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蓁

摘要：文章从不完全契约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聚的制度性特征，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作为一种强化分工的有效制度安排可以通过：(1)减少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强化非一体化的制度安排；(2)激励专用性投资机制修补合约的不完全性；(3)削弱市场联合垄断势力强化集聚效应。

关键词：不完全合约；产业集聚；经济地理

一、引言

自马歇尔开始，解释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就层出不穷。最早的马歇尔从运输成本、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外部性解释了工业区的形成，后来的学者们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工业区理论从下面的三个方面解释了集聚的产生：第一，新技术带来的柔性化生产可以降低资产专用性，提高资产灵活性；第二，分工带来的外部性促使多样性生产而产生范围经济：第三，集体效率的获得(Schmitz，1999)。随后的兴起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在新工业区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空间集聚的自我强化效应”(Fuiita，Krug- man and Venables，1999)，该理论认为：“生产活动倾向于集聚在市场大的地方，而市场因为生产活动的集聚而进一步扩大”。承接Krugrnan的国际经济学体系。不少学者从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出发探究产业集聚的秘密，Hanson(1998)，Forslid etc(2002)的研究表明贸易成本降低带来的自由化进程促进了产业集聚的发展，并且对集聚中心的转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Venables ete(1996)则将产业集聚的贸易自由化原因向前又推进了一层，认为区域一体化对产业集聚会产生不同的影响：Head，Rise and Swenson (1994)，Barrell and Pain(1999)，Markusen and Venables (2000)则分析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之间的联系。

在最新的国际经济学领域出现的异质性理论也开始对产业集聚有所涉及，Antonio Ciccone(2002)利用欧洲的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认为产业集聚即是高生产率的原因也是其结果，Richard E.Baldwin and Toshihiro Okubo(2005)的研究表明高生产率企业会进入集聚中心，而低效率的企业则会移动到外围。

虽然马歇尔和他后来的追随者们的解释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但是却不能解释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为什么是小企业集聚而不是大企业集团?(2)为什么非一体化条件下的分工也可以激励专用性投资(这既包括国内市场也包括了国际市场)?笔者认为上述两个问题设计到产业集聚的本质属性问题，有必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既然前人的研究还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只能将问题的答案转向经济中制度安排，即经济中的产权结构。

目前还没有借助不完全契约理论对产业集聚进行的研究，因此本文对理解产业集聚的产生和转移规律有着一定的贡献。

二、产业集聚的制度效应分析

此节的分析并未涉及到国际贸易领域，只假定经济在封闭条件下运行。假定经济中存在某一个最终产品厂商(F)，其产品一个为典型的差异化产品组合，它需要一项对应的中间投入产品：同时经济中存在多个中间投入产品制造商(M)，其产品无差异但存在专用性特征。

最终产品厂商需要确定一个中间品供应商，即双方要签订一个可执行的合约。但是当事人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或然状态，即使当事人可以预见到或然状态，也无法用一种双方没有争议(或第三方可证实)的语言签订契约，这意味着双方之间无法签订一个可执行契约以激励双方投资生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双方签订的合约是不完全的，这种合约无法避免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套牢问题，即这种合约带来了效率的损失。

遵循Hart and Moore(1986)的分析框架，我们将考察不完全合约框架下，双方产权安排选择。第一步，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厂商对所有权进行安排；第二步，中间品厂商进行事前投资生产(最终产品厂商不需事前投资)；第三步，中间品厂商和最终产品厂商对事后剩余(V)进行议价；第四步，最终产品销售。

我们从第三步开始分析，假定最终产品厂商以B的比例获得事后剩余，如果议价失败，最终产品厂商只获得外部性收益V

造商的产业集聚可以缓解合约的不完全性，并认为正是不完全合约条件下对投资激励的内在需求才形成了上游产业的产业集聚，即两者之间存在一种“自我强化路径”。

2产业集聚的制度性特征。笔者认为。产业集聚作为一种强化分工的有效制度安排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产业集聚可以通过减少事后机会主义行为而强化非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产业集聚中的数目众多、地理位置接近的企业存在激烈的内部竞争动机，这些企业为了获得议价的可能必然不会实施反向的套牢行为；同样。从最终产品厂商来看，其选择签订合约的对象众多与其事后敲竹杠不如事前签订一个低价合同更为有利。同样，正是这种机制进一步强化了非一体化的产权制度安排。

其次，产业集聚可以通过激励专用性投资机制修补合约的不完全性。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是显然的，但是分工也会带来投资不足问题，此时产业集聚内部竞争使得企业议价的重要性远不如获得合约的强，这样的话集聚的内部企业为了签订合约必然会强化投资动机。

最后，产业集聚可以通过削弱联合垄断势力而加强非一体化的产权安排。在前面的例子中，最终产品厂商可以实施垂直一体化而加强和某一个中间产品厂商的联合市场垄断力，而不惜牺牲其他所有的中间产品厂商。事实上，产业集聚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数目众多的中间品厂商强化了知识和信息的共享和外溢，使得这种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存在很大的沉没成本而不能实现。

三、全球化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本节我们将文章第二部分的分析置之全球化视角下，以考察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集聚现象的制度优势。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鼓励引进外资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开放战略大幅度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致使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从1978年的9.5％上升到2006年的66.5％。这种开放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形成了一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催生的结果，从内部来看，各地区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大量的开发区建设吸引投资的竞争行为为这种外向型发展注入了加速动力，特别是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从外部来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化生产分离现象越发普遍，发达国家企业将内部各个价值环节在不同地域进行空间配置，使得同一条价值链的不同价值环节通过跨越国界的生产网络被组织起来，这种生产方式主要有：国外直接投资和外包。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的东部和沿海地区在充分利用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吸收FDI和承接国外企业外包生产两种方式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以产业集群的形式为载体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这两种全球化生产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更加深刻的揭示了我国对外发展战略形成的贸易流，目前中国总共吸收FDI大约6 000亿美元，有50多万家外资企业在中国制造产品。在FDI和外包所构成的我国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即本土加工贸易企业集聚以及外资企业集聚。

笔者认为，在不完全合约框架下鼓励跨国公司采取非一体化组织形式的因素有以下几种：首先是上游产业市场规模和容量，正如文章第二部分所解释的那样，由众多小企业组成的集聚现象通过知识和信息共享及外溢渠道、内部竞争渠道以及深度分工渠道鼓励了跨国公司采取外包这一组织形式；其次，集聚使得事前议价力量偏向外资企业，也削弱了中间品厂商事后机会主义行为动机：最后，不管中间品生产的资产投入专用性多强。集聚都会使得内部企业为了争取议价的可能而进行事前投入。

在此基础上，外资进入的区位选择也加强了这种集聚效应。一旦外资所控制的最终产品制造企业或一体化的中间品制造企业产生集聚效应，必然影响非一体化形式下的中间品制造商运输成本，一旦这种运输成本下降(以贸易自由化、信息技术革新或运输技术提升为载体)从而强化了集聚效应。

四、集聚式发展对我国东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

东部制造业的集聚是东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它揭示了东部制造业出口扩张行为带来的贸易流问题，也说明了在不完全合约条件下，外资进入选择对交易成本的敏感程度。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产业集聚优势仍来源于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即弥补不完全合约下投资不足、套牢问题，但是这种集聚虽然强化了非一体化条件下分工优势，但是却不利于创新行为以及技术的革新。因为创新行为必然会带来更多的资产专用性投入，而集聚正是为了弱化专用性而产生的经济现象，所以两者之间存在冲突。但是如果放弃集聚方式，转而采取大型企业集团以促进创新的话，又要放弃出口行为带来的就业、收入等收益。

另外，集聚内部的本土企业必然要牺牲在议价阶段的谈判优势，这正是集聚组织形式内部竞争带来的困境。这似乎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本土加工企业被价值链上游外资企业“俘获”现象(Humphrev&Schmitz;，2004)，因此促进这种集聚方式从低级向高级形式转型是当前经济的重要任务。刘志彪(2008)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集聚转型中关于作为“高级要素”投入的高级生产者服务的问题。认为这种集聚方式既可以充分利用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取得贸易利益，又能够在动态的发展中逐步改善投入结构。挣脱“比较优势”陷阱的诱惑。因此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环境下，我国的产业政策需要从过去落后的集聚方式向高级形式转变，使我国从过去的低级加工制造中心转向价值链上游品牌和技术的控制者。因此。提高东部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推进差异化和高端化的集聚方式，获得更好的价值链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