想不起来它昨晚做过什么。见我疑惑，叶春梅扭过头说，你昨晚可是疯了，搞得我特别疼。我望着在阳光下慢慢飘扬的洁净的白床单，半信半疑，因为喝得太多了，已经没有了任何记忆。

婚后上班，有人一边抽着我的喜烟、吃着我的喜糖，一边坏笑着问我是不是“进去”得特别顺利，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又有人凑上来问我“二锅头”酒喝得怎么样。我更是听不明白。那些人就说我装傻，接着就坏笑着走了。后来才知道，说男人新婚之夜喝“二锅头”，代表老婆不是处女。在那段时间里，总有人见到我就坏笑，然后还拍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儿地点头，就好像我和他们在共守着一个秘密一样，还好像我对不起他们、不和他们说实话一样。我气得回家问叶春梅，她很平静地告诉我，她和我是第一次，让我不要瞎想，也不要听别人乱说。我还是气得狠狠地推了她一巴掌，她趔趄了一下，差一点摔倒，脸色惨白地倚在柜子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紧抿着嘴唇。

大华子说起她前夫的事没完没了，尽管她不是说给我听的，但都在一个院里干活，谁心里都明白，我要是不出去，就等于是在听她讲一样。于是我就点上一根烟，出了小院，站在外面一边抽烟一边看风景。虽说已是仲秋时节，一早一晚已经有了凉爽，但中午还是很热的，干活动作大一些照样还会出汗。我望着被楼房包围的寂静的乡村，心里想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我发现一个男人过了四十五岁，就总会回忆，而且是朝后看，不是朝前看。

我和叶春梅的离婚，是我提出来的，之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原因，甚至家人也不知道，是因为真的没法说出口，说出来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都无地自容。

婚后的叶春梅总是在不经意之间温柔地流露出主导我的动作，大事小事、举手投足都是这样，很像阳光下撒落一地的银针一样数不胜数，眼花缭乱，就像我被她“牵进”婚姻中一样，婚后糊里糊涂的就被她主宰，就是在性事上也是如此。我们每一次做爱，她都要选择上位，而且完全不管不顾我的感觉，什么时候她满足了，便抛下我不管了，扭过脸去看《读者文摘》，高兴了还会给我念一段上面的至理名言。我曾经反对她的选择，她也不硬抗，让我主导，但是不好好配合，总是搞得我索然无味，像是白水泡饭一样，最后只好又按照她的意图去做了。时间久了，我也就习惯了，到后来，我已经不会上位了，只会在下面依照她的感觉来迎合她，就像当初跟她跳舞，我不会走男步、只能走女步一样。不光如此，后来只要上了床，我就会自动变成一个女人，甚至也有了高潮，也会像女人一样发出快乐时那样的声音。也正是由于完全处于从属感觉，所以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二锅头”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新婚之夜的第二天，那阳台上慢慢飘浮的疑窦丛生的白床单，也从我的记忆中褪色了，褪得什么都看不见了。

在我们厂子快要垮掉的那一年(当然我们这些普通工人还没有感觉)，有一天叶春梅下班回来，也不知道她有什么高兴事，炒了好几个菜，说要晚上和我喝一盅，我说有什么好事呀，她笑着说，非要有好事才喝酒呀？说完，又朝我笑了笑接着炒菜。不能不承认，她的笑容还是非常迷人的，轻柔飘然，要不我们车间哪那么多人惦记她呢。

不知道是她喝得多了点，还是真有高兴事使她得意忘形，喝到半截时，她说她准备要调到外厂去。我当时一愣，因为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提过。我说要调到哪里去，这里不是挺好的吗？她惨笑了一声，告诉我这个厂子马上就要黄了，工人都要拿工龄补助回家了。我说你胡说，怎么会呢？前些日子厂里还开大会，还用大喇叭安排明年生产的宏伟计划呢。她用手摸着我的脸，不错眼珠地看着我，仿佛幼儿园的老师在看小朋友。我把她的手拿下去，不让她喝了，我说你醉了。她一把攥住我的手，问我跟不跟她一起走？我说跟你去哪呀？她说自己可以走，可是舍不得把我丢下，毕竟是一个家，她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有能力把我带走的。我完全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如坠云里雾里。她不再看我，低着头，嘴巴动着，好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愣愣地看着她，她好像突然清醒了一点，垂下头，什么都不说了，接着我就看见眼泪从她脸上流下来，流得很慢，弯弯曲曲的，似乎已经流了好几年。

也就在叶春梅说完这件事的三个月之后，我们就亲眼看到了工厂的衰败，当我们被通知去“厂办”办理工龄登记的时候，我才忽然想起叶春梅原来早就知道了，但她为什么没走呢？她又是怎么提前知道的呢？我问她，她什么也不说。那天晚上我喝了酒，急了，把我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全都翻腾出来了。我大骂了她，觉得她一定和什么人有瓜葛，不仅和我们车间的人，甚至有可能和厂里的干部们有关系。她直着眼睛，脸涨得红红的对我说，我们孩子都已经那么大了，我要是不想和你过，早就走了，等不到现在。我气得进一步揭穿她，我说我知道，你现在后悔了，觉得跟一个没有任何本事的穷工人，真是委屈了你！你不想离开我，是因为你曾经欺骗了我，你对不起我，所以你总是处在矛盾中，总是下不了决心，对不对？她喘着气说，我就是怕你多想，才丢了好机会没有调走的，现在好了，我们都没工作了，连饭都吃不上了，你就想办法吧！你不是总想做男人吗，总想指手画脚吗，现在你做吧，你就养着我吧。

在工厂快要倒闭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天天吵架，后来我就不断追问她，在和我结婚之前，有没有和别的男人好过。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了。

我妈因为糖尿病引发肾功能衰竭住进了医院，经过全面检查后，发现还有其他并发症，而且眼睛已经有些模糊，看不清东西了，并且经常思维混乱。我就坐在她的对面，她只能看见我脸的大致形状，鼻子眼睛和嘴都看不清楚了，她指着我的鼻子说，儿子，这是什么呀，黑乎乎的东西，怎么也不擦呀？过来，我给你擦掉。我攥着我妈的手，忍着心里的酸痛，不让眼泪掉下来。我妈在住院之前就有怕冷喜热的习惯，现在更厉害了，天天喊冷，盖了好几床被子，盖到下巴颏儿，还是说冷呀冷。我们姐弟三人开始排班在医院守候。

我的心情更不好了，脑子总是走神。那天上班干出了错，把两个护栏的尺寸搞混了，料也废了。老贺见了，把我拉进屋，给我一根烟，让我歇一会儿，安慰我说，你就先忙老娘吧，不行就歇几天，这里没关系。我正想感激老贺，老贺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大嘴笑个不停，原来又有一个大活儿，是一家私企找他，要装三十个窗户的护栏。我真的有些不解，现在怎么这么多装护栏的人。个人装，集体也装，是不是以后连公安局也得装？

老贺忘了刚才让我歇班的事，兴高采烈地对我说，这是世界大趋势。我说能有这样悬乎？一个护栏竟和世界接轨了？老贺给我举例说，他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刚从英国回来，说英国也有好多入室盗窃的小偷，也是家家装护栏，只不过人家是装在里面，咱们是装在外面，都是一样的。老贺还说，听那个朋友的朋友讲，英国家庭装修，和咱们这里一样，也是生气着急，装修过程，也是要打架的，也是要生一场大病的。老贺在屋里走来走去，大发感慨，说都是一样呀，真他妈的好！所以说，装护栏这个行业是要大发展的，并且煞有介事地预测说，说不定将来两口子在家里一人一间屋子，也要装护栏哩！接着，老贺又大手一挥，说是现在正和旁边不远处那个小院的人家谈判，也要租下来，发展壮大企业，还要把过去车间里没事做的人都招来。老贺说着，手机又响了，听了一句，可能事情很重要，他撇下我，跑到外面接电话去了。

我感到浑身疲乏无力。隔着窗户，我望着小院角落里堆积如山的三角铁和各种型号的铁棍，又看了一眼已经焊好正等待刷漆的护栏，恍惚中，感到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护栏，正在被人准备安装在一扇窗户上，而回过头一看，那扇窗户，正是自家的窗户。我喘口大气，眨眨眼睛，想着刚才突然闪过的镜头，吓得竟出了一身的冷汗。

我正在愣神，大华子进屋来，郑重其事地要跟我说点事。原来她那个前夫、也就是那个鱼贩子找她，想要跟她复婚，而且说了要把他这些年赚的钱都给大华子，大华子没有答应，那个鱼贩子为了表示诚意，准备晚上请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我觉得这件事挺蹊跷的，本来两个人之间的事，怎么还要拉上别人？再说这样做哪儿也不挨哪儿。大华子看我低头不说话，就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你娘生病住院了，哦对了，叶春梅知道吗？我说她不知道，我没告诉她。大华子说，那我告诉她，也让她去。我说别别，别那样。大华子看了看我，又说，你就去吧，就今天晚上，老贺还有春梅，大家都去，咱一起走，谢谢你了。

大华子说完，走出屋，又忙着干活儿去了，我正不知如何是好，老贺又进来了，对我说，刚才大华子跟你说了吧？晚上一起去吧。我问他是怎么回事，觉得特别糊涂。老贺说，你还不明白呀，大华子是想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你想呀，她说了那个鱼贩子那么多的坏话，现在又想和人家复婚，这不就得想个办法吗？我听的还是不知所以，想不出一个人怎么会这样绕圈子做事？再说那鱼贩子不是有性障碍吗，他俩到底是谁求谁呀。老贺说，你就别想了，你这人啥都好，就是总爱钻牛角尖，什么事都爱问一个为什么，你就糊涂点吧。今晚我们一起去捧个人场吧，其实我也是一堆事，本来去不了，可是大华子都要哭了，咱就去吧，吃完饭，你就马上去医院。我只好应下来，随后给我姐打了电话，我俩倒个班。我姐说行呀，你就忙吧。

晚上我们一起来到一家南方菜馆，大华子的前夫已经到了，我一看，一点也不像大华子说的那样，不仅身上没有鱼腥味，好像还有点香水味。人也蛮精神，身上没有一点赘肉，根本不像一个五十岁的人。

鱼贩子是一个很畅快的人，几杯酒下去，就和我们熟了，还以丈夫的口气，说了要我们多照顾大华子的客气话，后来他就掏出一个存折，当着我们的面给了大华子，语气非常沉重地说这是他全部的存款了，只有二十万了。大华子手抖着接过存折，然后就哭了，那样子完全是一个小女人的姿态，完全没有了与我们在一起时的泼辣劲儿。

鱼贩子非常感慨，说了好半天人生的艰难，还有年岁的无奈，说两句，叹一口气，好像要和我们永别一样。后来我们才明白，原来他和那个河北女人分手了，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结婚，只是同居关系。那个女人骗走了他不少钱，他特别后悔。最后我们才完全明白，这顿饭是他和大华子重新走到一起的团圆饭。看得出大华子已经原谅了她的前夫，两个人已经走到了一起，只是等个日子去办手续复婚。真像老贺说的，有了这个场景，大华子再面对我们时，似乎也不尴尬了。也可能那个存折早就给大华子了，只不过在我们面前又重新给一遍。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为大华子高兴。

那天晚上，不仅大华子和她的前夫喝多了，老贺也喝多了，他就像一个从几百年前的坟墓里走出来的人，对眼前的一切都充满了感慨，他忽然向我和叶春梅举起酒杯，让我们也向大华子两口子学习，也快一点复婚。大华子也在一旁拉叶春梅，说走来走去，就像家具一样，还是老的好，使用惯了，没有污染，用得顺手。老贺见我不说话，突然站起来，对我说，我现在该说一件事了，到时候了。叶春梅也喝了不少酒，但这会儿好像醒了一样，慌乱地挥着手，让老贺别说。老贺却一甩膀子，大声地说，我偏要讲，你不能再委屈自己了。

老贺的话，把我的酒也惊醒了，我一把拉住老贺，让他讲出来，叶春梅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老贺说，那我就讲吧。然后又喝了一大口酒，抹了一下嘴巴，刚要说，我猛地站起来，又把他拦住了，尽管叶春梅现在不是我老婆，但老贺要是借着酒劲说出什么让我颜面扫地的话来，当着过去的同事，我还是承受不住，所以我又不让他说。老贺双手使劲扳着我的肩膀，瞪着通红的眼睛，说我不是东西。我急了，我说你他妈姓贺的，不要以为你有几个钱了，就可以胡乱说东道西，叶春梅跟你没关系，过去没关系，现在还是没关系！老贺喘着粗气，一时不知说什么。那个鱼贩子已经醉了，趴在桌上呼呼睡起来，大华子一边摇她的前夫，一边让叶春梅快点劝一劝我和老贺，叶春梅流着眼泪站起来，正要说什么，我的手机响了，一接听，就听我姐哭道，你快来吧，咱妈快不行了……

我是和叶春梅一起奔向医院的，到了医院，连电梯都等不急，硬是跑着上了七楼，气喘吁吁地跑进病房，同屋的病人家属说，快去吧，已经送到抢救室了。

抢救了将近两个小时，还是回天无力。我妈是晚上十点钟走的，走的时候大睁着双眼，我们姐弟三人，还有我的外甥和外甥女们也都来了，站在我妈面前，都哭得直不起腰来。我用手想合上我妈的眼睛，但是没有合上，这时叶春梅走过来，她的眼睛已经红肿了，刚才在路上打车时，她就一直在哭，现在她一下子握住我妈的手，哗哗地流着泪说，妈，您怎么就走了呢？我对不起您呀……叶春梅话音刚落，我妈的眼睛闭上了一点，但还是没有全闭上，我一下子想到，还有她的亲孙女、我和叶春梅的“共同财产”小凌还没有见到，我妈生前总是念叨小凌，说是好几年没看见这孩子了，怎么上学就这样忙呀？

我抹干眼泪，拿出手机给小凌打电话，但是关机，再打还关机，我狠狠地骂了一句，用拳头朝墙上擂了一拳。叶春梅看见了，也拿出手机打，想必也是没有打通，她焦灼地东瞅西看，束手无策。

这时有护士过来，想要把我妈推到太平间去。我大姐和二姐忙拦住，扭过头对我说，咱妈说了，她想回家，不让咱们把她放在那么冷的地方。我说，是，一定送回家，咱妈这辈子就是怕冷呀。

我妈躺在家的两天里，整整刮了两天的大风，气温降了很多。已经是岁末了，窗外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人群还有越开越慢的汽车。在这两天里，叶春梅没有走，一直在给我妈守灵，没人的时候，她就坐在我妈身边，握着我妈的手，嘴里絮絮叨叨的，也不知道说的什么。我和叶春梅一直给小凌打电话，后来又发短信，一直没有回音，给学校打电话，辗转了不知道多少个弯，才有一点她的消息，说是小凌联系了一个公司，正在实习，问是哪个公司，接电话的好像是一个福建女孩，一口闽南话，像是说外语一样，我们一句都听不懂。叶春梅特别着急，对我说，小凌会不会出什么事呀？我没好气地说，死不了，要是死了，公安局肯定找来了。叶春梅格登不说话了。

老贺和大华子也都来了，每个人撂下二百块钱，老贺还说我和叶春梅的工资照发不误，我说谢谢你了。老贺叹了口气，保重身体吧。孙宝忠不知道从哪里听到消息也来了，放下一千零一块钱，豪爽地说有什么事尽管找他。孙宝忠临走时看了看我，似乎还有什么事，接着犹豫着把叶春梅叫到一边，说有点事说。我见叶春梅脚步迟疑，就赶紧转身去别处了，真是搞不清孙宝忠找叶春梅又要干什么。

我妈是在第三天的上午被送进火化场的，我们姐弟三人还有叶春梅都去了，当我妈在炉子里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我们全都哭起来，我在哭声中想，我妈就是喜欢热，这下她满足了，她一定不再喊冷了。我望着越烧越旺的大火，眼前模糊了，突然我就看见那团大火好像是一轮正在升起的太阳一样，似乎要从炉子里飞出来……

我们被工作人员劝着朝外走，我和叶春梅还扭过头去看最后一眼已经不存在的妈，我努力地向后扭头，感到脖子扭得生疼，似乎马上就要断裂了，那会儿我就想，我要是一株向日葵就好了，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永远都能看到火热的太阳。

我们走出来，这时我看见了真正的太阳，已经阴了三天，现在终于晴朗了，照在身上暖融融的。我正不知要去哪里，也不知接下来该和叶春梅说些什么，就在这会儿，我远远地看见在乱哄哄的大院里，有一个女孩子正向我们跑来，女孩穿着白色防寒服，一头长发在大风中完全飘起来了，她跑得很快，在人缝中钻来钻去，像是一头灵巧的小鹿一样，显然叶春梅也看见了那个女孩子，我俩都愣在那里。

女孩子越来越近了，我和叶春梅同时认出来，几乎是一起喊着“小凌，小凌”，就在那个瞬间，我和叶春梅不由自主地紧紧拥抱在一起，也就在同一时刻，我们都听到了小凌的声音：“奶奶，你别走呀，我看你来了。”

叶春梅在我耳边抽泣着，断续地说，我们的小凌回来了……她是一个好孩子……我想她呀！我可能是太激动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感到我搂着叶春梅，用劲特别大。

那一刻，我仰起头，看着太阳。叶春梅对我说，今天我和你回家，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但有一点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我搂紧她，说，我不想听，我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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