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汉　柳　林

1932年秋，中央苏区红军正值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宁都会议”上再遭罢官(调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的毛泽东，因身体不适，住进了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

在傅连璋院长的精心的治疗下，加之心情渐渐开朗，毛泽东逐步恢复了健康。就在此际，毛泽东结识了同为病友的罗明。罗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由于腰部受伤，也在福音医院住院治疗。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是投机。罗明把当时福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自主力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国民党19路军跟着进军闽西，已先后占据龙岩全县；广东军阀陈济棠部也同时向上杭等地进犯，而苏区内没有主力红军，眼下只有地方武装，总兵力不过三五千人，根本无法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19路军作战……毛泽东了解情况后，果断地建议罗明，立即在闽西、闽南开展游击战争，并深入浅出地讲了许多战略战术思想，使得罗明茅塞顿开，大受教益。

历史有时会开玩笑。几个月后，一场席卷中央苏区的所谓路线斗争一一反罗明路线，竟让这次“结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高举“进攻路线”的左倾中央陆续进入苏区。坚持按毛泽东游击战术指挥的罗明阴差阳错撞到“枪口”上

罗明从福音医院出院后，立即召开会议，对毛泽东的指示和建议进行了传达，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郭滴人、谭震林、刘晓等，大家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罗明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上杭一带前方领导游击战争。罗明到了前方，即按照毛泽东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并在政策上因地制宜更趋灵活性，这些做法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转眼是1933年1月，正当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处于关键时刻，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首脑机关“斗争的布尔什维克”们，离开难以立足的上海，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博古、洛甫等在前往瑞金的途中经过上杭百砂，正在上杭的罗明听说中央领导同志要来，精心安排了食宿和保卫，然后兴冲冲地前来迎接博古。这位年轻的中央最高首长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开口便问罗明：“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

罗明是个直爽人，随即答道：“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

“毛泽东的指示?”博古一愣，脸上顿时不快。接着问：“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

“我还没听到传达。”罗明答道。

博古更不高兴了：“那么你对当前的斗争有什么意见?”

罗明说：“我认为，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政府和军委会去年4月14日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个条件，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未等罗明说完，博古不耐烦的打断了：“算了算了，不说了，吃饭吧。”

中央领导是这个态度。罗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博古等人走后，罗明对照中央领导的指示进行了检讨，仍觉得工作中没什么错误。几天后，罗明即接到临时中央的指示，指示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创造百万铁的红军”任务只能加不能减，要在杭、永、岩前线顶住敌人进攻，还要求边区财政要和苏区完全“统一”等等。罗明只得执行，遂把各县的独立团、各区的独立连、乡独立排都送到了正规部队，这一来地方武装走了，敌人乘机大举进攻，结果使苏区遭受很大损失。罗明不得不又改变策略，仍按毛泽东的一套办法，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为此，他召集了上杭县委方方、伍洪祥等一起开会，研究总结了数月来游击战的经验和当前斗争形势与任务，认为边区对敌斗争，必须按毛泽东的游击战打法，不能照搬苏区根据地的做法。

當夜，罗明赶写了一份《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报告如实说：

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因此开会、集中武装等等都很难动员……有些群众说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

罗明在报告中还尖锐地写道：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到其它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罗明的报告写得痛快淋漓，一针见血，得到了省委领导人张鼎丞、谭震林、郭滴人、刘晓、李明光、李坚真等人的支持，却惹恼了博古等人。更让博古刺眼的是罗明竟然说“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虽然后面也开列了“项英主席……”等等。

博古发怒了!

他对洛甫(张闻天)说：“我一到苏区，就看这个罗明不对头，他眼睛里根本没有中央，又是毛的指示，又是游击战争，连工作方法也是毛的那一套，成立什么前敌委员会，如今竟然把毛泽东捧为领袖。省委一级是这种状态，我们在瑞金还能立足吗?”

两人一番商量部署，决定不直接涉及毛泽东，先把罗明抓住不放。当即派出中央特派员，到福建省委检查工作。

特派员拿着博古的令箭到省委后，不做调查研究，便按中央精神定调子，认定省委代表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给罗明扣上了一长串帽子。与此同时，一手导演反“罗明路线”的博古，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发出了一个《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决定》在认定了在省委内部“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后，一口气作了7条决定——

“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

“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一场反“罗明路线”斗争就此拉开序幕。

2月24日，撤销罗明职务后组成的中共福建省委做出响应中央局决定的决议，斥责刘晓(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为代表的“对罗明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

2月26日，博古在大会上亲自作《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报告，在全面阐述了“左”型冒险主义的路线方针后，就“罗明路线”的“实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号召全党投入“反罗明路线”的“伟大斗争”中去。

由博古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一手导演的反“罗明路线”的旋风，从1933年2月刮起，3月刮向江西，到当年9月再掀高潮，直到主力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准备转移仍未消停，前后经历达一年多之久。这场所谓“路线斗争”的结果，使福建、江西两省的干部群众人人心惊，个个肉跳，造成一片恐怖。自此，再也没有敢说真话的人，人们是敢怒不敢言，甚至是连怒都不敢。大批久经锻炼，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对党怀着坚定信念的好同志、好干部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闽粤赣省，除罗明等被撤职外，省委常委、军区司令员谭震林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省委常委郭滴人被撤职后强迫去修工事，团省委书记陈荣、省财政部长邓子恢、省军事部长游瑞轩、土地部长范乐春、省军区的杨海如、霍步青、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上杭县委书记方方等都被打成“罗明路线干将”而被撤销职务。一时间，“罗明路线”帽子满天飞，想飞谁头上就飞谁，造成了党群之间，上下之间，干群之间的严重隔阂，造成了党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

在江西，据当时的中央局理论刊物《斗争》文载：江西省在1934年4月到6月，全省绝大多数县的县委书记，都因“罗明路线”而撤了职。另据江西省委报告，自全省工作总结会议开展“反罗明路线”和中央局指示改选区委、支部以来，大批干部被清洗。仅广昌县在1933年5月至8月三个月内，就清洗了县苏、区苏主席、区委书记等主要干部17人，谢维俊所在的江西2分区清洗干部达50多人。

邓、毛、谢、古自不待言，早早就作了“组织处理”，均被撤职，调到基层，有的任巡视员，有的到突击队工作。在中央的单位也因此而进行了清洗，如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等，军队的郭天民、梁锡古等。

此时，江西苏区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时刻，一场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的运动，清洗了大批优秀的干部，这等于让南京的国民政府平添了千军万马，红军败离江西，苏区丢失，这难道不是必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