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戈

在中国文学史上, 东晋末年的陶潜、盛唐的王维都是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潜彭泽解绶,终身不再出仕,钟嵘誉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以质朴的笔触、真挚的情感及自然的心性开创了田园诗歌的新天地。而王维亦仕亦隐,“其诗于富贵山林,两得其趣。”也为田园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两位诗人都有隐逸遁世的志趣,均受过儒家正统教育的启蒙,都仕途坎坷,并最终都选择了归隐田园,寄情田园诗歌创作,其诗作都自然、质朴、清新、恬淡,流露出隐士平和、雅致的审美情趣,备受后人推崇,在创作方法上,两位诗人的语言都简洁精炼,颇为传神,寥寥几笔,所描景物呼之欲出,其艺术成就之高,使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然而由于时代的不同,两位诗人必然受到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宗教等诸因素的影响,因而呈现出各自时代的特色。本文即试图对陶潜和王维的田园诗歌艺术风格进行差异性比较分析,以期对田园诗歌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道机与禅趣

艺术风格作为作家艺术个性的表现无疑同他的审美理想与审美情趣是分不开的,而“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式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1]因此,笔者应该把陶诗和王诗的艺术风格同他们特定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以便更好把握问题的实质。

由于中国古代诗人往往集儒释道于一身,并且随着人生经历的变化而时儒时释时道,或且儒且释且道,或融合三家而偏诸一端。拿陶潜和王维来说,此二人年轻时受到儒家正统教育,有着报国为民、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官场上的贤而招妒、忠而被谤的不幸遭遇,将他们一步步地推向归隐的道路,结果思想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陶潜由时儒时道而终于让道占了上风,却是掺和了儒的道,诚如李泽厚所言:“陶潜比较完满地体现了道家精神,只是这种道家精神已经是儒道互补基础上的精神,即它已经与儒家精神交融渗透在一起了。”[2]而王维隐逸山林后,其哲学思想的发展则清晰地呈现出从儒家的愤世到道家的忘世再发展而为禅宗的消沉出世的逻辑过程。[3]

笔者认为陶潜的田园诗歌蕴含着道家的自然真性的质朴之美,王维的田园诗歌则流露出释家空灵虚静的禅趣佛理。笔者试图择其要点分析两者在田园诗创作中的哲学思想。

(一)陶诗的真性、自然。

陶潜所生活的时代虽然动荡不安,但并不阻碍诗人尽情自由地思考,这便使他能够决定和选择相对自由和真率的生活方式。“真”就是陶潜所追求的真实自由的生活,他的田园诗歌就是其真生活、真性情的艺术表现。《庄子·渔父》中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陶潜在人生和艺术上追求的“真”,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真”。如《归园田居》中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些很少被人们留意的平常事物,在陶潜的笔下却显得如此生动、真实,这也体现了他对田园生活的真挚感情,毫无造作之感。

“自然”本是道家的观念,《老子》第二十五章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亦有“顺物自然”之说。陶潜的田园诗歌深受自然之道的影响,在他看来,他的归隐田园并不是人生的不幸,而是终于挣脱了枷锁,就像笼鸟归林,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他抛弃功名利禄的诱惑,超越田园生活的劳役之苦,欣赏自然、感受自然,在自然中发现了真正的自我。整个身心融化于自然恬静的田园风光之中。“普普通通的田园景物,已经融入了诗人‘真淳、‘自然的人生理想。”[4]

(二)王诗的空灵、虚静。

王维从小就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丧妻后他即独自修身参禅,中年以后的宦海沉浮更使他潜入空门,直至晚年完全倾心于佛,终日事佛诵禅了。应该注意的是王维早年作品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中年出现了“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这种隐居侍禅的心理趋向。而垂暮之年,更趋空寂,在禅宗思想的浸染下,“他的山水诗创作,从观物方式到感情格调都带有受禅宗思想影响的文化意蕴,饶有禅意和禅趣。”[5]

王诗中的禅意,集中地表现为空与寂的境界。禅宗以心法相传,证悟以心的寂静为旨归。一方面是“心以静寂”,躲进与世隔绝的深山,求得心灵的安静;另一方面是“境因心寂”,心如止水,便寄兴于空山寂林,到大自然中去寻求不生不灭、坦然寂静的境界。空、寂二字简直成了他诗中的口头禅。如《鹿柴》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境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山里寂静无人,只能听到人语的回响,一缕夕照透过密林射在青苔上,更点缀了环境的幽静。这正是王维所追求的那种远离尘嚣的空而又寂的境界。又《过积香寺》云:“日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则由潭水的空澄清澈,洗却内心的俗念,表现作者内心在一刹那间消除妄念而进入安禅的境界,禅趣很浓。[6]诗人置身于远离尘嚣的寂静境界,感到身上没有俗事的拘牵,心中没有尘念的萦绕,因而体验到了寂静之乐。而“诗中所体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更是禅宗所提倡的”[7]。正是由于王维受之于禅宗的影响,并将诗中的意境统一于空灵的禅境,所以他的田园诗歌才会表现出耐人寻味的禅意。

二.静穆与静寂

最早提出静穆理论的是朱光潜先生。1935年,他在《中学生杂志》中发表的《说“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丐尊先生》一文中说道:“静穆是一种恍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并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8]此观点一出,即遭到鲁迅先生的批判,由此引发了关于陶潜是否静穆的论战。笔者并不赞同朱光潜先生所做的陶潜“浑身是静穆”的论断,虽然陶潜的田园诗具有静穆的意境,但绝非陶潜所有的作品全然如此。笔者提出陶诗的静穆意境,主要是用来和王诗静寂的意境做比较而言的。归隐的生活方式给了二者的诗作一定的融通之处,但不同的社会政治宗教思潮及个人的生活体验决定了两者的作品意境又各具特色,静穆与静寂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境。

(一)陶诗的静穆

陶潜生活在东晋的战争乱世,彼时官场黑暗,人世恶浊,当然不容陶氏清高自洁的品性,无奈他只好弃官退隐。这一顺性而为的举动对陶而言无疑是彻底的解脱,使他从此完全融入了自然。在逃脱官场藩篱后,他以质朴的语言创作了大量田园诗,其风格恬淡自然,读者往往会陶醉于这种从容安定又怡然自乐的意境中,这正是静穆的应有之义。何谓归依?笔者认为,人作为万物之灵,生之于其归依之处必然是自然,于自然中体察人性,感悟人生,消解苦恼,陶潜可谓表率。

陶诗的静穆首先体现在他追求一种自然的生存状态,[9]即上文所提之“顺性而为”。矫揉造作、虚伪狡诈绝非自然的本态,正如陶潜在《归去来兮辞序》称“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意即脱离、背弃了自然本性,这样的“违己交病”远甚于口腹饥冻之切。陶诗的静穆还体现在陶潜顺自然而为的坦率淡定,这里的自然应理解为天命、规律。陶潜几乎能以清明恬静的心境应付任何人生际遇,这与他安于天命的人生哲学不无关系,以《责子》为例,面对不争气的儿子,陶潜也只是轻轻叹息:“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另外,陶对生死、贫困的看法都显得非常从容理智,并无牢骚忿满之语。

(二)王诗的静寂

独特的身世遭遇和宗教信仰导致王维的田园诗具有静寂的意境。对于静寂笔者首先体会到的是一种静谧的意境,这在王维的许多诗作中都能体会得到,但这种静谧的意境多是描写物态的静致,由物及人,笔者体会得是诗人孤独寂寥的心境,再由人返物,更衬得物景的枯寂幽冷。诗人用他音乐家兼画家的笔触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个充满声光色态、生动明丽的自然世界。

王诗的意境,其实正是其内心落寞的真实写照。作为盛世失意的仕者,其内心的苦楚无以排遣,加上本身缺乏全身退隐的勇气,所以他只能亦官亦隐,拖着疲惫不堪的灵魂,在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中求得一份忘世的悠然。静寂的意境可以让诗人得到心灵暂时的宁静。所以笔者认为“这种静寂的意境似刻意而为,其着眼点不在于景的静,而在于反映内心的落寞与孤寂,这也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10],如《辛夷坞》,诗只有短短的四句,其中展示出来的禅意诗思却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绝无人迹的地方,在寂静的山涧里,芙蓉花自开自落,自生自灭,既无人知道它的存在,它也不知人世的变迁,没有生的欢乐,也没有死的悲哀,得之于自然,又回归到自然,这是一个何等静谧空灵的境界,听不到一丝心灵的震颤,仿佛连时空界限也已泯灭。读之让人感到凄清、空寂。

三.无我与有我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划分标准。“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笔者认为,“有我”与“无我”实质的区别在于是否明显的体现“我”的思想感情和个人的内在意志,此我乃内在的我,并且“有我”与“无我”的关键不在于“有”和“无”,而在于“显”和“隐”。古人云,诗言志,任何诗歌的创作,都多少要包含着诗人特定的思想情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进一步阐发为显我之境和隐我之境似乎更能达意。

(一)陶诗的无我之境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词极好地描述了“无我之境”,《人间词话》对其推崇倍至。就陶潜的田园诗创作而言,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陶潜深受魏晋道玄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之道。“这种崇尚自然的人生态度和信仰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上,就是绝无矫情、雕琢,鲜明地显现出一种质朴真率、平淡自然的艺术风貌。”[11]

那么陶潜在田园诗的创作中是怎样达到这种自然的境界呢?他是把对无的追求融入到山水田园诗中,通过淡化人的主体性,从而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出于对自然真性的追求,陶潜毅然离开了污浊的官场,选择归隐田园,其诗作中充满了对自然真诚的爱恋和向往,自己为自然的一部分,将自我浑然物化其中,“以一种恬淡的田园式生活,来缓和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冲突。”[12]如《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在这篇诗作中,主体的思想情感表现得十分平淡,模糊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主体真正地融入自然之中。在魏晋玄学中得意忘言是一个基本论题,作者往往不作感言,而是深藏自我,让自然美景一一呈现,在这种境界中,诗人容易摆脱俗累,超脱纷扰世事及物欲诱惑,从而得到“无我”的宁静。“心远”,即一种不受外界干扰。不受外物驱役的超然心境。可以说,诗中至平至淡的境界都是因了“心远”而得,这也是陶潜能写出无我之境的真谛所在。

(二)王维的有我之境

有我之境,即诗人在描写自然景物时,偏重于移情入景,景物并非完全客观的再现,而是带有作者浓厚的感情色彩。在王维的田园诗中, 笔者总能感觉某种占支配地位的审美结构的存在,而这一结构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 作为审美主体的诗人,王维与所写景物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13]这和陶潜田园诗中物我一体的“无我之境”恰恰相反,所以笔者认为王维的田园诗则更多的写出了“有我之境”,借助于景物的描绘,笔者体会的是诗人强烈的寂寥和落寞之情。

读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于欣赏优美景物的同时,你能强烈地感受到诗人的主体意识。比如《山居秋暝》中间四句的写景:“明月”句是向上看,“清泉”句是向下看,“竹喧”句是远听,“莲动”句是近观。在这俯仰瞰眺间,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诗中那个主体的存在。再如《渭川田家》,由尾句的“即此羡闲逸, 怅然歌式微”来看,此诗正是诗人的有意观望,并且诗人的情感于诗中一览无遗,尤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王维在诗中最常用的词语居然就是“观”、“望”、“闻”、“见”、“行”、“步”之类的词语,如“夜静动群息,时闻隔林犬”、“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已见寒梅发,复闻啼鸟声”等等,此类种种,不胜枚举。在王诗中,主体与客体很少混淆,物我泾渭分明,景物就是景物,是供诗人玩赏的,全然无陶诗中物我两忘的境界。

后人赞王维的诗诗中有画,是否能认为王维在作诗时行也像作画那样选材、布局、上色、乃至润饰呢?在这里,景物在王维的眼中不过是取景的材料罢了,如何取舍,完全得于诗人的需求,如“草间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薄暮悲。寂寞柴门人不到, 空林独与白云期。”诗人寂寥的怨恻在萧条的秋景中流淌出来,那份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的怅茫、无奈都化作了悲秋的生命意识,诗人在作品中倾注的无以排遣的情感在读者中引起了共鸣。正是诗人不甘寂寞的创作动机让笔者领略了画面精致、情感丰富的“有我之境”。

注释:

[1][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2]李泽厚:《中国文化与哲学》,第106页,东方出版社 1986年版。

[3]张惠民:《论王维隐逸思想的多元构成》,载《王维研究(第一辑)》,第103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

[4]张瑞君:《庄子思想与陶渊明的人生境界》,《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7页。1997年第3期。

[5]袁行沛:《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243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

[6]孙正军:《空明·禅趣·冲淡·宁静》,《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64页,2006(1)。

[7]季晓冬:《浅谈佛教对王诗歌创作的影响》,《沈阳教育学院学报》,第19页,2005(12)。

[8]白振奎:《鲁迅之陶渊明研究方法论特色及成因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5页,2001(2)。

[9]王刚:《静穆: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论陶潜的主导人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10页,2001(5)。

[10]潘晓彦:《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悲剧意蕴》,《函授教育》,第12页,1998(1)。

[11]陈金花:《论道家玄学对陶潜其人及诗的影响》,《惠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3页,1999(2)。

[12]张素娟、刘秀敏:《陶潜与华兹华斯自然诗意境之比较》,《河北学刊》,第233页,2006(3)。

[13]王祥:《试论王维山水田园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7页,2001(3)。

陈戈,湖北洪湖市第二高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