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涛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社会环境总会对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造成方鸿渐围城人生的原因,除了其自身性格特点之外,更是当时社会环境长期影响和积存的结果。

造成方鸿渐的围城人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围城》写的是1937年7月至1939年末的人和事。这一时期社会极度动荡,“七七事变”,“上海失守”,“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相继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此起彼伏。作品未对这一时代环境作正面描绘,但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却交待得十分清楚,开篇即加上了“兵戈之象”的点白,方鸿渐等人赴职途中困在吉安的原因是“日本人进攻,长沙形势危机”,“长沙烧成白地”,这样就展示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

首先,在政治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处处败象丛生,疮痍满目。方鸿渐归国是怀着宏图大志的,“谈到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回去为它服务”。但是战时的上海宛如围城,时局的动荡和社会的动乱使他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只得暂时寄身于岳父的点金银行。抗战时期方鸿渐到内地,作者对他路途所经历的描述,生动地展示了社会的凄凉景象:崎岖不平的公路,久历风尘,像害了疟疾一样浑身颤抖的破旧的汽车,一再光顾的日本的空袭飞机,蚤虱云集的“欧亚大旅社”和时有妓女、大兵出没的鹰潭小饭店,构成了大后方社会一幅斑驳陆离的图画,预示着方鸿渐将进入另一座围城。在三闾大学,我们还看到了抗战初期国统区高等教育的黑暗腐败:校长高松年用小政客手段办教育,把办大学作为个人进身的阶梯,系主任、教授们大都是不学无术、荒淫无耻之辈,或用假文凭行骗,或钻营职位升迁,或制造传播流言。尤其是国民党教育部颁布的导师制“规程”,更加强了对人们的铁桶式统治,这项制度要求导师随时调查、矫正,向当局汇报学生思想,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如有犯罪行为,也要导师负责。对此方鸿渐惊骇地说:“好家伙,我在德国见过的纳粹党的教育制度也没有这样厉害!”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方鸿渐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只得逃离围城,另谋生路,回到上海。而一本小册子《共产主义论》,则直接导致方鸿渐的失业,也使得他走出三闾大学这座围城。而在上海租界,“政治性的恐怖事件几乎天天发生,有志之士被压迫得慢慢像西洋大都市的交通路线,向地下发展……鼓吹中日和平的报纸,每天发表参加的同志名单,而这些‘和奸往往同时在另外的报纸上声明‘不问政治”。“约翰牛”与“山姆大叔”以中立为名,“只求在中国有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上海即将沦陷使方鸿渐失去了工作,他只得又离开上海这座围城。在这些内乱外患的典型的社会环境中,读者不难见微知著,窥一斑而见全豹。这种畸形的社会环境必定造就畸形的人们,方鸿渐就是这种社会的产物。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方鸿渐不得不受政治左右,而在人生的围城中冲进逃出,陷入人生的困境。

战争使交通阻隔,教育萎缩乃至瘫痪,导致本来就不景气的中国经济更加萧条。“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也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公用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院和旅馆挂牌客满。铜元镍币全搜括完了,邮票有了新用处,暂作辅币,可惜人不能当信寄,否则挤车的困难可以避免。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发国难财和破产的人同时增加,各不相犯……贫民区逐渐蔓延,像市容上生的一块癣。”作者把上海孤岛时期通货膨胀的严重经济后果,发国难财的“英雄们”的不知廉耻,社会斗争的空前激化,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即便在表现“春光尽情发泄”的写景文字中,作者也注视着各种社会陋习:“春来了只向人的身心里寄寓,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作者虽然只在主人公人生旅行的叙述中,间或透露出社会经济生活的鳞鳞爪爪,却深挖出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社会经济混乱,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苦,食不裹腹,衣不遮体。这样萧条的社会经济生活势必会波及到家庭、个人的经济生活。日本人的入侵,使方家江河日下,乡下的田产、房产被洗劫一空,方家的景况远远小于孙家的期望值,方家的困窘引起了孙家的轻视。而孙家也不是什么腰缠万贯的大亨,他们甚至买不起孙柔嘉的陪嫁品,这也导致被方家瞧不起。在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孙柔嘉同大家庭的矛盾不断恶化。再则,由于方鸿渐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不能补贴家用,这使得他在大家庭中的亲合力下降,与大家庭的矛盾也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走出大家庭这座围城。在小家庭中,方鸿渐又处在另一座围城之中,方鸿渐与孙柔嘉的经济收入悬殊,他的收入还不及孙柔嘉的一半,经济收入的差别总是方、孙二人爆发战争的导火线,矛盾的加剧,终致小家庭的解体。可见,大家庭的分裂以及小家庭的离析归根结底都是经济生活的困顿。

在思想文化上,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浸染和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历史遗存,使方鸿渐的身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生存模式: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模式,方鸿渐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又留学欧洲,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他追求个性解放,要求自由恋爱,要求解除老式的婚约。另一种是封建主义生存模式,他尽管受过现代的教育,但其家学渊源颇深,即使在上海那样的地方,照例还是要请算命先生来支配儿女婚姻,举人父亲方老先生还是以“重名教”作为教子的良方,给新添的孙儿起名字,也“把举人书袋底的积年陈货全掏出来了”。在这样的封建“书香门第”、科举世家的环境下长大,自然会耳濡目染。这两种生存模式是根本对立的,方鸿渐有且仅有这两种生存模式,这就注定了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资本主义生存模式,要么是封建主义生存模式。但究竟选择哪一种生存模式,方鸿渐自己也不太明确,因此,他不断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在恋爱上,他既想自由恋爱,要求解除与周家小姐的婚约,又要恪守封建道德,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婚姻家庭中,方鸿渐既要满足妻子孙柔嘉较为现代的生活方式,又要符合父亲唯上是从、唯俗是从的古训。选择了其中的一种生存模式,就意味着对另一种生存模式的否定。用围城来解释就是,他逃出一座围城就意味着又进入了另一座围城。

政治的腐败黑暗、经济的困顿以及文化思想的影响,使人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也不能按照自己的目标正常发展,而是随着社会的动荡,过着摇摆不定的生活,对于方鸿渐来说,就是冲进逃出的围城生活。

汪涛,湖北广水市育才高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