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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扶桑》中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反思

2009-04-13宋赛南梁路璐

文学教育 2009年12期
关键词:文化

宋赛南 梁路璐

《扶桑》是著名旅美作家、当代中国“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严歌苓最为轰动的一部代表作。像她的其它作品一样,《扶桑》书写了中国移民遭遇美国文化之后的心灵历程和复杂体验。作为一部纠缠了爱恨情仇,反映出种族歧视、文明贫乏的“移民文学”范本,本文从文化层面入手,试图挖掘作品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反思,以期管中窥豹,达到对严歌苓“移民文学”价值的较为公正的认识。

一.“殖民主义文化”欺凌下的民族文化认同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人民生活惨不忍睹。迫于生计,小部分中国人背井离乡,到大洋彼岸谋生。在这段屈辱而艰难的生存史中,这些有史以来中国最早期的移民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德:博大、宽容、坚韧、忍耐、从容、温和甚至奴性。

小说核心人物扶桑是这些屈辱与艰难的集中体现:8岁定亲,14岁被当条牲口娶过去,却只与大公鸡拜堂成亲而不曾与丈夫大勇谋面;后被人贩子拐到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像鱼虾似的按斤论两卖给妓院;接过几次客,因“生性奴笨、不会拉客”,被数位姆妈几次转手;皮肉生涯中,她懈逅了一生之中的唯一爱人白人小鬼克里斯的浪漫爱情,也遭遇了不分肤色的各等嫖客的野蛮轮奸;最终她又回到自己的宿命里——嫁为人(大勇)妻,护送夫婿的骨灰回乡。

面对上述种种困境,扶桑恰如盛开在废墟之上的“恶之花”,她以弱者的形象强者的姿态顽强地活了下来,不仅没有枯萎,反而愈发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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