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良

摘要：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越来越小。其原因在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降低了整个经济的“就业效率”。本文利用经济普查数据定量分析了就业效率与产业结构特征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提出若干增加国内就业的产业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就业效率产业政策

我国是人口大国，就业一直是政府管理的核心目标，但我国的就业形势却不容乐观，从1990年到2008年，尽管经济增长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登记失业人口却从1990年的383万上升到2008年的886万，并且受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国有机构冗员压力繁重，人口基数巨大，就业年龄延长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的就业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

一、缓解就业压力需要提高产业部门的“就业效率”

针对就业压力，最主要的途径是保持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但近年来，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却逐步减弱。从GDP就业弹性来看，1985—1992年为0.4475，1993—2004年则下降到0.1134，说明仅通过增加经济总量已经不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决思路是提高就业效率。

就业效率一词首次由谌新民(2004)提出，但他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准确的描述，笔者认为，就业效率可以用一个产业单位产值所能容纳的就业人数来表示。据此，前文所提到的“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作用越来越小”这一事实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降低了整个经济的就业效率，或者是就业效率低的产业取代了就业效率高的产业，或者产业特征发生变化，使特定产业的就业效率下降。这就为我们制定针对就业的产业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鼓励发展就业效率高的产业，或者主动改变产业特征，改善产业的就业效率。当然，就业并不是产业政策的唯一目标，并且产业之间是关联的，实际的产业政策会复杂得多，但将产业就业效率作为一个政策目标无疑是值得考虑的。为此，我们首先要对产业结构特征与就业效率之间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就业效率与产业结构特征关系的定量分析

根据前面对产业就业效率和产业结构特征之间存在潜在关系的理论判断，笔者利用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定量分析。之所以使用2004的经济普查数据，是因为这次普查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全国性调查活动，数据丰富详实。分析结果表明，各产业的就业效率与产业结构特征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从理论上验证了产业结构特征对就业效率有稳定的影响。

(一)数据说明

本文的分析范围仅限工业产业，包括第二产业中的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按照(GB／T 4754—2002)，共划分为191个细分产业。考虑到普查数据的可获性，确定下列产业结构特征作为影响就业效率的待选变量(表1)：

假设其他未列入以上范围的产业结构特征因素对就业效率所形成的影响都可以用扰动项来解释，并且该扰动项满足期望值为零，方差相同且无关，符合正态分布等条件。此外，有些变量可能并不是说明相应产业特征的最佳变量，但由于数据可获得性所限，只能做变通的处理。

(二)回归结果

以“每亿元产出的就业人数”作为应变量，对表1中待选的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由于各自变量数值差异很大，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经过变量筛选，得到下列较具有统计意义的回归结果(表2)，调整后的R平方=0.480，17=30.263，Sig=0.000，Sig，等值都比较合理，各系数的t值都比较大，并且符号也符合常识，作为横截面数据，这个回归结果基本可以接受。

(三)分析

在回归过程中，笔者发现“2004年产值增速(当年价)”、“中高职称人员比例”、“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行业集中度(前8企业比重)”、“企业平均产值”等因素对产业就业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其他变量系数的经济含义如下：

1.出口占产值比率：系数为0.61。符号为正，说明提高出口比率对就业效率有正面影响。其原因可能是中国的出口主要以低附加值的加工产品为主，这些产品中人力成本比例较高，并且低技能的劳动力的就可以胜任，因此，就业人数明显增加。不过。出口刺激就业这一现象也说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可能较大程度地影响到国内的就业，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这一现象已经显现，出口导向的企业首先遭遇到裁员的压力。

2.人均工资福利：系数为-0.451。该指标对就业效率的影响为负，说明职工收入水平与就业效率是负相关的，收入水平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有“挤出”效应。这个系数与我国的现状也是比较吻合的。例如，在电信、电力、烟草等垄断程度较高的产业里。为保证原就业人员收入水平的稳定提高，一般都倾向于严格控制新增的就业岗位，它们对就业的拉动效果远小于那些人均工资福利较低的产业。

3.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系数为0.424，符号为正，说明产业中公有资本的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就业。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公有资本比例高的企业能主动地考虑就业的社会责任，从而保持了较高的就业水平：二是公有资本比例高的企业中仍然存在着较高的隐性失业人员，如果是后一种原因，那么公有资本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将不会持久，因为这部分隐性失业人员在未来会不断释放出来。根据中国的情况，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其理由一是公有资本比例高的产业，其平均的赢利能力也较低，说明存在隐性的失业；二是在电信、电力、烟草等公有资本比例高，并且由于政策原因进入门槛较高的产业中，倾向于将利润首先用于提高原就业人员的工资福利，而不是扩大就业，说明公有资本比例高的产业并没有主动提高就业水平的倾向，统计意义上此类产业就业效率水平高可能是由于被动原因所造成的，也即存在隐性失业。

4.税负：系数为0.446，符号为正，说明该指标对就业效率的影响为正，即国家增加产业整体的税收水平不仅不会影响就业，甚至对就业有促进作用。显然，增加税收无法直接促使企业增加就业，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税负的增加提高了产业的竞争度，而一个竞争激烈的产业是有利于就业的，这一推断也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印证。如出口比率高的产业往往也是竞争激烈的产业，就业效率较高；人均工资福利高的产业是竞争不充分的产业，就业效率较低；后面的分析还会揭示，如果产业中企业数越多，产业竞争激烈，则对就业的影响也是正面的。以上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产业竞争水平与就业效率是正相关的，可能的原因是在竞争激烈的产业中，企业倾向于用人力资源来代替资本投入，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企业经营的风险。

5.企业单位数：系数为0.241，符号为正。说明该指标-对就业效率的影响为正，即在一个产业中，企业单位数越多，竞争越激烈。就业效果越好。

6.产业总产值：系数为0.375，符号为负，说明产业规

模越大，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就越小。因为经济的扩张更多地是依靠生产技术，而非劳动力的数量，经济扩张对就业的拉动必然是越来越小的，这是总的趋势。

三、提高就业效率的政策建议

(一)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将就业目标单列出来进行针对性的考虑

在我国现行的产业政策中，主要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尽管经济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就业的提高，但就业效率越来越低，说明经济增长目标。尤其是总量目标。已经不能与就业目标同步，这提示我们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将就业目标单列出来进行考虑。

(二)积极加强与国际经济的合作，鼓励国内企业增加出口

目前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控制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如果基于其他目标，这种观点可能有合理之处；但如果从提高就业、改善民生的角度出发，我国则应该大力鼓励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这有利于提高低技能劳动人口的就业。随着我国出口规模越来越大，出口导向引起的国际阻力已经越来越大，我国要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树立开放的观念，加强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促进出口的持续发展。

(三)降低产业进入门槛，鼓励产业内竞争

长期以来，国内市场饱受低价竞争之苦，使政府和企业界对过度的业内竞争持较负面的评价。但本文的分析表明，竞争越激烈。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越大，因此在制定针对就业目标的产业政策时，不要试图人为地减少产业内的竞争，应推行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政策，遏制企业垄断，鼓励竞争，从而达到提高就业的效果。这也说明目前一些部门和地方通过行政手段来鼓励产业集中，推崇“做大做强”的政策是值得商榷的。

(四)通过税收政策控制某些产业过高的工资福利

产业平均的工资福利越高，就越倾向于控制就业的增加，这样的产业更倾向于用资本来代替人力，以便维持原就业者的工资福利水平。为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可通过提高税收水平来控制那些工资福利水平较高的产业，特别是那些不是建立在特殊技能基础的高收入产业。从前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税负的提高对就业也有正面效应，因此，通过提高税负来控制工资福利可以收到双重的效果。

(五)谨慎推动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

国有企业的制度改革从总体上降低了国有股份的比例，这会导致降低产业的就业效率，也意味着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因此我国在推进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要充分意识到随之产生的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有步骤、有准备地疏导由此产生的失业问题。

(六)从政策上鼓励小规模产业的发展

产业规模与就业效率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说明大产业在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上的作用要小于小产业，这并不是说政府应该抑制产业的规模发展，因为大产业在提高经济效率和国际竞争上有其特别的作用，但说明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应该充分重视小规模的产业的作用，比如给予更多的金融、税收方面的支持，这不仅可以在相对集中的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还可以提高就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