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美国州与联邦政府介入和参与大麻管制之时，社会反对大麻的一致性已经确立。随着社会的文化机理与道德因素的变迁，公众对待大麻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逐步制造出一种“道德恐慌”。大麻逐渐由社会问题的边缘向中心靠拢，问题中心化的结果聚合为社会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确立不仅影响着大麻管制的起源，而且是政策强化与弱化的重要晴雨表。同时国家与社会都存有部分的“自我限制”，致使二者之间的互动并不完全同步或对等。但是，可以肯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无疑是政策调整的基点，而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则成为政策制订与实施的归宿。

关键词：美国；大麻管制；道德恐慌；社会一致性

中图分类号：C913.8;K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2-0129-10

20世纪初，美国州与联邦政府介入和参与大麻管制(注：国际学界相关研究的评述可以参见张勇安《美国大麻政策史研究：文献的整理与批评》，《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7－169页。)之时，社会反对大麻的一致性已经确立。这种“社会一致性”（social consensus）源于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建构。首先，大麻娱乐性使用与新教伦理的冲突导致了大麻“妖魔化”意象的形成与确立。同期，墨西哥移民吸食大麻的习惯为美国社会固有的排外主义情结和种族主义话语下大麻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借口；而另一股担心大麻成为新禁止的酒类饮品和麻醉品替代品的潜流与此相汇合，加上传媒的恶意宣传和煽动，逐渐形成了大麻、墨西哥人与犯罪“三位一体”的概念谱系，美国社会进入了“道德恐慌”（moral panic）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