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胡适祖籍安徽绩溪，1891年出生于上海，1909年考取第二批庚款留学生，1910年远赴美国留学。这期间，他遇到两次大选，政治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是时刻关注大选并分析其变化，这对胡适的一生影响极大。

1916年，胡适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投稿，提出“文学革命”等问题，引发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胡适学成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影响下，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访问，同行的还有杜威的学生、北京大学教务长蒋梦麟先生。当时他们对北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两天后才通过报纸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这篇文章由胡适起草。胡适说，五四运动之前，他们只是想通过杜威的访问，在思想上提倡科学精神，在教育上输入新鲜理论，“不料事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对于这个运动，胡适认为至少有五大成效：一是加强了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二是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三是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四是培养了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效应。

与此同时，胡适也对五四运动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以罢课为武器进行斗争，对敌人毫无损害，对学生却有三大危害：第一，在学生运动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第二，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第三，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养成盲目从众的行为模式。

尽管如此，胡适仍然对学生运动予以充分肯定。文章强调，五四运动“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正因为如此，他对办教育的人提出如下忠告：“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着有益的路上去……”

作为学生的师长，胡适和蒋梦麟还告诉大家：学生运动不是常态社会的行为模式，而是变态社会的必然产物。所谓常态社会，是一个比较清明、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会。如果成年人不能尽责尽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败，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于是，本来应该安心读书的学生只好放下书本，走出校园，冒着生命危险去游行请愿，从而酿成大规模学生运动。因此他们在文章中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一个最正确的公式

五四运动以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先后出国留学。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又投入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1928年5月4日，正当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洋政府即将垮台的时候，胡适应邀去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说。胡适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再加上台下的大学生在五四运动时年龄尚小，因此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背景和经过，然后再分析它的影响和意义。胡适认为，五四运动除直接导致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最终解决了“山东问题”外，其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过去的学生只顾读书，不管闲事。五四运动使他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第二，为了参加运动，学生都组织了自己的社团，并创办了各自的出版物。这对新文学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三，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关心政治，读书看报，许多学校都创办了平民学堂，使平民教育得到很大进步。

第四，中国劳工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并与学生运动遥相呼应。

第五，妇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形成了妇女解放的洪流。

第六，各个政党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為自己的骨干。为了给他们开辟言论阵地，报纸副刊也由过去的“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改变为“谈论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了。

在此基础上，胡适再次强调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的产物。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这个观点总结成一个历史公式，并且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为了证明这个历史公式，胡适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得出如下结论：“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种民意机构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他们的兴趣，就可以是体育比赛、跳舞看戏、谈情说爱了。”胡适认为，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证明上述公式正确无误。为个人主义正名

1935年是五四运动16周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纪念五四》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仍然像往常一样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并披露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蔡元培有直接关系。

胡适在文章中说，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后来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最初也是以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为主，并且有意不谈政治，从而把思想革命限制在学术文化领域。但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北京各学校放假3天，庆祝协约国的伟大胜利。整个北京就像陈独秀所说：“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

由于蔡元培当时是主张中国参战的，因此当胜利来到的时候，他的“兴致最高”。于是他约请教授们在天安门组织了演讲大会，“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这样一来，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大体上梳理清楚了。

当时，正是日寇向华北步步紧逼，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形势，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胡适在文章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所以当他看到张奚若在《大公报》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后，“很受感动”。

张奚若早年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文的标题是《国民人格之培养》。当时是不能直接谈论抗日问题的，因此张先生只能从培养国民人格的角度人手，剖析问题的要害之所在。

张奚若在文章中指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由于当时的领导人只知道民主政治的形式，并不了解其精髓，所以他们只是抄袭模仿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皮毛而已。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大家才渐渐认识到欧美民主政治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个人的解放。

紧接着，张奚若从专业的角度指出，个人主义政治哲学的精髓有三点：第一，承认政治是非的最终判断者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或政府；第二，承认个人有批评政府的权力；第三，承认个人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强调，当一个人拥有这些权力之后，“他才能觉得他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他才能感觉他做人的尊严和价值，他才能真爱护他的国家。”

在此基础上，张奚若进一步指出，尽管个人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和流弊，但由于“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而个人主义恰恰可以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所以只要不是有意与人民为敌的政体，就应该尊重个人主义。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却不懂这个道理，总是想统一思想，铲除反动，从而白白“丧失了许多有志气有能力的好国民真人格”，这实在是很痛心的事。

在张奚若影响下，胡适又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他说：“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五四运动的永久的历史意义

1947年五四运动28周年之际，胡适为《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撰写了纪念五四的文章。此前，每当论及五四运动，胡适都要提到孙中山的一段议论，这篇文章也不例外。

这段议论是孙中山在1920年1月写给海外同志，的信中提到的。当时距五四运动虽然只有8个月，但是在涉及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时，却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莲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界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注：接触、触怒的意思)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界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日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胡适指出：“孙中山先生的评判是很正确很公允的。五四运动在两个月之中，轰动了全国的青年，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数青年感觉用文字来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不是极少数古文家专利的事，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的永久的历史意义。”

“所谓胡适的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

1948年12月17日，既是北京大学成立50周年校庆，又是胡适57周岁生日。然而，这时的文化古都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12月15日，胡适以极其沉重的心情写完《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后，乘坐蒋介石派来的“抢救著名学者”的飞机离开北平，但是他的二儿子胡思杜却留了下来。两天后，胡适在南京参加北大校友会举行的纪念活动。在会上讲话时，胡适痛哭失声，认为自己是个逃兵，对不起北大师生。

1949年4月，胡适再度赴美，精神异常苦闷。据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表示胡适可以回来，给他个北京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但是胡适没有反应。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胡适写下《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揭露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阴谋。这时，胡思杜正在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政治部学习。为融入新社会，他在递交《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这一思想汇报后，才得以毕业，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工作。不久，这份思想汇报在香港《大公报》公开发表，胡思杜在文章中斥责胡适是“反动分子”、“人民公敌”，并声明要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1951年，《中国青年》转载这篇文章，从而掀起对胡适的第一轮批判。

1954年，中国大陆以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发端，开展对“胡适反动思想”的全面批判。胡适对一个朋友说：“这不过是借我的一个学生做‘清算胡适的工具罢了。”他还说：“所谓胡适的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

1958年，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他对医生说：“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在上半世里把下半世的事情都做好了，把下半世的精力都透支了。”

1962年，中央研究院在台湾举行院士会议，胡适因为自己的学生、著名美籍物理学家吴健雄等人的到来十分高兴。吴健雄的丈夫袁家骝是袁世凯的孙子，也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当时他俩都被中央研究院聘为院士，在场的还有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因此胡适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卻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没想到话音刚落，胡适因心脏病突发而倒地身亡。

胡适去世后，蒋介石写下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并亲自参加吊唁，颁布褒扬令，对胡适的一生给予很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