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清

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安徽合肥西乡(今肥西县)人，他是晚清的一名杰出将领，台湾首任巡抚。他出身寒微，也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然而在戎马倥偬之中他却热衷于诗歌书画创作并且表现不俗；他身经百战、渴望成功然而又淡泊处世，在声名显赫之时多次寻求退隐，安享山水林泉之乐。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和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诗酒任疏狂”

刘铭传所受的教育是很有限的，不仅时间短，而且所学内容也很粗浅。并且，他的学业成绩也很平平。然而，后来他却迸发出一种罕见的学习热情，如痴如醉地阅读中国的文化典籍，尤其是对于传统的诗词，有着一种近乎痴迷的喜爱。终于，经过刻苦的学习和生活的磨练，他的诗文达到了一个令人惊羡的境界。写诗成为他生命里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他抒发怀抱、表情达意的重要形式。“一月未作诗，闲情无所托”，“秋来无别趣，诗兴觉纵横”，这是他性情的鲜活写照。

酒也是刘铭传生活的一部分。中国是一个酒文化异常发达的国度，从平民百姓到达官显贵都与酒有着疏密不同的联系。婚丧嫁娶、荣迁庆典，没有酒那是衬托不出气氛的。武将爱酒，文人也爱酒，像刘铭传这样文武兼备的人对酒可以说有着一种天然的爱好。刘铭传嗜爱饮酒那是出了名的，并且，刘氏的饮酒与他的交游、作诗和风餐露宿的战斗生活共同构成他交相辉映的生命图景，是刘氏内心激荡的豪情的外在表现。“军中消闲事，只有诗棋酒”；“莫如归去好，诗酒任疏狂”；“论交痛饮樽中酒，忧世长谈海外天”。这里，饮酒和赋诗不仅仅是为了寄托闲情和消磨时光，还隐藏着诗人对友谊的珍视和对时势的关注，寄寓着作者更幽远的关怀。

在刘氏的精神世界里，隐逸着一种英雄情结，这在他的诗文、楹联里多有所体现。他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撰写的楹联，气势恢弘，涌动着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光绪十五年(1889年)，刘铭传领导台湾军民修建了一条从基隆到台北的铁路，该铁路要从狮球岭穿过，为此，在岭下开凿了隧道。隧道贯通之后，刘铭传兴奋地手书“旷宇天开”四个大字刻悬于隧道口上，并书写楹联一副刻悬于两边，曰：

十五年生面独开，羽毂飙轮，从此康庄通海屿；

三百丈岩腰新辟，云梯石栈，居然人力胜天工。

刘氏此时的逸兴横飞之状一览无余。

与这种豁达慷慨的情怀相对应的，在刘铭传的精神世界里，还沉潜着一种悲壮的情愫，一种在现世人生中难以企及的悲悯。他怀念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尤其是那些特立独行、孤忠式的英雄，刘氏与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他是他们穿越时空的知音。郑成功就是刘铭传心仪的英雄之一。清军入关以后，郑成功拒绝其父要他叛明降清的招降，毅然在海上誓师抗清，后来，他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收复了台湾，成为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南明永历帝曾封郑氏为“延平郡王”，郑死后，在台湾建有延平郡王祠。刘铭传抚台期间，重修此祠并撰楹联以祭之：

赐国姓，家破君亡，永矢孤忠，创基业在山穷水尽；

复父书，词严义正，千秋大节，享俎豆于舜日尧天。

这其实是刘氏真情的自然流露。遥想当年，山河破碎，君死臣昏，郑成功不顾父亲的劝降，大义凛然地举起抗清的大旗，独守孤悬海外的台岛，这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数百年后，仍可感受到当年氤氲在郑氏心头的悲愤与孤独。这种心境与刘铭传抚台时的情境有着些许的暗合之处。刘氏掌管台政期间，也是国势衰微，四海皆秋气，他任劳任怨，创榛辟莽，为兴建台岛、整饬海防而殚精竭虑。然而，他的辛劳不但没能得到多少信任和支持，反而需要时时提防那些来自朝廷的猜忌和中伤，这是刘氏心绪幽暗的症结所在。由己及人，他将郑成功幻化作他仰慕的英雄和偶像。以此观之，这副延平郡王祠联实是刘氏心境和理想人格的外化。

“解甲归田乐”

如果认为刘氏性情中只有豪放、悲壮的一面，那就错了。在刘氏的内心深处，还流淌着婉约、诙谐的一面。刘氏早年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渴望读书，想把自己变成有文化的人，他不愿别人以“武夫”视之。他闲时喜欢戴着头巾，挥着羽扇，俨然一副儒生模样。在他的自我影像中，他是将他自己作为文化人来塑造的。他喜爱收藏和把玩一些古物和精巧物品，书法写得也不错。刘铭传曾手书一条幅：“争睹景星庆云为快；乐居廉泉让水之间。”至今墨迹犹存，可见刘氏的性情和笔力。他还能够圈圈点点地画几幅画。刘铭传小时生了一场天花病，所幸在其父母的精心呵护下保住了一条小命，但脸上从此留下了许多斑斑点点，又因为刘铭传排行老六，所以乡里人和刘家兄长称刘铭传为“六麻子”或“么麻子”(此事在刘氏故乡安徽合肥一带流传甚广。时至今日，合肥乡间的人们谈到刘铭传时仍称他为“刘老麻子”或“刘六麻子”)，刘铭传对此并不忌讳，甚至还有点津津乐道。他曾画了一幅梅花，刘氏自题诗日：“圈圈点点又叉叉，倾刻开成一树花，若问此花何人画，大潜山下刘六麻。”这些都是刘铭传作为普通人的纯真、朴实的一面。

与这种恬静闲适的心态相联的，是刘铭传有着一种对山水田园生活的向往和眷恋。刘铭传回故乡后，在合肥西乡大潜山下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庄园，当地人称为“刘老圩子”。这是一处富丽堂皇、精巧别致的私家园林，简直可以说是一幅立体的山水画和一个放大了的盆景。它融江南园林的秀气和北方园林的雄奇特色于一体，又别有创新，营建出一处绝佳的园林胜景。它是园主人身份、心境、审美情趣、艺术修养和处世理念的集中体现。它是合肥西乡一带众多私家园林中颇具特色和代表性的一座，堪称清末皖中地区园林建筑的标本。

中国的园林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它是在天然环境的基础上，通过人工造景，构筑起一层层立体的空间，寄托了人们一种现世的理想和情操。因此，它非常讲究意境和情趣的营造。刘氏的这座庄园，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可称得上是一处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亭台楼阁间留下刘铭传许多精妙的题词，他曾为故居的一处房屋题联曰：

解甲归田乐；

清时旧垒闲。

这正与刘氏的心性相宜。刘铭传一生中有很多时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心情中度过的。

家居久了，刘氏也很向往外面世界的繁华，于是故乡安徽的芜湖、巢湖、六安和东南一带的杭州、扬州、镇江、苏州、南京等地都留下了刘铭传游览观光的足迹。刘铭传每到一地，览名胜、访故友，其乐融融。这些地方，少不了也留下刘氏含义隽永的诗篇和楹联。例如，刘铭传在南京逗留期间，应当时名士胡煦斋的邀请，游览了胡氏私人园林“愚园”，并应园主人所请，为其清远堂撰书一联，曰：

地近杏花村，栏槛留春，潇洒林泉新画稿：

我来梅子雨，琴樽消夏，清凉世界小神仙。刘氏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意趣可于此联中见之。

“功成翻悔入山迟”

乙未年冬(1896年1月)，刘铭传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作了一首七言绝句：“历尽艰危报主知，功成翻悔人山迟；平生一觉封侯梦，已到黄粱饭熟时。”对其一生作了总结，道出了他对人生的最后感悟，表达了他对没能及早回归隐居山林的悔恨。综观刘氏一生，可见他有着很浓郁的退隐、遁世的情结。刘铭传年少时志存高远，怀有赐爵赠谥的梦想，“同济乱世艰，共入凌烟阁”；“既怀匡世策，莫负少年时”，这些都是他胸怀远大的表露。这些无疑都是积极进取的，由此，他才有登坛拜将的荣耀。但是，在刘氏诗文和他一生的行止中，更多的给人的印象则是退隐的、出世的。“中兴将帅堪平寇，我待功成定早还”；“解甲还乡去，入山种翠薇”；“任怨任劳无别望，澄清时节好归田”。可见，“归田”的念头是很早就有的了，且是长久萦绕于心的。“综其生平，自始战江苏，讫台湾，凡五进，而辞退乃十有八焉，乞退之疏存者，乃十有四。按其岁月，皆处恩纶稠叠之时，实为千古名将所未有”。那么一个官职、名誉、地位都蒸蒸日上的显赫官僚，在其事业辉煌灿烂之时，为何反而想着归去呢?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刘铭传胸怀远大，这是他性格中的一个层面，但他的性格中还有淡薄名利的层面，这在刘氏诗文里流露得很多，“君归我亦返，不愿觅封侯”；“武夫解甲告归田，也到西湖闲放鹤”。与这种“归田”、“放鹤”、不求闻达的情怀相对应的，是刘氏对官场应酬、名缰利锁的厌倦，“此身欲闲散，故与宦情违”；“行止不如愿，功名困此身”，所以作者总想着“闲散”、“入山”，这样“利锁名缰俱解脱”。刘铭传的性格中含有退隐的潜质。

刘铭传喜爱读书，观前人成败之迹，感念“繁华转眼空”；“关内曾更秦法律，眼前不见汉山河”；“高官足荣贵，身后何所有。李广若封侯，至今犹在否”。富贵浮名，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终究是不值得挂念的，再反推诸己，“奔劳日日忙，……依旧布衣裳”，深谓“还乡思隐退，……何须万户封”，这使得他在权势煊赫之时有了一种落寞之感，这是一种在繁华的表象下从心灵深处升腾起的凄凉情愫，所以还是归去好。

在刘铭传的性格中含有乞退的潜在因素的情况下，他的人生际遇中往往又会有一些事与这种因素契合，从而将这种因素“激活”起来，加速了他的人生选择。刘铭传由一个贫寒的农家子成为一名声名显赫的将军，其间经历的困苦和折磨可以想见，刘氏可谓饱尝了人情冷暖，“风尘劳苦无休息，憔悴形容羞自看”；“为嫌仕宦无肝胆，不惯逢迎受折磨”，折磨之外，还得承受人情冷漠之苦，“昔日江湖曾落魄，吹箫时节几人闻”，结果就是“折磨消壮志，憔悴剩微躯”，退隐之念顿生。

然而，刘铭传又不是绝对的“隐居派”，在其内心深处有着对尘世的眷念和建立功业的渴望与豪情：“百战澄清衣锦还，征途挥手泪潸潸”；“名儒与名将，报国总殷勤”。在其退隐期间，仍没有忘记读书。仍然关心时事，蒿目时艰，希望有所振作，正像他在一篇奏折中所说的那样：“窃臣以菲材渥承恩遇，自解兵柄养疴田园，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眥裂泣下，恨不能竭犬马以图报于万一也。”这又与他年少时的志向一致了。

就是这样，刘铭传很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徘徊于人世与出世之间，但出世的思想意识无疑是很浓厚的，潜隐于其内心深处。占据了他精神世界的很大一部分。

刘铭传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凭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和崇敬之情一心向学，弥补了早年教育的不足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他在文化上的成就和他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成就一样，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是他传奇人生的组成部分，都是值得称羡的。他不贪恋富贵权势、更不阿谀权贵，在功业如日中天之时激流勇退更使得他的人格熠熠生辉。

然而，也许是物极必反吧，他的过于淡泊，以至于一再地退却，给人以一种消沉的印象，甲午之战中更是屡召不出，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这其间的情形固然复杂，但他作为国家重臣，在民族危亡关头置身事外，总不能不令人为其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