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兆惠

2006年8月27号，天空上有二个月亮，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观看。这是一次美丽奇景，272年后才能再现的，大家不要错过哦，千年等一回……

上 篇

半个月里她头次见到丈夫的影子。他用毛巾被裹着头，腰部以下暴露在外。他的腿屈着，细而长，白得丑陋。他是夜里回来的，他从冰箱里取出冰镇可乐，倒进玻璃杯，痛快地喝着，然后随意地把杯子放在桌上，响声很大，好像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她以为这是示意他要上床来，可他进到卧室后，胡乱地把脱去的衣服扔在地板上，扯过毛巾被侧向一边，一会儿就响起睡去的声音。白天，她浏览过一个叫黑鸦的博客，那上面说摆脱阴郁的一个最好办法就是每天做三次爱。大概是受了启示，她买完车票后打电话给丈夫，说她要去北京拍纪录片。原打算上了火车再告诉他，那样才能创造出一点儿刺激。

事实上她也没有欲望，翻了几个身又重新睡去，不过比往常睡得安稳。醒来后，她站在地上看着他，自然想到六年前的丈夫，从那时起她就叫他小群。小群留着长发，在脑后扎成小辫，一副率性而为的样子。他研究生毕业后本该进到中科院的一家研究所，那天所里招他面谈，结束时，人事干部说你来报到之前把小辫剪了。人事干部是个阿姨，谈话时一直和蔼可亲，可亲得像有女儿要嫁给他，可是，说把辫子剪了的话时却一脸严肃，严肃得像谁虐待了她的女儿。小群记住了她的笑脸和严肃，还记住了她白嫩乳沟上的一个黑痣。小群和她学时气愤得一个劲儿地往地上吐痰。

“她露乳沟就不兴我留小辫？就是剪，也得我想通了再剪。”

她清楚他话中的坚决态度。结果他丢了那份工作，同时也丢了北京户口。那时她有孕在身，准备他一毕业就结婚。她渴望安定，也渴望女儿生下来后能有北京的户口。她非但没有为这事怨他，反而对他更添几分爱意。小群就是小群。小群就是她要的那个男人。

她是在北京漂泊了三年之后认识小群的。她到清华研究生宿舍卖盗版VCD。小群喜欢林奇、伯格曼，也喜欢法国新浪潮导演，他对他们影片的理解唤起她最初的好感。他没钱买盘，她就赊账。那天她去要钱，他把钱包里的钱全部给她还差二元。她说那二元我不要了。他说我是准备好了的，怎么就没了呢。他翻遍身上和箱子里的衣服找那两枚硬币，额头上冒出汗津。就在那一刻，她喜欢上这个小她三岁的大男孩儿。她很快就怀孕了，就在她确认怀孕的当天，他决定娶她，她决定嫁他。

怀孕后，她一直为得没得与性有关的传染病而折磨着自己，不敢去看医生做检查。但为了女儿或儿子，她去了。在她不安地等待结果的时间里，她祈祷并许下一个愿：假如她没有感染上性病，那以后她只要一个男人，那就是小群。

如今的小群是一家电脑公司的部门经理，上班时西装领带，头发理得整整齐齐，一门心思往主流行列里钻。小群往主流行列里钻后，她不再叫他小群，当面什么也不叫，背后称他为那个男人。她认为称他为“那个男人”，是有意表明她对他钻入主流的态度。她建议他不留长发就剃光头。他说我手下二十多号俊男靓女，我得注意形象。她又说：你剃了光头很性感，你一性感，你就另类；你一另类，女的对你就上瘾；女的对你一上瘾，工作业绩就上来了。他看着她笑。她问你笑什么，有话就说。

他说：“我的员工——”

他没有说出后面的话。她并不在意他要说什么，但她憎恶他说“我的员工”，那些俊男靓女怎么成了他的私有财产？

她漂在北京时一直住在福缘门。天南地北的漂泊者聚居在那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对她在福缘门的生活一直不屑，这让她更加怀念那段日子。这次上北京，就是要寻找一个叫老刘的男人。老刘是个画家，靠在香山给游人画像为生。那天她和他在福海边上相遇，他说他太想抽烟，可是她兜里没有钱，他也没钱，于是他回家去取烟。他在香山租的房子，没钱坐车，走着去走着回。三个小时后，老刘拿回一盒压得皱巴巴的红梅烟和一元钱。烟盒里仅有五支烟，他说你抽两支我抽三支。抽完烟他们又一同逛街，逛街时用那一元钱买了三个馒头。馒头是他吃一个她吃两个。而后他们又回到圆明园。老刘郁闷，不让她离开。老刘爱上了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他正为不知如何能见到切尔西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情而苦恼。老刘是先喜欢上克林顿后爱上他的女儿的。那时克林顿正在中国访问，他在大街上把自己的一张名片送给一个摆地摊的，老刘听到这事后就喜欢上克林顿。后来听说克林顿有个女儿，他爱屋及乌，对切尔西想入非非。朋友都觉得他疯了，但她却认为老刘没疯，他狂热地爱着切尔西，爱得再真实不过了。直到克林顿访问结束离开中国，他也没有表达上自己对切尔西的爱。他失恋了，失恋的老刘消失了，直到她结婚离开北京，老刘也没有出现。但她一直没有忘记老刘，她特别想见他。

她原来打算带着女儿和保姆一起去北京，保姆说，如果你放心，我可以把你女儿领回家，和我的女儿一起玩还有个伴儿。保姆比她小三岁，但孩子却比她的女儿大。为了适应，这两天她让保姆把女儿带到她家去住。

她来到客厅，给保姆打去电话，说今天上午就先别过来了，屋子我自己收拾。她希望把空间留给自己和丈夫。这样想后，一种久违的欲望从心底隐隐涌出。她回到卧室，把窗开得大一些，而后出来关上卧室的门。她开始擦客厅和书房的地板，和往常一样，仔细擦了三遍。她的内衣和外衣可以将就不洗，可地板必须一尘不染。每一回尽管擦了三遍，但迎着阳光一看，地板还是污迹斑斑。她不能忍受，但没有力气再擦。那个男人对她说：你以后要擦地板，就挑我不在家的时候。他说她得了精神病。

她把擦地板的事和她丈夫说她得了精神病的话告诉了松鼠。松鼠是另一个男人。有次她在电话里和他逗乐，说你就是一棵树，我是青藤，靠你，爬在你身上缠你。他说：我不是树，我是树上的松鼠。她忍不住嘿嘿地笑。从此，他给她的短信中自嘲地称自己松鼠。这次，她是笑着讲给他听的，讲完她问他，我得了精神病了吗？电话那头的他沉默不语。她又说：你怎么不告诉我得没得精神病，我可是一直把你当成个智者，什么难题你都能回答。

她坐在沙发上，抬头看看电子钟，已经是九点一刻。夏日之光越过阳台进到厅里，大面积地洒在地板上。她推开卧室的门，小群把毛巾被扔到一边，舒展着四肢俯卧在床上。她清楚如果不叫醒他，他会睡到中午。她把手机打开，手机响起悦耳的铃声。他侧过身，但没有从睡梦中醒来。

小群上次回来，也是在夜里，也是像这次一样，先喝一杯冰镇可乐，然后进屋倒头就睡。而她没有睡，正在网上看电影《理发师》。她约松鼠一起看，他们在不同空间用不同的电脑同时看同一部电影。看完后，她用手机给他发去短信：这是一个老男人关于爱情的呓语。他回复：最好不要用这种语气说一个已经仙逝的艺术家。手机接到短信时的音乐很响，小群被吵醒，从卧室里冲出来，抢过她的手机，非要看看是谁发来的什么短信。他嘴里骂着：你吃我的住我的，吃饱了睡足了又去勾引小白脸。

第二天，她仍然笑着把这事学给他。他也跟着她笑。笑后他说：你应该出去工作。我知道你不缺钱，但你工作不是为了挣钱。她出去工作过，两个月前她就在一家艺术杂志打工。那杂志的主编是个酒色之徒，晚上经常叫编辑部的年轻女人陪他喝酒。谁陪他喝得高兴他就给谁发稿，谁拒绝他就冷落谁，编辑费按发稿的数量发放，所以在这个编辑部的编辑费就成了陪酒费。她看不下眼，就指着主编的鼻子骂你是人渣。以前还有两次，工作都是这么丢的。她放弃了出去工作的念头。她和社会互不相容。她把这些讲给他听。他又说：你应该读书或者写点儿什么。她突然恼怒：你别总问一个吃不上饭的人为什么不吃肉！

她无聊地躺在沙发上，顺手拿起茶几上的书。那是《美好的美好的时光》，看了几次也没有把这本小说读完。

小群起来了，他边套T恤边坐在沙发上。她起身拿来去北京的火车票给他看，并说：我和你说的是真的，你看票都买完了。

他像没听见，也不看她递到面前的车票，而是说：“你去给我倒杯冰水。”她倒了水，递给他，然后又说：我并不想拍什么纪录片，我没别的目的，只是想证实一下离开你我是不是生活得更好。

他打开电视，调到《武林新传》，一会儿跟着剧情嘿嘿笑起来。

她大声说：“我是认真的！”

他眼睛盯着电视，嘴上说：“现在是大学放假高峰，明天到车站把车票高价卖了，还能挣些钱。”

她再次说：“我是认真的！”

他转过头看她，同时把电视的声音调弱，静静地看了一会儿，又去看电视：“去，到冰箱里给我拿盒酸奶。”

丈夫十点半又离开家，中午要陪客户吃饭。离家前，他洗了澡，换了西裤、皮带、衬衫和领带，手提箱里还备了一套。他给头发打过摩丝，短发直立鲜亮，有种白领的酷。他拉开鞋柜前，习惯地捏捏她的耳垂儿，说：你可以去游泳，也可以去美容，别闲着，闲着你这小脑袋就胡思乱想。在她的记忆中，丈夫最先接触她肌肤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捏她的耳垂儿，而不是抱她吻她。也是这个动作，使他在她面前找到了兄长的感觉。此时，他轻轻的捏拿，像一股电流击中全身的经络，那个欲望十分清楚。她是想的。可是丈夫已经换鞋。她看到鞋柜上的蓝黑墨水，她真想把那瓶子扔在丈夫的背上，在那洁白的衬衫上炸出一片地图。

她回过身，远远地看着茶几上的那张去北京的车票，身后的防盗门啪地关上，随后是他下楼的脚步声。她关上里边的木门，一时间她不知所措。其实她不要求丈夫做什么，只是能认真听她说说肉体和灵魂的想法就行。可是他对她说什么做什么都不以为然，认为那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是呆在家里吃饱睡足穿暖后胡思乱想的结果。

她没有做任何事情的兴致，包括去北京。当年和她漂在福缘门的那些朋友，有的回家娶妻生子，有的自杀，有的不知去向，她要去寻找谁又能找到谁呢？过去进出圆明园的铁栅栏已经换成高高的水泥围墙。去年她回过那里，站在那墙跟前，她的第一个感受是那墙阻断了她对过去的追溯。她把那张北京的软卧车票撕开，扔在他的杯子里。那纸片漂在杯中的水上。她打开电脑，希望有人发邮件给她。她看着信箱上边那句“您有0封来信”的提示，恨不得把电脑砸了。她忍不住又点击几个熟悉的博客，没人更新。她的情绪更加沉郁。她点开自己的博客，看看前几天写的《我与疯子有多远》，点击数还是那个让她看上去就气恼的“5”。落寞感压得她喘不过气。她没有耐心按着程序去关机，直接按下电源开关。她躺在沙发上，把头枕在扶手上。用手机拨通他的电话，通了，但没接。她知道他的身边一定有别人。她多么希望他能够有胆量当着别人的面接听她的电话，不遮遮掩掩，坦坦荡荡地和她说着他们私下说的话。她把手机扔到茶几上，眼睛涌出泪水。

萨拉·凯恩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她起身来到书房，从《苦涩的名声》书中拿出萨拉·凯恩的照片。那是她从网上下载打印出的。她又躺在沙发上，看着萨拉·凯恩低头笑着在看一本书的照片。萨拉·凯恩笑得那样甜而灿烂，可是她却自杀了，在她28岁那年。她理解萨拉·凯恩，这倒不是因为她们同岁，她也被阴郁所苦。凯恩想摆脱抑郁。她也有自我毁灭的念头，为这念头她还专门进过药店，看过安眠一类的药。1999年，凯恩写出《4.48精神崩溃》的那一年，凯恩自杀的那一年，她当时还在北京，在饥寒交迫中唱着不想回家不要物质只要自由只要快乐的歌，享受着从未有过的美好时光。假如那一年凯恩来到他们中间，她就不会自杀。正如现在，如果回到那些漂泊的朋友中间她也不会阴郁一样。

电话响了。是他打过来的。他说刚才我正在接待作者，现在我一个人在屋里了。

她说：“我没有别的事，只是想问你和妻子多长时间性交一次。”

他不语。她在他的沉默中感受到他的反感。

她想到黑鸦博客中有关摆脱阴郁的话，就信口说道：“我在网上提出问题，我怎么老胡思乱想。一个网友告诉我：你一天完美地性交一次，你就不胡思乱想了。可是这个网友并不知道，关键是我找不到让我完美性交的伴侣。”

她感觉到他的叹气。“你怎么这样。”他喃喃地说。她也不知道再说什么了。他们沉默。

她问：“你把电话撂了？”

他低声说：“我在听。”

他轻轻的声音让她情不自禁：“我不想活了，活着很没意思。”说完，哽咽起来。

“别这样……我一直以为你过得很好……”他有些惊慌。

“我觉得自己走投无路。”

“你爱人……”

“不。他整天忙，见不到他的影儿。他一副公务员的模样，表情僵硬，一心想多挣钱，买大一点儿的房子。可是我不要这些。我只要每天和他在一起，浪漫地吃晚饭，饭菜翻新，话题翻新，高兴了就在床上打滚。”

他叹出憋在心里的那口长气。“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她呢喃着：“我不要这些，我现在需要的是爱情。”

他说你应该把你的感受和想法告诉你爱人。

她好像没有听见他的劝说。“我想去泰山。”

“去泰山？没去过应该去，和你爱人一起去？”

“你不说你要去泰山吗？你答应过我的——”他曾经和她说过，第一次登泰山时他许过愿，每隔十年他就要登一次泰山，直到七十岁。当时她和他说，第一个十年时我陪你去登泰山。他说我要借着开会的机会去，那你就陪不了。她调侃着：你就和他们说我是你老婆，说不定人家还会安排咱俩住一个房间。

他说：“我没答应过你。”

“你就是答应过。”她不知为什么要耍赖，但她觉出他把这耍赖看作是娇柔。娇柔让他宽容。她接着说：“我给你讲个故事。那次我和小群——就是那个男的，我们一起去青岛。下了火车后我想马上去看海，可他坚决不同意，非要先打车去旅馆。你知道他为什么先要去旅馆吗？”他附和说先休息一下。“不是。到了旅馆我才知道，他仅仅是想上厕所，去尿尿。他不能上公厕，他习惯到宾馆的卫生间，一个人关上门才能尿出。”

他忍不住笑了。她也笑。

“你很恶毒。”他说。

“这是事实。”她停了一下，小声地说：“我想见你。”

他又是叹气，而后沉默。

“我去泰山，不告诉家里任何人，只管走。至于发生什么，回来后再说。”

“不要这样——事实上我哪儿也去不了。”

“那我今天的电话算是白打了！”

他沉默。

“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了解自己，这是我的希望，是我活下去活得快乐的理由。今天和你通话我才明白你其实并不了解我，和别人一样并不知道我是一个除了爱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重要的女子。我再也不给你打电话了。”

他平平淡淡地说不打就不打吧。

静默中她挂断电话，同时她感觉到他并没有放下电话。

她大学毕业后的那年应聘到报社文艺部工作，那个叫松鼠的男人是文艺部的副主任，他的同事戏称他为最后的知识分子。他一心想把文艺部主持的“文化”和“文化观察”两块版办成文化界的思想园地。周围的人笑他天真，而他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可笑，执著地做着可笑的事情。也因为这个，她和他一见如故，用她后来的话说是一见钟情。

最初为了向他表白内心情感，她把刚刚写完的一篇小说给他看。那小说写的是一个女孩儿对一个已婚男人的朦胧感情。她独自坐在他的办公室。她的左侧是他的办公桌，她的身后是窗户，窗户朝东开着。那是个傍晚，办公楼里已安静下来。她把稿子递给他时，他说我回家细看，她坚决地说你现在就看。他打开灯，屋里顿时明亮。她脱去外衣，把外衣抱在怀里，侧身坐在他的面前。他看得认真，中间起身给她倒杯水，而后再也没有抬过头。

他的专注让她突然紧张，觉得他在当着她的面看她写给他的情书。她想逃开，可是找不到借口。在他看完时，一个编辑进来。他向那编辑解释说，她写了一篇小说，叙事的感觉很好。他又转向她，说你适合写小说，语言感性，感觉也独特。然后他把小说还给她，接着他们一起去说别的。下班后，他推着自行车送她到公交车站，一路上他们沉默着，但彼此都感到对方内心的紧张。那以后，他们谁也没有再提那篇小说的事。

他结婚了，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他的妻子是个牙医，从日本留学回来。据说为了他，她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机会。在她放弃工作要到北京前，他主动和她说起他的妻子。

“那天她回家时情绪低落，我以为她是来事儿了，就让她歇着，我张罗做饭。她说我有事告诉你。还没等我坐下，她就说老板让她陪着去欧洲考察医疗设备。我妻子在一家私营牙科医院当大夫。我问她你们去几个人，她说只有她和老板。我起身到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回到屋里后我说：去吧，不去也没有理由。她沉默了片刻，说我不去，而且我把工作辞了。我问她你辞了以后怎么办，她说我自己干，我自己开诊所。”

讲这些时是在一个晚上，他送她步行回她的住处。那一夜她没有睡，也就在那一夜，她决定离开那个家乡城市。

从此他们没有来往，直到她结婚前，她的呼机接到他的信息：我也在北京。同在一个城市，我不能不和你联系。你好吗？我非常想见你。后来她才知道，他来北京学习，已经呆了一个月。他住在京西宾馆，那晚他一个人围着世纪坛绕了一圈又一圈，最后终于下决心和她联系。这之前她曾和报社的一个编辑联系过，那编辑把她的呼机告诉了他。

她的心乱了。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并不能改变什么，何况她已许过愿，从此只爱一个男人那就是小群。尽管如此，她的心还是乱了。过了两天，她的心情平静下来后决定见他一面。不管他怎么样，她只把他当作朋友。在来京前的那些日子，他曾小心地待她。在她告诉他要离开时，他很伤感地说：看着你小心翼翼敏感的样子，我生怕哪句话哪件事伤害了你。她一直被他这句话感动着。

他们见面了。见面地点选在前门。那时的前门东侧有一块幽静之地，那里有座椅，座椅后有草有树。那是五月，北京的五月傍晚温度宜人。她带给他一本相册，那上面留着她在北京三年半的痕迹。她的身孕让她免去一些解释。也是她的身孕，使他们都显得心不在焉。有许多时候，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各自想着心事。

天暗下来，四周只有他们。他说我们回去吧。说着他站起来。她也站起，在那一瞬间，她不想就这么分开。她拉住他的衣袖，喃喃地说：你抱抱我。

他迟疑了片刻，而后轻轻搂过她。他搂过她的刹那间，他突然用力，她整个身体离开地面，他好像要把她和自己融为一体。她也没有料到，当她的身体感受到他的身体热度和力量时，她毫无预料地激动起来，这毫无预料的激动瞬间击穿她全部的身体。

然而仅仅是一会儿，他放下她，同时松开手臂。她低而有力地连说“不不”。

他还是松开了。她感觉到，也在那一瞬间，罪恶感也击穿了他全部的身体。她感到悲哀。她除了轻轻地拥抱，其他别无所求。她只想用这个温暖的拥抱，使他们间那飘渺脆弱的感情得到一点儿温暖的怜惜。

她问自己：我们真的没有学会了解自己，了解生活的真相吗？

一年半后，她的家要搬离北京。她的小群一年前受聘外省的一家电脑公司，他们要结束分居的生活。在准备搬家的日子，她特别想他，想见他一面。她给他打电话，问他最近来不来北京，他说版面一块接一块，哪儿也去不了。她说你可以今天晚上来，明天晚上再回去。他说那不行，去北京总得有理由。她为他装着不懂她的意思而生气，干脆直接告诉他：半月后我就离开，现在我一个人在这儿。

他沉默。她说：我想你。

她想听到他内心的叹息，她不需要他回答，她知道他也不会回答。她从他的沉默中猜测他对她的话的感觉，没有激动，也没有甜蜜感。麻木或者厌烦？

她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特别想当面问你——有些事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但在感觉上它应该发生，这些事我想忘掉它，可是越想忘掉却忘不掉，整天纠缠着我，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他说：我没法回答你——我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不了你。

她很恼火：我什么时候要你帮助了？是不是得了抑郁症时我需要一个精神支柱？什么是精神支柱？就是那个永远在意我，并永远想着我的那个人！

他那边没有动静，她以为他撂了，于是小心地问你撂了。他说我在听。

她情不自禁地用祈求的声音说：求你了，别撂电话——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是唯一听我诉说的人——我丢开自己的愿望，跟着他离开北京，都是为了他。我一直在想，这值不值得。

他说：那是你要的，不然你不会选择家庭。

她突然语塞。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再不给你打电话了，再见。

不久就是元旦，她寄给他一张明信片，那上面写着一句话：日子一天天流过，我们到底要到哪里去？

她恨这个屋子的空洞。她无法在这个屋子里呆下去，但走出屋又不知道去哪里。她脱去背心，随便地拿过那件已经要洗的红格短衫套在身上，用皮筋把长发系在脑后。她又揣上两千元钱。

站在炎热的午后阳光中，她看着从身边匆匆走过的那些打着伞穿着短裙紧身衣的同性，自己显得格外的邋遢倦怠。没有人看她一眼，这让她萌生出到时装店的念头。她拦住一辆出租，对司机说去“红衣裳”。红衣裳是去年应中法文化年而生的法国时装店，寻求自由味道的年轻女性经常光顾那里。司机问是不是中山广场路口的那家。她从司机问话的口吻中听出小市民式的狐疑，于是反问他还有第二家吗。

她曾和小群逛街路过这里。小群提议进去买件时装，她拒绝了，她看不起那种花男人钱感到荣幸的女人，所以他好心好意提出给她买衣服的建议时，她却觉得不舒服。店里宽敞凉爽，弥漫着典雅而又浪漫的气息，她在那里显出明显的反差。她站在一件女款上衣前面，一个着上白下黑工装的女店员走过来。她问这衣服有合适我的号码吗？店员说这件衣服一千八百八。

她大声说：“我问的是大小。”

店员说可以。

她指使着：“拿下来我试试。”

店员从模特身上取下衣服。她不接，而反问：“一千八百八——打折不？”

店员面无表情地说我们是品牌店，全国统一价。

她说：“不值。”

店员说：“这是法国高级时装工会主席推荐的，今夏最流行的款式。”

她问：“那个工会主席是谁？是个帅哥吗？”话中的那种痞气给她一丝快意。

那店员的嘴角露出模糊的笑意，说是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

她为她的笑意恼火，说：“我说的不值，是指这一千八百八能资助多少失学儿童！”

店员的脸上终于有了明确的表情。那是暖意和温和。

她也缓和了语气：“不买了，还是用这两千元钱拯救穷人吧。”说完转身走了。店员在后面客气地说请慢走。

走出红衣裳后，她想那个女店员一定认为自己在做秀。这样想后，她的心情又黯淡起来。她顺着人行道漫无目的地走着。她清晰地意识到，实际上自己是希望被人注意，就是现在，哪个对面过来的行人认真看她一眼，也会让她畅快。可是从她身边路过的人，不管慢的还是快的，男的还是女的，没人注意她。她沮丧透了。

她想离开孤独的城市，可除了深水湾她无处可去。她拦了一辆出租车，要司机直奔深水湾。

深水湾在城南。沈水弯曲地沿着城边流过。水的南岸，是大片的葡萄园。北岸是一条带状柏油路，路的一侧是河，另一侧是树和草地。从深水湾一直往东，直达另一座城市，那城市也在沈水边上。这条路禁行机动车，被市政府命名为“奥林匹克健身路”。沈水在深水湾处绕成一个弧形，弧弦下面那片地被自然利用，成为一个水上运动场。运动场里的水很深，没有浅水区，所以自从修了运动场后这里就被叫作深水湾。

入夏后，她偶尔来这里游泳。她喜欢潜到水底，像海水深处的鱼儿那样，自由自在地漂着。她在水中能够坚持很长时间，她尝试过，潜入水底，她能从东边游到西边。她有时遐想，水底如果有条通道通向大海，她潜进去，一下子游进大海的深处，变成海底的一条鱼，自由自在地活在水的世界里，那该多快活呀！然而多数时候，她来深水湾是到与运动场隔路相对的那片槐树林里散步。一条柏油小路在林中蜿蜒前伸，走在那里给人以曲径通幽的感觉。特别是傍晚，独自走在这里常常会产生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的错觉。那是寂静给她的错觉。有时也会遇到一对情侣在林中那块巨石旁相拥热吻，她轻轻地走过去尽量不扰动他们。那情侣就像照进林中的一束阳光。那是一块陨石，深灰色，斑驳里留着天外的痕迹。

她径直走向槐树林。水泥小道在槐树林的深处绕过那块陨石，每一次走过这里，她都要坐在石上歇一会儿，或者看着它发呆。一个男人坐在陨石上。平时她会往回走躲开那人，她不想让任何人破坏自己的平静，而今天她好像期待着什么，于是走过去。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他呆滞阴郁的目光停在地上的一处。

她走近前。男孩儿抬头看看她，又把目光落在原处。她对他说：这是一块陨石。

他说：这是十亿年前从天上掉下来的。掉下来时，天上就要在十三亿年后把它收回去。它要回去了，我要坐它一起回去。

听了男孩子的话，她眼前的现实变得虚幻。她问：你一个人回去吗？

他说：不。我在等芳芳。

她问：芳芳呢？

他说：芳芳睡了。可我醒着。我们早就说好，哪一天我们在这石上一同睡去，醒来时我们就在天外。是外星人来取这块丢失的石头时，一起把我们带走。

她问芳芳是谁，男孩儿说芳芳是个女孩儿。她又问芳芳在哪儿，男孩儿说芳芳睡了。

她问芳芳为什么要睡，男孩儿说芳芳的爸妈出国定居，要带走芳芳。芳芳说你把我杀了，杀了我就走不成了。

他在一种虚幻中。她应该把想像的空间留给他。她特别理解他。

三个小时后，她在出租车里听到广播：今天傍晚，在深水湾附近有一位十七岁少年投水自尽。据警方介绍，死者投水之前，曾在家中割断一个与他同龄女孩儿的手腕。女孩儿倚在男孩儿的怀中，把手腕放在脸盆上，让血流进盆里，慢慢死去。男孩儿用来割腕的是一把手果刀，割腕之前，他用这把刀给她削过苹果，刀上还粘着甜甜的果汁。

她怵然一惊，一时间不知今夕何夕，竟失去了现实感。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时，忍不住哭泣起来。她羡慕他们十七岁的爱。那决绝的爱只属于十七岁吗？出租车司机惊讶地问：怎么你认识？

她说：去虎跃快客车站。她本想回家，但她现在不想回去了。她想离开这座城市。

她上了去松鼠所在城市的最后一班夜车。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周围的人都昏昏睡去，惟有她看着窗外野地的轮廓。她不敢想像到达目的地后他们相见的情景。她怕他不知所措，怕他躲躲闪闪，更怕他不以为然的冷漠，不管他咋样都会让她坠入绝望。因而她希望这到达目的地的路途无限漫长，在路上，至少还有希望。然而，连接她的城市和他的城市的高速公路只有六百公里。快客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行速一点点向他接近。再过五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在一座城市，那是朝阳初升的时间，她在他的城市能迎来一轮太阳吗？她怕阴天，最怕没有光的白天。

车行驶到三百公里处，在清河服务区停下来。她没有去方便，而独自站在月光下，看着满天的星。这里已进山区，山里空气清朗，天上的星争相闪耀。在司机喊着上车了的一瞬间，她决定停下来，不再上那辆车了。她走向加油站那边的暗处，躲过车的视线。那车好像也不在意她的去留，扔下她驶向高速公路。

自己为什么停下来，她说不清。上车时的冲动慢慢消散。她意识到自己正在不归路上。

随后，她也上了高速公路。路上寂静，没有一辆车驶来或驶去。她现在的位置，离他三百公里，离小群也是三百公里，而此时，她在朝着他的方向走着。她停下，坐在路牙上，拿出手机，心里跳得慌乱。她不知道拨通谁的电话，是他还是小群。

如果小群接到她的电话后赶来把她接回家，她从此以后永远不再闹腾，相夫教子，安心和他过日子。过去的小群，肯定会来的。她想像着小群到来的情景：他远远停下车，从车跳出，并不马上跑向她，而是把臂膀张开，迎接她扑过去。

如果他接到她的电话后赶来接她，即便他还像以往那样她也心满意足。当然她希望他能像个狂热的年轻人，远远地从车上跳下来，跪在路的中间，仰天大叫。然后，远远地相视，再然后，他们拥抱，他们泪流满面。

无意识中，她拨出的是他的手机号码。关机。已是午夜。她拨通他家的电话。她感觉到他拿起了话筒。她急切地说：是我——我在清河，离你还有三百公里的清河……

他把电话轻轻放下。

她傻傻地站在黑暗中，仿佛被人抛弃。这时手机响了，是他用手机打来的。她猜测他躲开他的妻子，偷偷在一边用手机和她通话。

他问：你在哪儿？

她说：我在清河的高速公路上——只有我一个人。

他沉默着，不可能。

她说：我真的是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

他放松了口气。你身心分离了吧？你心在清河，身子在哪儿呢？

她说：我怎么向你证明——我的头上是天，是星星月亮——你听对面开来一辆卡车。

他又沉默。

她急急地问：你能来接我吗——现在？

他说：怎么可能……

她抬高声音：只要你想，怎么不可能！

他喃喃地说：我是在家里，这是半夜……

她说：你往我这边走，我往你那面走，我们总能见面……只要你能来……

他还是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可能。

她几乎用哀求的口气说：我真的是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你来接我吧！她不相信他听了她的话而不动心。她也不相信他的身边还会有像她这样的女人。

可是他把手机关了。

其实她只想听他说一句“你等着，我去接你”，如果他这样说了，她就足矣，甚至她不奢求他的行动。她仅仅需要他的一个态度，充满激情的态度。

此时，她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只有他才能代表她生命中另外的一种形式。然而他并不能给她什么，特别是她所要的。

看着上弦月。弯月也看着她。她回过身，向来的方向走去。她哭了，无声地哭泣，泪水大滴大滴地涌出双眼。偶尔有车从身边驶过，没人理会她的存在。驶过的车，在她耳边嗖地刮过一阵风。

她从沉睡中醒来。她打开家里所有的灯。屋里亮了，外面的世界就是一面黑幕。除了她的卧室，房间打扫得干净，显然保姆来过，干完活又走了。她在电话旁见到保姆留下的纸条。她说你的女儿在我家玩得很好，放心。女儿不需要我了。这个念头让她凄楚。

又是午夜。整个白天她都在睡梦中。她做白日梦了吗？她倚在沙发上回忆着，想起的都是昨夜里的事。

她边走边哭，终于眼泪流尽，浑身无力，她瘫软在路边。她拨通小群的手机。她说我在高速公路上，一个人，就坐在马路牙子上。他漫不经心地说：是吗？看看周围有没有野狗，有的话，把狗叫过来，把自己喂狗吧。说完，他挂断手机。

她再拨。她说：小群，我不骗你，我真的一个人在公路上，回不去了。也许是她的声音带着绝望，他信了，他说你真能作妖。说完他关掉手机。

一会儿，有电话打进来。是个小伙子的声音：“是嫂子吗？我是群哥的朋友，告诉我你准确的地方，我去接你。”

他们走到离零公里处还有五十公里时，天下起了大雨。怎么能下雨呢？三百公里那儿，天上星光灿烂，仅仅是两个小时的行车距离，天就变了。那小伙子不得不放慢车速。她上车后一直在他后侧的座位上，倚着车窗闭着眼沉默不语。她记得他也只是说过一两句话，她记得的就是那句“群哥在外地”。从他侧面的眼神中，她发现了和小群一样的神情。她在他们这些男人的眼里，就是一个吃饱了睡足了养肥了然后就去作妖的女人。

下车时，小伙子突然说：嫂子，群哥不容易。这时她两脚刚好落地，她停了一下，最终没有转过头回应他。她关上车门朝楼前的台阶走去。她在自控器上输入自家的密码，门锁咔地开了。她身后的车发动，开走，她一直没有回头。

“群哥不容易。”现在回想这句话，她有些感动。其实她心里有句相似的话她一直没有说出口，那就是小群挣钱不容易。在他们的同龄人中，能有他们这样一个宽敞舒适的家，已经令人羡慕。她的目光先在三件套红木椅上，然后透过卧室的门又到对面的那个六开门的花梨衣柜，还有她整天躺在那上面睡觉的大床，也是红木的，仅这三样东西，就能换来一套小户型房子，那是多少同龄人所要的。小群从小长在贫困中，前二十八年穷怕了。他说之所以要买这些实木高档家具，真正的目的是让女儿从小就知道什么是生活的质量。当时说这话时她嘲讽他：木头就是你的生活质量呀！她说她的理想，就是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大大的，空空的，除了阳光什么也不要。他不以为然，告诉她五年内，他的目标就是从这高层住宅中搬出，住进沈水花园的别墅楼里。再一个五年，他要买一架steinway钢琴放进那别墅里。这是他四十岁前的理想。

可是我不要这些。我为什么不要这些？她的思绪一直纠缠在这里。她来到卫生间，解开发带，让长发披散开。她把头发浸在水中，以此打断那些苦苦纠缠着她的念头。

我必须重新开始。她郑重地对自己说。她想到小区里与她同龄的女人，她们和她一样在家做着全职太太。每天丈夫上班前，她们把丈夫的衬衣熨平叠好，放在他的枕边。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让小群也享受到女人的温存？

她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晶亮的水珠顺着发丝流落。

剃发。她冒出一个念头。以利剑自落须发，断除烦恼及习障。她想不起来，这是从哪儿读到的句子。她记得读到这个句子时，她不理解那些剃发染衣人。人怎么能没有人的欲望？

或者去伊拉克，为萨达姆的英雄名誉而战。她觉得萨达姆才是人间的真正男人。而自己身边的男人怎么就不能萨达姆一些！她想像着把子弹带交叉挂在身上，手举着自动步枪在大街上横行的状态。如果小群是那样的男人，她会义无反顾地追随着他。

她回到厅里，找到剪子，又回到卫生间，看着镜中的自己。她的嘴角荡出浅笑。她把剪子伸在头发中，狠狠地剪了一剪子。一缕头发随着剪子的拔出落在水池中。那缕头发又长又黑，发丝浸着水，带着重量。她笑出了声。镜中的丑陋不能不让她发笑。她扔下剪子，回到厅里，坐在沙发上给小群发短信。

“明天回家。我想你。”

上午她去了发舞台，她是那里的会员。她在那里染发，拉直，做发型。这一次，她告诉专门为她服务的五号小师傅她要剃光头，而且是那种亮亮没有头茬的。五号师傅是个一眼认不出性别的好看孩子。细白的皮肤，亮亮的眼睛，惟有从胸脯才能判断他是个男孩子。是个好“同志”，她恶毒地想。她闭上眼睛，细细感觉头发从男孩子手中飘落。她再次睁开眼时，看见面前的大镜子中现出一个秃头，像只瓢扣压在她的头上。

男孩子把一面镜子送到她的后面，告诉她：很漂亮的。姐，你的头型好。

她站起，在镜前左右转着身子，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男孩子又说：如果是周笔畅剃了这样的头，那在女孩子中会很快流行起光头。

她说：周笔畅？哪个庙里的和尚？

她是用纱巾包着头回家的。她不想顶着葫芦招摇过市。在她走出电梯门时，接到小群的电话。小群说他正在回家的路上。

小群开门时，她光着头站在厅里等着他。她希望他能够从她的光头中明白她的选择。那是艰难痛苦的选择。她选择了现实。她选择了物质。她选择了家庭。

小群和她照面时，顿时愣住。他惊诧的目光随即变得火辣辣的。他从她身边走过，擦肩时还用手推了她的胳膊，嫌她碍事。他把电脑包扔在沙发上，然后打开冰箱拿出冰水。这一次，他没有支使她。

他坐在沙发上，气色疲倦。他说：你把头包上，我看着闹心。

她说：以后我只关心你和女儿，我们这个屋子，只关心我的指甲，我的皮肤，我的胃。她感觉到深刻的沮丧。

他不说话，慢慢地喝着水。

她说：现在只有头发才是我自己的，只有头发我自己才能说了算。

突然，他把手中的水杯狠狠摔向对面的墙上。玻璃杯在墙上炸开。他起身，抓过电脑包，走向门厅。穿好鞋时，他回头对她说：你死了吧！

下 篇

那天夜里，当他确定她真的在高速公路上时，真不知道该如何才好。以前他觉得她任性，其实不是。为了自己所要的那种感觉，她可以舍弃现在到手的一切，甚至生命。这样的女人，天下已经难找。他不是没想过，和这样的女人私奔，无忧无虑地浪迹天涯，那将是充满激情的生活，即便时间短暂，也非常值得。

他想像着她在那天夜里，在高速公路上，黑茫茫一个人召唤着他。想像这种情景，他周身的血热了，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还有激情，还有冲动，还有男人的血性。不然，他们就不会有后面的相见。

那天夜里，电话也吵醒他的妻子。妻子知道他起来到阳台上打电话。他回来时她问谁的电话，他告诉她是一个同事的恶作剧。他知道妻子是不信的，但她不会追问，也不会为这事生气。至于她究竟怎么想的，他清楚自己永远也不会知道。这就是她。

第二天下班前，妻子打电话给他，说出去吃饭吧，她很累，一天看了十多名病人，回家不想再做饭。他知道妻子的这个请求和昨夜的电话有关。妻子先去学校接女儿，然后送她去了奶奶家。她只想他们俩人在一起。

他们在水上渔港吃的饭。在三楼临窗的位置，下面是湖，湖水在月光中波动。和往常一样，妻坐在他的对面，话不多，多时只是微笑，说话也是寻常的聊天，但给他温暖。正因为妻的沉静和友爱，他知道自己很幸福，只是有时觉得自己的内心深处有种力量怂恿着他挣脱这种幸福。每次想她或与她联系时，那怂恿的力量尤为强烈，所以他以为那怂恿的力量也许源自于她的激发。

他真希望妻子追问昨晚的电话，尽管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但他还是希望她问。“其实你可以问问组织部的同学……”她停了一下，又说，“你要是不在意，就全当没有这回事。咱们现在挺好，我们应该知足。”

她说的是考核的事。一个月前，组织部到报社对他进行考核，准备提他到党刊集团当副总编辑。在报社的五个专职编委中，他是最小的，所以考核后的那几天，他成为报社的头号新闻。然而，一个月过去了，这事无声无息。

他笑笑，他不想说这事，就换了个话题。“电视台的子顺要到柴达木拍一部纪录片，他让我跟着去。”子顺是他的至交，听说他被考核而没有结果，正赶上纪录片《西部生命》开机，就提议他出去散散心。但这个时候离开是不是合适，他拿不准。

妻子用沉默表示同意。她叫过服务员，说来盒烟。服务员问要什么烟。她说小熊猫。而后，妻子笑着对他说：你抽支烟吧。

平时他不抽烟，但这时想抽。他再次感到妻子的温暖。

饭后，他们又去好莱坞影城看了场电影，回到家时已经是十点。洗了澡上床，两人都有做那事的欲望。他们做了，她很尽兴。她主动要换体位，她在上面充分放开自己，她从未有过的风情反倒让他一直冷静着，冷静中他莫名地厌恶起自己。

周日的晚上，他呆在办公室里等着文艺部把周一“文化”和“原创”两块版的大样送来。刚才他们打来电话，说因为调换文章，今天的大样要比平日晚送一小时。这时电话响了。他一看显示，是她的电话。他犹豫着，电话顽固地响着。他起身把门关上。平日里他很愿意这时接她的电话，除了值班人员，报社很静，他们可以轻松地说着话，甚至可以一半玩笑一半认真地调情。

他拿起电话，一想起那夜，他不知道怎样和她对话。他故意开着玩笑来遮掩尴尬：“晚上又是一个人留守？”

她嘿嘿地笑了，听声音好像没有发生那夜的事：“怎么一个人，还有一个小白脸呢。”

他说：“小心你的先生打你的屁股板。”

“以前给你打电话，总有一个女研究生接，说你不在。”

他明白她用恶作剧来发泄因那夜而对他的不满。“我的办公室电话，除非我接，没人会接。”

“有一个女的，声音嫩脆，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女生。我想她长得一定瘦小，因为瘦小才活泼，在你身边蹦来蹦去像只花蝴蝶。”

他想起来以前在电话中说过文艺部进来一名女研究生。他从她的调侃中听出她的在意。这样猜测后，他的心底涌出甜味。

他在她那边听到说话声，于是他问：“你屋里真有小白脸呀？”

她变得认真：“我在看电视。是电视里的声音。”

“孩子呢？”

“去保姆家找小姐姐去了。”接着她解释说保姆家有一个比她女儿大两岁的女孩儿。

他又问你看什么电视。她说只看两种电视，一种是赵本山的小品，另一种是血腥的暴力案件。

她说：“我讲一个段子？”

“赵本山的小品，不听。”

“不，是网上的，有颜色的。”

以前她在电话中讲过黄段子，不过段子的内容全忘了，但她讲他听而后同笑的一瞬间他们非常开心。

“皇上请了一个有名的医生，因为他的众多妃子都无精打采闷闷不乐。医生说，没关系，请皇上放心，保证一个星期后就让妃子个个眉开眼笑。七天以后，医生陪着皇上去看他的妃子们，发现她们果然个个神彩飞扬笑容满面。皇上感到非常惊奇，更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墙角还躺着一些气息奄奄的壮年男子。皇上问，这是些什么人？怎么会在这儿？名医答道：回皇上，这就是臣给妃子们用过的药渣。”

他也故意放肆起来。“那个御医真笨，怎么不让自己入药？”

她笑着说：“你在那儿就好了？”

他不敢接她的话。

她说：“我再给你讲一个。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看到一个孕妇。男孩说，男人的肚子怎么就不会大？女孩说：怎么不会？我爸爸的肚子就大了。男孩问：那你爸爸也会怀孕？女孩说：不，是吹大的。有天晚上我看见我妈握着我爸的小鸡鸡往他肚子里吹气。”

他说太下流了太下流了。那边嘿嘿地笑，声音清纯而又无拘无束。他想中断通话，但却说你讲的笑话我怎么一点儿也记不住，过后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她说：你当然记不得我给你讲的笑话，因为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给你讲笑话，就像你无法相信我的幸福与你有关一样。你不觉得有些话越严肃地说，就越像个笑话吗？

他知道，再说下去，她会更加尖刻，于是说：“不说了，我得干活——”

“你说什么？你得干正经事了？”

他听出她的不满，忙掩饰：“有人敲门，来送大样。”

她把电话挂断。他有点心烦意乱。过了一会儿，他把电话打过去，但她不接，直到电话转为忙音。

他拨通子顺的手机。他说只要一周内能够回来，他想出去。子顺说这个时候你应该选择离开，这利于调整心态。超然一点儿，将来成与不成你会真的觉得无所谓。

他参与了纪录片《西部生命》的前期策划。片子要追溯柴达木消逝和诞生的生命。柴达木的南八仙地区是典型的雅丹地貌。据说1955年前，在那茫茫寂静的荒丘戈壁中有八名女地质队员失踪了。南八仙由此得名。他们想通过片子追问这八名女地质队员是谁？她们究竟在哪里？如果她们殉难，那她们的尸骨在哪儿？她们的亲人找过她们吗？她们的亲人在哪儿？在柴达木的老茫崖，有一座石油医院，1956年在这简陋的医院生产了柴达木的第一个婴儿。这之前，在柴达木是不许生孩子的，由于气候恶劣和营养不良，女人生孩子特别危险。据说生孩子的是一位石油女诗人，现在住在西安。他们想寻找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

坐在飞机上，子顺才告诉他一周之内回不来。他一听急了，那怎么行，总编只给我一周的假。其实他怕组织部那边有什么动静，找他找不到那可要耽误大事。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很看重这次提职。

子顺笑着告诉他，肯定让你一周内回家。他已经安排好了，先在盆地里看看，拍些空镜头，把他送走后子顺再去采访知情人。

他们从敦煌下了飞机后，青海石油管理局电视台的车拉着他们过当金山进了盆地。一路上，他飘忽着，情绪兴奋不起来，精力也无法集中。考核的事倒淡忘了许多，可对她的思念之情却萦回于心中。他不时地冒出一个念头：这一道如果和她同行，那才是浪漫。

去尕斯湖的路上，他特别想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在盆地的空廓中他不时地想着一个人。车在沼泽地上沿着车辙摇晃着慢行，最后还是陷车了。这里手机没有信号，需要人原道走回，到有路的地方拦车救援，来回要几个小时。求救的人走了，子顺扛着摄像机拍着草丛中跳动的小生命消磨时光。

他一个人朝湖的方向走去。茫茫戈壁，太阳当空，他感觉空气在燃烧。子顺喊他别去，到处是溶洞，掉下去就少了一个副总编。他没听他的。他固执地认为，湖边一定有信号，那里只属于他，他要在只属于他的空间里给她打电话。

尕斯湖的水含盐百分之百，所以远处的湖边是白色。白色中有一个高坡，在日光中若隐若现。他想像着站在那高坡上向湖的深处眺望，然后他把看到的一切告诉她。他想她会说，我此时最想有一双翅膀，飞过去。于是他又想像着他和她站在湖边尽情地喊。喊什么？本能地想喊什么就喊什么，或者想哭就哭，想笑就敞开心扉地狂笑。

脚下没有人迹。他真的有点儿害怕，溶洞就在脚下的某处，踩下去，他瞬间就会从地面消失。然而这种害怕并没有阻止他，他反而更加冲动。一会儿他要把这种感觉讲给她听。他跳着选择沼泽地上的青草，他自认为踩在那上面会很安全。他回过头，身后的白色的丰田越野吉普已经变成远处的一个白点。这时，他真感到这个世界只有他和她，她虽然只是想像中的影子，但这时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他更加兴奋。

他登上那个高坡。高坡是湖边的一个山丘。山丘上的土是硬壳，那是被盐水浸泡过而凝结成的壳。山丘下，是一片白色，他突然明白那是盐。再往远看，是漫无边际的湖水，而湖水却是深蓝色的，看上去有些阴森恐怖。他没有移开目光，一会儿，湖水变得柔和，在阳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一种浪漫情绪紧紧裹着他。

他掏出手机。没有信号。他不相信，拨打她的号码。手机没有任何反应，但他仍然把手机贴在耳上，生怕她接了他没听见。他等她的声音，脚在山丘顶上焦躁地移动着，像头困兽。

他把不中用的手机扔在地上，自己也坐下。他坐下时朝着她的方向。他感觉她此时正站在她家的阳台上，也朝着这边张望，等着他的呼唤。那一瞬间，他和她就像荧屏上分割成的两个画面，尽管同现于一个荧屏，却在两个空间，而这两个空间却是隔绝的。

他无奈。

他看看手上的泥巴，那是陷车时推车被粘上的。他冲下山丘，跑向水边。水边白色的泥土很软，站不住，他只好趴下，上半身俯向低处的水面，将手伸到水中。水慢慢浸过小臂。

他又回到山丘顶上。眺望着远处湖面，他想喊，喊出埋在心底的许许多多。可是他发不出声音。那心底的许许多多就在喉间，可是发不出声来。声音突不破那无形的障碍。

那要喊出的声音就在心中，要喊什么十分清楚，那是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后面是“我要啊——”，他清楚那三个字喊出来一定撕肝裂肺。

他在心里一遍一遍喊着，就是发不出声音。他感到绝望的悲凉。

他回到现实，意识到自己离开会让子顺着急。这样想后，他自己也着急起来。他急着离开了山丘，离开了湖边。

到家后，妻子说什么消息也没有。夜里他悄悄起来，在黑暗中打开电脑。他特想知道这些天有没有她的邮件。有她的邮件，但打开是乱码，而且是繁体。他在乱七八糟的字中猜出了大概意思：8月27日，天上会有两个月亮，而且这是272年一遇的奇迹。

霎时，他觉得这是一个人在疯狂状态写下的。特别那乱码，像是心烦意乱时的肆意而为。他有种不祥的预感。邮件显示的时间是：2006年8月26日1：48：32。他看看墙上的电子钟，已经是凌晨二点。也就是说，此时她也在网上，她刚刚发来邮件。这时，他听到厅里有动静。是妻子起来喝水。他慌忙关掉电脑。妻子又进了女儿的房间。他来到窗前，看着天上的月牙儿。只有一道弯月。妻子站到门口。

“喝片安定吧。”她说。

这段时间他常常失眠，半夜醒来坐在书房里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每次她都起来，劝他喝片安眠药。他坚持不喝，怕把脑子喝坏。她总是说偶尔喝一片没有关系。

他说我一会儿再睡。妻子回到卧室。他拉开纱窗，把头伸到外面。窗外的西南，正是她在的方向。而他的视线被高高的楼群挡住。对面楼的窗子都暗着，而透过那暗的楼，他能看到千里万里之外的远方，她的窗孤独地亮着。

她对他绝望了。他猜想。他也看不起自己。他知道快乐的生活在哪儿，但他从没有想去得到那种快乐，只是偶尔地通过她把对这种快乐的愿望唤醒，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行动。他想到尕斯湖。他想再次站到那个山丘顶上，他要大声地喊，将心底的许许多多喊出来，喊得死去活来。他多么想在呐喊声中死去，然后再生，那时他将是另外一个自己。

这一夜，他再也没有睡着。他为她担忧。心乱了的她，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出的，她绝不是靠空想充饥的女子。

上班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详细看她的邮件。奇怪的是，显示在办公室电脑里的邮件清清楚楚，乱码不见了。邮件是这样的：

2006年8月27号，天空上有二个月亮。

8月26日刚好是星期六，那天大家可以到高一点的地方等到凌晨看月亮。

272年后才会再出现一次，机会难得。

请记下这一天并且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

从八月份开始，火星将会在晚上呈现出最明亮的时候。

从肉眼来看，它会像月亮那么大。

在2006年8月27日凌晨00：30一定要观看哦，那时天空会看上去有两个月亮。

相同的景观再出现将会在2278年。一定要转发给你的朋友，因为一旦错过这次，我们没有机会再次见到这样的景观了。

他断定，这是转发来的。他顿时轻松了。

他到总编那儿去销假。总编说我正要找你，清河地区的农民画正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你安排个人去写篇东西。他想了想，说我自己去吧。总编说那太好了，你就为报社做最后一次贡献吧。他说怎么可能。总编说你们这批下周就上常委会。他把在敦煌买的一本反映敦煌历史遗迹的画册放到总编的办公桌上，算是带给总编的礼品。

从总编的办公室出来，他没有回自己的屋，而是来到大街上，叫了一辆出租。他要去郊外让自己清静一下。他自己也感到奇怪，总编说的下周上常委会的事，他似乎一点儿没有动心，好像那是别人的事。而现在他最关心的是她，或者是他和她。在总编的办公室他就有了一个想法，这次约她出来，他特别想见她，见她是他现在唯一的欲望，别的都不重要。为了别的，对自己的这个本能欲望躲躲闪闪，那他对自己就彻底绝望了。

清河地区有著名的清河谷，这两年那里的漂流很火。那夜，她就是在清河给他打的电话。一想到那夜那电话，他就有种冲动。

出租车把他送到森林公园。他穿过森林中的小道，爬到二顶子，眼前是他生活的城市的一角，在初秋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安然。他拨通她的电话。对方接了，但没有声音。从对方的沉默他判断是她接的电话。

他说：“后天上午我在清河等你，在漂流的售票口对着的地方。上午十点我准时到。”他没有去过，但他想像那里的售票口对着的地方应该是树林。

他又说：“我有个采访任务，到那儿见面我有借口。见面后我下午再去采访。”

然后，他沉默，她也沉默。她先把电话撂了，撂得轻而缓。

他相信她能去，但他又觉得她的沉默中隐含着什么。他后悔不该说后面的那句话。谋划使他们的见面变得委琐，使他们内心中让他们寝食不安的希望变得黯然无光。

他问自己：重返尕斯湖，他能喊出声吗？能像他想像的那样喊得死去活来？

清河峡谷呈U字形。游人乘车到峡谷下端的山口，然后换乘当地的专用车到峡谷的上端山口，从那里坐皮筏子，顺着峡谷漂流而下。峡谷两侧的山形先柔和，后陡峭，到U形的转弯处，两侧的山立陡，水宽仅有五米。峡谷全长十九公里，漂流时间三小时十五分。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杂木林，与绿水相互掩映。他开车来到峡谷下端的山口，把车存在停车场。按报社规定，编委出行可以从行政处要车，但他没有。他从报社印刷厂借了一辆挂私家车牌子的本田吉普。因为要与她约会，他在细节上的考虑不能不周到。

他把随身带的物品和漂流后要换的衣服装在一个旅行包里，存到物品存放处。他想漂流后他们再到附近逗留两三点钟。存放物品后，他站在门外，在来往的人群中寻找她的影子。

电话中约定见面的地点是售票口的对面，而售票口是在峡谷上端山口，也就是峡谷的进入口。尽管如此约定，他还是希望能在这里见到她。那样，他们可以不去漂流，而到附近的山林中。他和她都清楚，他们要的是见面而非漂流。

没见她的影子，于是他上了一辆大巴，沿着盘山道上山又下山，来到峡谷的另一端的山口。售票处的四周站满了人，都是买了票等候漂流的。他们手里拿着塑料盒和水枪之类的东西，准备下水时打水仗。他有些着急，怕她不来。他对漂流和水仗没有兴趣，他只想见她。正如他想像的那样，售票处的对面是树林，是红松林。他钻过相互碰撞的人群，来到林边。松林的安静处，她打着伞站在那里。她不像他，在焦急地寻找，而是低头看着地上的一处，想着心思。

她短短的头发，像不久前剃度过。她胖了，皮肤保养得也好。他走到林边时她也看见了他。他们都笑笑。他说我怕你不来。她说好不容易抓到一根稻草怎么能不来。他问你的东西存在下边了？她说我什么也没带。他不信。她说真的。

他说一会儿漂流，衣服要湿透的。

她说：“我来时在车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去参加婚礼，好像是在农村。从家出来时就晚了，于是我就选择走近道。近道是田埂。可是我一脚迈上去，却踩到浮萍上，身子一下子落入水中。我挣扎着，渴望有双手伸过来，直到水没过头顶，我仍然没有抓到那双手……”

他说那就不去漂流，找地方坐着。

她说：“不，我要漂流。”

他说那我去买件雨衣。

她说：“不。”

她穿着一件蛋清色半袖衫，没有系扣，里边是黑色的吊带背心。她下身穿着方格裙子，下摆很大，脚上是皮鞋。

她问：“你干嘛这样看？”

他说你这样不是出来玩的。

她说：“我不是出来玩的，我是离家出走。”

她说话时的情态虽然安静，但他还是感到压抑。

她强调说：“我真是离家出走。”

他走近前，接过她的伞，他抱住她，抱得很轻。

她喃喃说：“你要说的话，我已经听见了。”

那边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他把伞扬到身后，正好挡住他人的视线。他觉得她贴紧的身体轻轻疏离。他用力，不愿她从他的身体中分离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