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楠楠

摘要：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以来，中日关系总体上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但过程却迂回曲折。至此，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历史来研究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随着国际间交往的日益加深，在两国关系的处理上，这些因素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中日的文化差异来研究中日关系交往中的问题，并对中日关系健康良好发展给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文化；地缘文化；儒家思想；文化外交；集团主义

一、历史悠远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1．1孕育中国文化的地缘因素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的国家，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自古以来，中国统治者大多依托黄河，深居内陆，对外交往相对较少，这样一种半封闭的大陆大河环境，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

而黄河流域有利的农耕地理条件是中国地缘文化产生的主要根源。良好的农耕条件，致使统治者向来重农轻商，“民以食为天”成为统治者的执政政绩的唯一考核标准，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方式成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亘古不变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因此中国文化的一系列传统特征就由此派生出来。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远远超过了周边大陆国家，而对更远的海洋国家一直以来知之甚少，随着所谓的“九州”观、“天下”观逐渐膨胀，使得其以“天朝上国”自居。这种既然没有外敌压迫的紧迫感，又没有物质缺乏的困境感，那么中国人所具有的温和、平实、“兼爱、非攻”、求安定的性格也就不足为奇了。“安居乐业”，以及对和平的渴望自古就移植于农业民族的中国人身上。

1．2概说中国文化的特点

几千年的古老文明使得中国文化有着深厚底蕴，在这里，结合孕育中国文化的地缘因素，来概说一下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

第一，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道家、儒家、法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主张。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主张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揉舍各家学派的观点，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主，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兼容道家合理思想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与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德治政治文化相适应，和为贵、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政治思想，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的政治价值取向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要内容。

第二，和合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的本质概括。它指“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和而不同”“和为贵”、“和合”相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和原则。后来，“和合”人文精神发展为“和合”文化。“和合”人文精神是“和合文化”的核心。而“和合”文化思想，又集中体现在了中国儒家提倡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伦理思想中，更加系统地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等。

二、不失本性但又不断吸收创造的日本文化

2．1日本文化产生的地缘因素

与中国不同，海洋性地理环境是日本地缘文化产生的基本生态条件。对于日本而言，其地理特征较为单一：四面环海，因而其战略选择自然以开发海权为主。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便开始对其海军进行重点发展。尽管资源有限，但单一的地缘环境决定日本战略选择的单一性及由此而带来更高的战，略意志，使日本在发展海权方面远比中国更为专注。

梁启超先生曾言：“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累生焉。”日本作为典型的海洋国家，享有海运之便，由于这些地区的岛屿或半岛腹地都较狭窄，不似中国一样南北跨度数十纬，享有丰富多样的物质资源，便促成了人们朝海外开拓的野心。作为海洋民族来讲，长期靠海而生，面对海洋随时随地不可预知的异变，譬如台风、暴雨、暗礁、骇浪等等，都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海洋民族的生存毅力，于是征服海洋、征服自然的斗志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之中，形成了勇猛、开放、外向、尚勇好战的民族性格。同时也造就了日本民族对外扩张侵略的民族目标。

2．2日本文化特点

日本特殊的地缘环境也造就了日本特殊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集团主义是日本文化的集中体现。集团主义作为日本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日本人历来习惯以集团的原则行事，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日本集团主义重视协调，强调个人在处理与集体之间关系时，个人以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但相互协调只是集团内的协调，对集团外并不存在协调关系，所以实质是以集团形式表现的利己主义。

第二，吸收性和创新性是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日本东边是太平洋，北边是朝鲜海，南边则是南中国海。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正适合吸收外来文化，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欧美文化也直传日本。纵观日本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吸收性是日本地缘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同时，日本人又善于对外来文化进行创新，为己所用。

三、文化特性下的两国外交政策

3．1不同儒学思维下的中日矛盾

如前所述，中国地缘，经济和封建统治的特点，提供了儒家思想发展的温床，当然，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统一和安定团结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吸收性的日本文化特点，使得日本在结合本国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大胆吸收中国文化(主要是孔孟的儒家之学)。同时基于其创新性的特点。在儒学的一些基本思想上，却与中国的儒学又有差别。

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有着明确的是非标准和原则，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驾于一切道德之上的美德，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相比之下，日本人的道德意识中，是非原则要模糊得多。儒学传入日本后，其核心思想的排序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伦理道德，非常重视“仁”的思想；而日本儒学作为武士阶级的伦理观念，特别强调“忠”的精神。

如此可见，虽同出自儒家思想，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这些文化差异的特点典型表现在两国外交中就是：两国对侵略战争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国人认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彻头彻尾的非正义战争，日本必须就此作深刻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却认为它只是一项失败了的“事业”。日本传统文化下的道德观，使日本人不愿对那场侵略战争作真心忏悔，倒是试图尽快将其忘却。中国人却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丢掉是非原则，更不能忘记战争带给自己民族的深重灾难。因此，对日本政府批准出版篡改侵略历史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及日本政府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等否认侵略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也坚持坚决斗争、毫不妥协的原则。由此可见，多年来日本屡次出现政府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为侵略历史翻案，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国民“缺乏恒

定的是非标准”和“把名誉看得比正义、普行更为重要”的传统文化意识的影响。

总之，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旷日持久的交锋，是以本民族传统文化意识作背景，短时期内是不会偃旗息鼓的，中日之间的这种矛盾也不会立刻消失，这将是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的根本。因此，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明确的表明态度并承担自己的责任，共同努力确保中日关系的健康良好发展。

3．2“和而不同”与“集团主义”的外交政策

“和合文化”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和而不同”。封建时期，虽以“天朝上国”自居，但是与周边国家和平相处，遵从礼数，没有凌辱过任何小国。进入新世纪，中国政府仍然采取“和而不同”的外交政策。

日本的“和”文化虽也来源于中国的儒教文化，但与中国儒教文化主张的“和而不同”相区别，日本的“和”文化是建立在强调高度同质性的基础之上，是以牺牲多样性和首创精神为代价的。强调整体利益和整齐划一，是“和”文化的灵魂。其要旨就是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为家族、企业和国家的和谐和整体利益牺牲自身的个性和利益。否则，就会被视为令人讨厌的、肮脏的另类，为全体社会所不容。这就使得日本武士道精神具体表现为“忠”，对“仁”的考虑倒是其次了。

同时，日本的“和”文化有着两层含义，即对内对外。也就是强烈的等级观念和集团主义。在日本，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等级观念，集团主义色彩非常之重。同样，这种文化的底蕴必然也会在其外交政策中表现出来。外交方面，日本人通常把世界上的国家按实力排序，针对不同实力的国家采取不同态度。他们认为，弱者服从强者，强者支配弱者实属天经地义。纵观日本近代以来的外交史，在不同历史时期，日本总是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与当时实力最强者结盟，并对它们俯首帖耳。一战时期的。日英同盟”，二战时期的“日德同盟”，以及战后的“日美同盟”，就是日本人这种“强者支配弱者，弱者服从强者”意识在外交方面的最好体现。

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的集团主义在国家外交政策中的运用。即他总是热衷于“结盟”，和另一个团体合作以充实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又由于他还有一种对内的集团主义，又使得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日本有很强的“家国”意识，也可以说是日本主义，任何涉及到日本个人命运的外交事件，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整个日本深深卷入。也正是这一对内集团主义决定了日本难以与别国建立真正符合国际规则的契约关系，由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不可能变成日本人，而日本人又难以通过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就决定了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单纯的权力关系，即征服一反征服、侵略一反侵略、支配一反支配的关系，而且日本政府也是乐此不疲。具体的就是在世界的舞台上，日本从来就不曾放弃过追求政治大国的梦想，认为日本应成为主导全球事务的政治大国，日本应确立对世界的霸权。为此，日本政府试图积极加入常任理事国，以提高本国在世界中的政治地位，成为政治大国来支配其他国家。

四、文化差异与中日关系新发展

正如前所述，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是各方各面的。在新形势之下，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由中日文化差异引起的中日关系发展的问题，而且这种差异以后可能会越来越被放大，因此，为使两国关系以后朝着更加健康，更加互信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首先要改变一些自己的价值判断偏差，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通过对话，互访的交流方式，“求同存异”，共同把中日关系推向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