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君

两晋是士族文人最为活跃的时代，士族文人是当时文坛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思想情感可以左右文坛走向，他们的审美风尚可以引导时代潮流。所以，从文学的角度看，两晋时代可以看作士族文学的时代。此前的汉魏是士族文学的萌生期，此后的南朝则是士族文学的式微期。两晋士族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者说三次高潮。第一个阶段是西晋时期，这个阶段有两个士族群体活跃在洛阳地区，一个中原士族群体，代表人物是潘岳和石崇；一个是东南士族群体，代表人物是陆机陆云兄弟。两个群体之间有一定交往，二陆兄弟都参加了贾谧的“二十四友”集团。第二个阶段是东晋中期，这个阶段活跃在文坛上的是侨姓会稽士族群，代表人物有孙绰、王羲之、谢安等人。此期盛行玄言诗。第三个阶段是东晋末期及刘宋初年，此期活跃在文坛上的是谢氏家族群体。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的代表人物是谢混，后段的代表人物是谢灵运。此期山水文学开始兴盛。三个阶段各有自己的特色，但从总的方面看也有一些共性，这些共性就构成了士族文学的主要特征。两晋士族文学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有强烈的门第观念和鲜明的贵族志趣。

文学作为情感的载体，应该表现思想情感的所有方面。然而在中国封建时代，最高统治者要求文人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主张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许多士大夫阶层的文人也会自觉的、主动的去迎合最高统治者。汉武帝时代，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者倡扬“诗教”。《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实，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是有不同内涵的。就汉晋文学而言，我们至少能够看见从属于国家政治与封建道德的文学作品；也可以看见表现士人天下意识的作品，还可以看见表现家族意识、门第观念的作品。东汉末年，清流士人对汉帝国彻底失望，开始从“国家意识”转向“天下意识”。稍后的建安诗人，他们的部分诗歌就是“天下意识”的投射。魏晋政局的演变改变了文学的走向，从建安文学到正始文学，再到两晋文学，其显著的特点是：士人群体逐步减弱了社会责任感，日渐消失了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两晋士族文人所关心的是家族的利益，他们的作品成为家族意识的载体。其家族意识和贵族情趣表现为：

1. 咏世德、重亲情。士族文人之所以具有身世优越感、文化自豪感莫不与他们的先人相关，所以他们可以傲视一切人，唯独不敢傲视自己家的“冢中枯骨”；他们可以忍受一切侮辱，但不能忍受别人对自家“冢中枯骨”的侮辱。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更是竭力去宣扬家族昔日的荣耀。陆机《文赋》曰：“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其《与弟清河云诗》、《思亲赋》、《述先赋》、《祖德赋》、《吴贞献处士陆君诔》、《吴大司马陆公诔》等作品无不追忆家族昔日的荣耀辉煌，为父祖们歌功颂德，并充满骄傲自豪之情。陆机的《吴趋行》云：“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陆云的《祖考颂》和《兄弟酬赠诗》、束皙的《补南陔白华诗》、夏侯湛的《周诗》、潘岳的《家风诗》和《闲居赋》、孙绰的《喻道论》、王羲之的《称病去会稽郡自誓父母墓文》、谢灵运的《述祖德诗》和《酬从弟惠连》等作品无不颂扬祖德，孝敬父祖。与对已逝先人的怀念和对在世父母的孝敬相连，士族文人对自己的同辈兄弟和子侄辈表现出无限的深情厚意。读《世说新语》和《晋书》等典籍，读两晋士族文人的作品，我们都能充分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父子、兄弟、子侄之间的情谊。例如：陆机陆云兄弟之间的情谊。谢安对子侄辈的谆谆教诲，谢混对子侄的叮咛教育，谢灵运对谢惠连的深厚情谊。他们通常会采用诗歌的体式来传递彼此之间的情感。

2. 重功业、振家门。余英时先生说：“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者也。……而宋明理学以前，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吴国社会者越两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为以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两晋士族文人的功业追求与其家族观念相系。陆机《猛虎行》云：“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其《长歌行》云：“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对功业的渴望似乎不亚于建安诗人，仔细体察，陆机是在为了个人的声名、为了家族的振兴而努力进取，在这里看不见丝毫的天下意识，对民生与国家关注较少。当他把精力集中在家族的兴衰上时，他的目光自然不会去关注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即使是陆机这样的声音，到了东晋时代显得更为微弱。东晋玄学的兴盛改变了士族文人的思维方式，转移了他们的审美情趣，他们更多的把自己的关注倾注向玄言和山水，遑论天下意识的淡漠，即使是振兴家族的愿望也越来越模糊了。

3. 爱享乐、贵庄园。道家崇尚自然的观点、贵生的观点导致了西晋文坛享乐主义思潮的盛行。西晋的统治阶层贪图享乐的生活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其中许多士族文人也随波逐流、推波助澜，写出了一些反映士族阶层享乐生活的作品。如陆机、石崇的部分作品。当然不是说士族文人总是停留在荒淫享乐的层面，他们中的部分诗歌，在描写自然之美、女性之美时，也是健康的。例如陆机的《日出东南隅行》，通过佳人的淑貌、惠心、美目、娥眉、鲜肤、巧笑来描绘她们的美丽。与前人相比，陆机的描写更加繁复深透。“秀色若可餐”运用通感手法，比喻新奇，后世遂以“秀色可餐”作为赞誉美女的成语。相较于体貌描写，陆诗写美女集体舞蹈的动作尤为生动传神。“方驾扬清尘”以下四句写暮春时节，洛水之滨，丽人如云。“赴曲迅惊鸿”等句写舞女动作之迅速，节奏之和谐，表演之投入，身姿之优美。通过陆诗的勾画，佳人们的音容笑貌和婆娑舞姿，历历如在读者目前。至于西晋石崇组织的金谷聚会、东晋王羲之组织的兰亭聚会则是士族文人的雅集，众多的文士在领略自然之美的同时，感伤个体生命的易逝，体悟人生的真谛。

士族文人与大型庄园关系密切，其中的部分作品可以视为庄园山水文学。贵族的庄园并不是兴起于两晋，任何时代的贵族都会兴建庄园。在魏晋之前，贵族的庄园主要用于生存和享受，看重其经济价值，处于实用阶段。到了魏晋时代，士人越来越重视庄园的审美功能。谢灵运在《游名山志》中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适。”这样就把生活和审美结合了起来。西晋士族文人在洛阳一带建有自己的庄园，如石崇的金谷别墅：“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永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水，或列坐水滨，时琴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石崇《金谷园诗序》）东晋侨姓士族主要集中在会稽一带，王羲之的兰亭别墅可以作为代表：“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兰亭序》）谢氏家族在庄园建设方面后来居上，谢安的东山别墅、谢玄的始宁别墅都非常有名。谢灵运在其祖父的基础上尽力扩展，《宋书·谢灵运传》曰：“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谢灵运《山居赋》曰：“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亘，侧直齐平。”陶渊明一度拥有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在谢灵运眼里何足挂齿。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谢灵运的山水诗乃是别业化的山水诗。

第二、在艺术形式上，表现为欣赏雅丽，追求新变，热衷于引领时代潮流的走向。

建安文学是刚健有力的，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到了两晋时代，建安风力逐步减弱。士族文人的精神世界从汉魏士人的天下、国家退向家族，从外部世界走向自我的内在世界。与此相应，文学创作也丧失了建安文学中关心民瘼、讴歌理想的慷慨悲凉感，缺乏雄壮有力的美学风格，于是追求新变成为士族文人的普遍特点。士族阶层奢华的生活和看重社会声誉促使他们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其“新变”观反映了两晋以来士族文人的共识。虽然同样是士族文学，但西晋的文学与东晋前期不同，东晋前期的文学与东晋后期不同，力求创造具有新特点和个性特征的美则是他们不变的追求。西晋太康时代文学在艺术上显示出文辞华丽、语句对偶、词语雕饰、描写繁复、结构严整等贵族文人化的特征。东晋前期玄言笼罩文坛，诗歌淡乎寡味。但其它文体还是讲究精美。东晋后期和刘宋时代，诗歌回归太康时代的华美追求。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总体来看，两晋士族文人的文学趣味可以用“雅丽”予以概括。

第三、在组织上热衷于众多文士雅集欢宴，呈现出一定的群体性。

要提高自己的声誉，保持自己的影响，都离不开与别人的交往，特别是与士族阶层的交往，所以士族文人特别喜欢和重视雅集欢宴。从西晋的金谷聚会、到东晋的兰亭雅集、到谢灵运等人的山泽之游无不体现出这个特色。表面上看，他们的雅集和前人的公宴诗非常接近，所以也有人把这类诗放在公宴文学中来讨论。深入地看，公宴诗与雅集诗并不相同。《文选》有“公宴”一类，共收有十三人的十四首公宴诗，其中包括曹植的《公宴诗》、陆机的《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陆云的《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谢瞻的《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谢灵运的《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等等。《文选》中吕延济注曹植诗曰：“公宴者，臣下在公家侍宴也。”也就是说公宴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士人被动的出席君主召集主持的宴会。而士族文人的雅集是由士族文人发起的自由聚会，在这里人人相对平等。金谷集会和兰亭雅集无不如此。纵观两晋士族文人群体，大致有四个：一个是西晋的东南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同时的洛阳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东晋前期的会稽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晋宋之际的谢氏文人群体。

西晋东南士族文人群体是指活跃在洛阳地区的吴姓士族子弟。在吴国被平多年后，他们相继来到了洛阳，尝试与西晋政权进行合作。其中的主要成员有：陆机、陆云、陆士光、顾荣、顾秘、张士然、张悛、顾令文、顾处微、张翰、张仲膺、夏少明、郑曼季、孙拯、薛兼、纪瞻、闵鸿、贺循等。这些士人之间主要通过赠答诗来交往。西晋洛阳士族文人群体。石崇是金谷雅集组织者。石崇《金谷园诗序》云：“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于众贤，共送往涧中。……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署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虽然说“二十四友”中人为金谷聚会的常客，但与“二十四友”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二十四友”是一个士人依附于权贵的以政治性为主的团体，金谷集会是一个文人雅集群体。

东晋会稽士族文人群体。王羲之《兰亭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参加了这次聚会的士族文人有：王羲之、孙绰、谢安、曹华、曹茂之、华茂、桓伟、孙嗣、孙统、王彬之、王丰之、王涣之、王徽之、王凝之、王肃之、王玄之、王蕴之、魏滂、郗昙、谢万、谢绎、徐丰之、虞说、庾友、庾蕴、袁峤之等。

晋宋之际的谢氏文人集团。《宋书·谢弘微传》：“（谢）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矅、弘微并以文酒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这个集团中包括谢混、谢灵运、谢瞻、谢矅、谢弘微。刘宋之时，谢灵运与谢惠莲有山泽之游。

在南朝文学中，士族文学依然存在，但从整体上看在逐步走向式微。代之而起的宫体诗属于帝王文学，士族文学已经退居时代文学的主流之外。概之，士族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它有自己发生发展衰落的历程。严格意义上的士族文学只存在于两晋时代。

钱穆先生指出：“今人论此一时代之门第，大都只看在其政治上之特种优势，与经济上之特种凭藉，而未能注意及于当时门第中人之生活实况，及其内心想像。因此所见浅薄，无以抉发此一时代之共同精神所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也就是说，在对中古士族的研究中，仅仅从政治史、经济史等史学的角度展开研究还不算完整，还需要文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加盟，这一点，在探究门第中人物的“内心想像”时尤为重要。钱先生还说：“在当时人意念中，一家门第之所以可贵，正在此一家门第中人物之可贵，此实与现代人专意在权位财富上衡量当时门第之想法大相径庭。凡如上述，又可于当时人之文学作品中随处得证。……潘岳乃一文人，行谊无足称。然在文人笔下，往往可以写出时代共同心情之向往。”（同上）可以说，进行两晋士族文人及其作品研究，既是推进两晋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径，也是深化两晋文学研究的重要举措。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