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强

《规箴》第4条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去夕反。群臣莫不上谏曰：“此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所以好之。”

此条为今见唐写本残卷（仅存51条）首条，故颇引人注意。刘孝标注引环济《吴纪》称：“（休）锐意典籍，欲毕览百家之事。颇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为此时舍书。”陈寿《吴志·孙休传》与环济《吴纪》文字略同，然不提群臣规谏之事。细玩此条文意，群臣虽有直谏，但叙事重心则落在孙休辩解之语上，置诸《言语》篇或许更为允当。按《世说》乃纂缉旧文之作，分门隶事时不免模棱两可之处，王世贞作《世说补》，每每打乱旧局，以《德行》、《言语》之事属之《品藻》、《夙慧》之科者所在多有，如以“郭林宗造袁奉高”、“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等条入《品藻》，以“徐孺子年九岁”、“孔文举年十岁”、“钟毓兄弟小时”、“梁国杨氏子九岁”等条入《夙慧》，皆是；而《政事》、《方正》诸篇招致的非议就更多了。此其一。

其二，孙休射雉的爱好当是受到其父孙权的影响，而纳谏的雅量则相去甚远。据《三国志·潘浚传》注引《江表传》：

权数射雉，浚谏权，权曰：“相与别后，时时蹔出耳，不复如往日之时也。”浚曰：“天下未定，万机务多，射雉非急，弦绝括破，皆能为害，岂特为臣姑息置之。”浚出，见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坏之。权由是自绝，不复射雉。

此事既状写规谏者潘浚神情如画，又见出孙权的顾全大局，更合《规箴》之目。故余嘉锡先生加按语云：“今读《世说》及《吴纪》，知权父子皆有此好。但权闻义能徙，而休饰辞拒谏，以故贻讥当世。”（《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修订本，页551。）这里的“贻讥当世”，应该是根据刘注引《条列吴事》“休在位蒸蒸，无有遗事，惟射雉可讥”数语。

问题是，《世说》为何不取孙权采纳雅言之事，而偏爱孙休“贻讥当世”之举呢？这就与《世说》的撰述旨趣相关。诚如鲁迅所言，《世说》乃“远实用而近娱乐”、“为赏心之所作”，故其遴选割舍，每每以“个性”、“趣味”为先，一本正经的题材反而不为所重。此条孙休答语，虽属巧言，但婉转关生，比之孙权的“不复射雉”，孙休的“耿介过人”一语，实属夫子自道，更可见其真性情。《世说》之门类，虽各有定规，然“经”、“权”之间，决定取舍的杠杆，仍是一个大写的“人”字。在这个“人”字面前，国家大势、仁义道德、是非功过等等，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背景”和“陪衬”。

《轻诋》第24条

庾道季（龢）诧谢公（安）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珣）《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

又，《文学》第90条：

裴郎（启）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王东亭（珣）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

两条对照，可知王珣（字东亭）所作《经王公酒垆下赋》，才是导致“《语林》遂废”的原因。按此条“王公”当为“黄公”，即《伤逝》2所载王戎叹逝所经之“黄公酒垆”：

王浚冲（戎）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王戎是否有此事，后人颇有怀疑，该条刘注引戴逵《竹林七贤论》称：“俗传若此。颖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事，皆好事者为之也。”王珣所赋当即为王戎此事。谢安显然赞同庾亮的说法，故庾龢（字道季）“读毕”该赋才会出言讥讽。但谢安之所以“都不下赏裁”，除了《语林》传写“不实”外，当还有个人恩怨的因素在起作用。谢安与王珣素有嫌隙，王珣、王珉兄弟皆为谢家女婿，因猜疑致嫌，谢安既绝珣婚，又离珉妻，由是王、谢二家遂成陌路。上引《轻诋》第24条刘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记载此事说：“时人多好其事（指《语林》），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而有人于谢坐叙其《黄公酒庐》，司徒王珣为之赋，谢公加以与王不平，乃云：‘君遂复作裴郎学。自是众咸鄙其事矣。……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与，崇虚价于百金。上之爱憎与夺，可不慎哉！”对谢安的“滥用权威”和时人的“个人崇拜”大加驳斥。

事实上，如此条末句所云：“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可知《语林》并未就此“遂废”，至少至《世说》成书的刘宋时期还“健在”，只不过去掉了开罪于谢安的那两条而已。刘孝标作注时或许也见过《语林》原书，其大量援引《语林》入注就是明证。周楞伽先生论及《太平广记》转引《殷芸小说》实多出《语林》时，说：“《世说·文学篇》所记裴启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后因记谢安语，被安诋为不实，其书遂废，然读者仍欢迎不衰，传写者乃冠以《杂语》、《杂记》、《小史》等名，究其文，无不采自《语林》，故非《广记》从《小说》转引，反系《小说》从此类杂题书名中传袭《语林》之文也。”（见前揭周楞伽校注《殷芸小说》，页158。）

这里的《杂语》当即孙盛的《异同杂语》。既然檀道鸾就可以对谢安“挫成美于千载”的行为表示不满，那么，孙盛暗中将“裴氏学”溷入自己的著作（如《杂语》）使其流传后世，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其实，何止一个孙盛，《世说》编者大量采用《语林》入书，不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表现么？今之学者多以此条故事为口实，论证当时小说偏记亦必须“征实”，进而坐实《世说》亦全写“真人真事”的主观臆断，恐怕难免失之不考。

《方正》第34、35诸条

《世说》的条目安排，看似纷繁无章，实则乱中有序。其一，一门之中，以所记人事的时间先后为顺序；其二，就全书而言，一个人物的众多故事被打散，归入不同的叙事单元，统整起来不啻为一篇篇“人物列传”；而就每一门类而言，记事的链条又每每以人物为单位，环环相扣，组成一组组藕断丝连、相对独立的“故事链”。

这样的“故事链”一般有两种情况。（一）连续的几条故事有同一个人物作为记述的主体（主人公）。例如，《德行》第2—3条记黄叔度，4—5条记李元礼，6—8条记陈太丘父子；《言语》第3—5条记孔融及其二子；《雅量》第4—6条、《俭啬》第2－5条记王戎；《豪爽》篇1—4条记王敦；《贤媛》第6—7记许允妇；《任诞》篇连续十余条记阮籍、刘伶；《假谲》第1—5条记曹操；诸如此类。（二）连续的几条故事虽不共有一个“主人公”，但却有一往来穿梭的“线索人物”，表明所记载的人物大体处在相同的时段和空间，只是“主”、“宾”的位置在不断变换。例如，《言语》第55—61条分别记桓温和简文帝，二人仿佛轮流“坐庄”一般，叙事的重心也随之变换。《雅量》第27—35诸条，所叙人物有桓温、郗超、谢安、王坦之、孙绰、支道林、戴逵等，但起到关键的“枢纽”作用的却是谢安。此外，还有一些条目，由于前后关系至为紧密，似乎是一对被拆散的“孪生兄弟”。比如，《方正》篇的两条故事便透露了其中消息：

苏峻既至石头，百僚奔散，唯侍中钟雅独在帝侧。或谓钟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雠，何不用随时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钟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而各逊遁以求免，吾惧董狐将执简而进矣！”（《方正》34）

庾公临去，顾语钟后事，深以相委。钟曰：“栋折榱崩，谁之责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复言，卿当期克复之效耳！”钟曰：“想阁下不愧荀林父耳。”（《方正》35）

这是紧邻的两个条目，所记的主要人物是钟雅。有意味的是，“钟雅”之名在两条故事中只出现了一次。后一条的“庾公临去，顾语钟后事，深以相委”，这里的“钟”，显然是承接上文语意，所指当为“侍中钟雅”。也许，这是编者的一时疏忽，因为类似情况在《世说》中仅此一见。但它十分清楚地显影了编者在编撰时的匠心所在。关于此点，古人亦有会心。凌濛初批点此条说：“按此‘钟因承上文，遂不言名字；《世说》原有断而不断之意，不得擅改。”（前引拙著《世说新语会评》，页192。）这里的“断而不断之意”，不是将《世说》编撰体例的幽微妙处一语道破了么？

有趣的是，因为“断而不断”，有时还会出现“合二为一”的现象，如今本《世说·赏誉》第5条：

锺士季目王安丰：“阿戎了了解人意。”谓裴公之谈，经日不竭。吏部郎阙，文帝问其人于锺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裴。

余嘉锡先生按此条说：“‘吏部郎以下当别为一条。”他的根据是：“‘吏部郎以下出王隐《晋书》，见《御览》四百四十五。”细审文意，余氏所言诚非妄语。

当然，由于这样一条“故事链”的存在，各个相邻条目的故事，就未必能够完全遵守“时序”来排列。比如《言语》篇3—5条记载孔融及其二子的故事，从孔融十岁到他被杀，时间跨度为几十年；而紧接着6—10条记载的陈太丘父子、荀慈明、袁阆、祢衡、庞统以及刘桢等人的言行，有的还在孔融被杀的208年以前。不过，为了编织一条条相对独立、引人入胜的“故事链”，任何一种对体例的“不忠”都是值得的。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