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言炉

摘要：人们普遍认为，投资是温州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本文分析了温州的投资与GDP的关系，发现其单位投资的产出在不断下降。文章认为，经济制度存在缺陷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从3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文章提出了解决措施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和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

关键词：温州制度改革投资效益

一、问题：温州的投资效益低下

不可否认，投资对温州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拉动作用。有人测算出：1985—2003年间。温州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6.02％。其中，资本投入对总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6.47％，劳动投入对总增长的贡献率只有6.41％，技术进步贡献率为37.13％。因此。推动温州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资本投入。

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指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各种生产设备，如机器和厂房。为简化分析。我们往往把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衡量资本的变量。而投资要发挥拉动经济的作用，是需要其他生产要素共同配合的。西方经济学把生产要素分为三类：劳动、土地和资本。劳动是劳动者所提供的服务，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土地是指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自然资源，如土地、水、矿藏和森林等。加上我们前面说的资本。就构成了传统的“生产三要素说”。后来。又增加了一种生产要素一企业家才能，即企业家对整个生产过程的组织与管理工作，“生产的三要素说”也就发展成为“生产的四要素说”。

其实。投资是一种整合资源的权力。单位投资的产出。是衡量一个社会交易成本高低的重要指标。单位投资的产出与单位实际资源的产出，并不存在一致的关系。为说明这个矛盾的现象，本文将1980年至2007年间温州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产生的GDP变化情况，做成图一：将温州地区的工业企业的年均产值(元)、劳动力(人)和耕地面积变化量(公顷)以及温州的实际GDP这四者的对数值的变化情况，做成图二。

需要说明的是：1.所有数据都来源于温州各年的统计年鉴和温州市统计局网站：2.耕地面积变化量是用上一年的耕地面积减下一年的耕地面积：3.劳动人口是结合多个年份的数据后，将温州历年总人口乘以0.45；4.将工业企业单位产值近似为企业家才能投入，存在指标不全面的缺陷：5.这里没有考虑技术的影响，没有加入能耗的对数变化曲线。

从图一中我们可以看出，1980—2007年间，温州地区单位投资的产出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即单位产出需要的投资量越来越大。从资源的角度看，也就是资源之间的实际交易成本在不断上升。或者说，制度维持成本在不断上升：从图二中我们可以看出，1981—2007年间，除了温州工业企业的年均实际产值和温州实际GDP的变化一致外，另外两个变量均与实际GDP变化并非严格一致。这也说明，整合这些资源的工具一投资或资本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倒是温州中小企业的规模化或温州企业家的才能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二、原因：经济制度存在缺陷

温州的投资效益低下，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制度存在缺陷。地方政绩考核制度和官员任命制度，使得地方的经济规划受制于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要素市场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又造成对各类资源的过度使用。在经济增长存在路径依赖和单一性的大背景下，温州的企业都固守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市场交易方式传统，运作方式单一，企业之间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进而使资源的单耗不断增加，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断上升，市场需求被迅速满足，拉动资源整合的工具一投资的效益也不断下降。

由温州民资而言，导致其投资效益低下的制度原因在：1.在投资领域和融资渠道上，对民资存在制度限制。据统计，在中国，国有经济投资领域约80个，外商投资领域约60个，非国有经济投资领域约40个，许多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如保险、电信、银行等行业。对国内民间资本的介入仍有严格的限制。民企从国有银行很难获得贷款，从证券市场很难获得融资。在温州，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来维持发展。这些民间贷款的利率，一般高于银行利率的4倍左右，有的甚至高出10倍：利率的上升和有限的投资领域都使得温州的民间资本使用成本高，竞争过度，效率下降：2.管理部门太多，对个私企业的管理涉及到工商、税务、物价、公安、城建、卫生、环保等多达20多个部门，这必然使得民企的税费负担重。据调查。温州民企认为负担重或较重的占70％以上，认为乱收费严重或较严重的占74％。每年光有账可查的收费就达30个亿，这使其比上海企业税费支出高2—3个百分点，比广东企业税费高4—5个百分点；3.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就投资决策而言，调查显示：温州民营企业主个人做出的占61％，管理层集体做出的占28％，专家帮助做出的占11％。大部分投资，都没有充分考虑配套要素的支持和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只有30.4％在投资时，才考虑到现有业务的相关性；60％的温州民企在产品开发上的投入不到利润的10％；绝大部分温州民企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只占其利润的4.9％，而在广告促销方面的投入却不惜代价。

由国有资本的投资而言，因缺乏约束制度，国有资本的投资存在投资主体不明、利益不清、政企难分、建管不分、规模扩大、收益和风险不对称等问题。一些政府投资公司既是投资者又是经营者。由于对投资项目的效益好坏和债务偿还等不负有完全责任，国有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很高，总是竭力争取上项目。一个工程建一个班子，买一批设备，搞一个办公楼。工程一完，又各奔东西，无人负责。很多国资投资项目存在超规模、超投资、超标准、重复建设、管理成本高、项目建设周期过长和浪费严重等问题。因工程建设中督查力度不够，一些项目在竣工验收上不规范工程招投标中存在转包及违法分包的现象。

由外资投资而言，由于外部环境建设不到位，设计的一些经济制度流于形式。使外资大多是投在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加工工业和房地产业上，而不是在基础设施和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国务院小台的“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六部委出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与“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等政策性文件，对土地审批和外资准入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土地资源贫乏的温州在招商引资项目上更难落实。温州市近2年洽谈的一些现代服务业引资项目，如法国家乐福、欧尚零售、方正、天盛、港安国际医院等大型城市公共设施项目，都因行政利益和落地缓慢而难以落实。此外，有的地方和部门对利用外资心存疑虑，只是为完成任务指标而应付。造成外商到温州来投资不知道找谁，找谁都说了不算。

三、对策：完善经济制度

我们知道，对市场行为的过分依赖与放纵都会导致市场失灵。使外部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公共资源被过度利用等社会现象纷纷出现。改革开放以来，依靠投资和市场机制整合资源，使温州的经济增长一直走在中国各地区的前

列。但这种发展模式因受制于制度瓶颈而无法进一步提升。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落实行政长官的公选制度和加强民资的组织力量，通过吸引民资代表进入政府机关任事，加强与民营企业的沟通，确定公平合理的税费政策，创造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

由民间投资而言，要使其在制度支持上能获得“国民待遇”。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使其在土地、金融和政策等资源分配上能够得到“国民待遇”：二是使其发展服从于经济规划的需要。在民资的融资上，要加快金融制度改革，吸收社会资本参股国有商业银行，建立为中小企业投资服务的信用担保机构和二板市场，使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融资市场共同为民间融资发挥作用(经叔平，2003)；在民资的投资领域上，要扩大民间资本的准入领域和放宽其准入条件，让民间资本进入国家垄断的非竞争性领域，发展公共投资基金，包括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厉以宁，2003)；在民资的管理上，要建立高层的综合管理机构，废除歧视或排斥国内民企的文件，杜绝审批中的暗箱操作，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在企业主的投资能力提升上，政府、银行和行业协会等组织，要从资源分配和地区规划上建设好投资环境，发挥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的配套作用，避免投资者的盲目决策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由国有资本的投资而言，要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建设好经理市场，加强民间监督力量。对与投资相关的利益人，应以市场规则为主而非以行政规则为主来设立相应奖惩制度。对国有资本的获利，应以市场化运作为主，而非依靠垄断权力。为保证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权和收益率，可以考虑通过加强国有资本在大地区范围内的流动制度建设，来实现其整体优势。当然，这样操作，需要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配合。而当前，地区利益与地区主管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强化经济互动地区强的地区主管互调制度，是一个可以被采纳的过渡性措施。

最后，在吸引外资上，要着眼于长远利益和环境建设，只有从增强自身竞争力的角度来建设好投资环境，外资才会有进入的动力，才会愿意被“利用”。就温州地区而言，首先是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法制环境建设，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其次是要加强科研院所和高校建设，大力提高劳动力资源的素质：再次是要使温州的优势产业向行业生产链的高端发展，使行业领导者从重视销售环节向重视标准制定环节转变。引导他们创建创新型的产业集群。扶植一批有国际发展前景的企业，集中资源使这些企业不断组织化和产业化，在技术和管理上达到国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