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和平

摘要：编辑的产生缘于人类信息传播的需要。无论是从历时还是共时进行考察，编辑行为都是一种传播行为，编辑活动是传播活动的一部分，编辑的目的就是传播。因此，将编辑研究纳入传播学视野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有着充分的合理性。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编辑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难题诸如编辑概念的重新界定，普通编辑学的建立，编辑学的学科地位归属等，并有助于解释和回答编辑研究中存在的争论和疑惑。

关键词：编辑学；传播学；编辑概念；普通编辑学；学科地位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2-0038-05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编辑学尚处于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编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斐然，但存在的问题亦比较明显，具体表现如下：(1)缺乏统一的、能适合各类传播媒体的编辑概念；(2)亟待建立能指导各种不同编辑活动的理论体系——普通编辑学；(3)编辑学的学科地位有待明确和解决；(4)编辑研究中依然存在着许多争论与困惑，这些问题又是用编辑学现有的自身理论难以解释和解决的，诸如编辑行为究竟属于一种出版行为、文化行为还是传播行为，编辑的效果是否总是积极的和正面的等等。多年来，编辑学界的专家、学者一直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着积极的探讨和论证，但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和满意的答案。笔者认为：究其原因就在于未能给编辑研究找到一个合适的范围与恰当的视角。

近年来，跨学科研究在我国编辑学界已渐成风气，将编辑研究纳入传播学的视野就是其中的一例。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和网上搜索的结果可以看出，国外至今尚没有哪个国家把编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国外学者在谈论编辑问题时往往是将其列入出版学(如日本)或传播学(如美国)论著的某一章节。国内虽有学者运用传播学理论解释过编辑研究中的问题，但大部分语焉不详，点到为止，未能留下令人信服的观点和论证。迄今为止，仅有鲍明、张麟和杜敏三位学者在此方面做过较为深入的探讨。鲍明、张麟在其发表的《走进传播学：编辑学、出版学的战略选择》一文中主张将出版学、编辑学列为传播学的子学科。杜敏在《编辑传播论》一文中提出了“编辑传播学”的新概念，探讨了编辑传播的性质与功能、传播的流程和特点，阐明了编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三位学者的观点新颖，见解独到，但并未在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回应。笔者认为：将编辑研究纳入传播学视野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有着充分的合理性。运用传播学理论，不仅能为编辑研究找到一个恰当的视角和较为准确的切入点，而且能为编辑研究中存在的难题提供比较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传播学理论观照下的传播和编辑的关系

借用传播学的有关理论，对传播活动和编辑活动进行历时和共时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厘清传播和编辑之间的关系。

(一)大众传播时代之前的编辑活动

根据传播学理论，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它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语言的产生是真正意义上人类传播的开端。从语言产生到今天的信息社会，人类传播经过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口语传播阶段；(2)文字传播阶段；(3)印刷传播阶段；(4)电子传播阶段；(5)网络传播阶段。文字传播使人类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传播，印刷传播实现了文字信息的大量生产和大量复制，导致了文化和教育的普及，知识与思想的扩散，使人类由人际传播时代进入到大众传播时代。

人类要实现传播必须具备四个最基本的条件，即信息、传播者、媒介、受传者，它们是构成传播过程的4个基本要素。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完成传播活动。传播者指传播内容的发送者，是信息传播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传播者主要解决“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传播者不仅决定着传播过程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数量和流向。传播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传播的过程可以简单地用图1表示：

传播者担任的角色各有不同，因而传播者有职业和非职业的区别。职业的传播者专司传播，以向他人发出和接收信息作为自己谋生的基本手段。职业传播者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在文字传播阶段，文字的集合使单纯的表意符号变为书面语言，于是记言、记事的文献出现。随着文献数量的增多，又由于这些文献是具有历史、参考、保存和传播价值的信息，因而就需要有专人对其进行分类辑录和次序编排。这类人员就是最早时期的编辑人员。他们有可能专司编者一职，也有可能身兼著者和编者两种角色。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最早时期的编辑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主体——早期的编辑，是肩负特别使命的、文化程度较高的职业传播者。他们的活动既是为了收集、选择和整理文献资料，使之利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人士的阅读，又是为了使之便于储藏和传播。这种活动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传播，所传播的信息是文献等文字材料。早期编辑们利用的媒介多种多样，如布帛、竹简、甲骨、青铜等，他们有自己特定的受传者。

可见，真正意义上的编辑活动产生于人类的文字传播时代，编辑现象的产生是人类传播现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编辑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编辑活动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它与其他传播活动不同的是在传播内容、方法和目的方面有自己更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二)大众传播时代的编辑活动

大众传播时代横跨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两个阶段。在大众传播时代，职业传播者和非职业传播者的区别更加明显，传播媒介更加多样和发达，大众对信息传播的质量要求更高。“大众传播影响之普遍、作用之强大，使得它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信息系统。”编辑主体所从事的传播劳动就是大众传播大系统所属的传播者这一子系统之内的传播活动。编辑活动遍及书、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各种媒体领域，由是则出现了图书编辑、报纸编辑、期刊编辑、广播编辑和电视编辑等各类部门编辑。

根据国外的传播学理论，编辑在大众传播中担当着守门人的角色。邵培仁在《传播学》一书中对国外学者所提出的有关守门人的观点作了归纳和总结。他指出，所谓守门人，是在大众传媒中可以决定什么性质的信息可被传播、传播多少以及如何传播的人或机构。守门人不仅有编辑，而且有记者、导演等，但编辑在大众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所具有的特征和功能、所担负的责任是独特而无可替代的。编辑既是受众，又是守门人，更是传播者。编辑具有隐形型、依附性、追加性和完善性的特点。编辑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检查功能、加工功能、评价功能、导向功能和桥梁功能。编辑还担负着一系列重要的责任，如确定编辑方针、确保传播质量、发现和培养优秀的作者等。

尽管各种媒体编辑的工作任务、环境各有不同，

尽管各类编辑所要传播的信息、所要面对的受众不尽一样，但是所有的编辑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1各种媒体的编辑都是职业传播者；2各种媒体的编辑活动都是大众传播活动中必不可缺的中间环节；3所有的编辑无一例外地都起着一种对信息进行把关、选择、优化和组合的作用。

(三)网络传播时代的传播活动和编辑活动

我们生活在一个传统传播和网络传播相互并存、相互融合的时代。网络传播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涵义，它使人类整个文明进化到了一个新阶段，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网络传播在传播方式上第一次实现了从传统的由点到面的单向传播向现代的由点到点的双向传播的转变。这是否意味着网络传播就不再需要编辑?无可否认，在网络传播中，每一位网民都既可能是受众，也可能是传播者。网络传播的自由使网民也有可能成为把关人和编辑。但这种意义上的所谓“把关人和编辑”与受过专业训练、拥有职业操守的“职业把关人”——编辑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笔者认为：网络传播中编辑的作用和功能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进一步增强。这是因为尽管用户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信息，但是信源的增多使得网民浏览信息和选择信息的难度极大，更何况网上传播的信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伪难辨，只有严格把关，才能使受众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因此，“职业把关人”——编辑的优势得以凸显。网民更倾向于信赖拥有良好声誉的“职业把关人”，期望他们能为用户通提供高质量的信息，“职业把关人”的社会责任空前加重。

网络传播给编辑及编辑研究带来诸多启示：网络传播离不开编辑，编辑在网络传播中的作用会日益增强；编辑一定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应对网络传播带来的挑战；编辑研究也应该及时跟进，探讨网络传播中出现的新问题，总结网络传播时代编辑活动的规律。可以肯定地说：“现有的编辑学、出版学从概念术语、基本理论体系到基本内容观点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加以研究”。

综上所述，编辑的产生缘于人类信息传播的需要；没有传播就没有编辑，编辑行为是一种传播行为，编辑活动是传播活动的一部分，编辑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没有了编辑，传播的质量和效率就无法得到保证和提高；传播与编辑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同母子关系。

二、编辑研究中疑难问题的传播学阐释

既然传播和编辑的关系如此紧密，那么运用传播学理论来研究和解释编辑领域存在的难题不仅可能，而且合情合理。编辑研究借用传播学的视角，有助于人们把握编辑研究的方向，也为编辑研究找到了一个较为准确的切入点。

(一)编辑行为究竟属于哪种行为

多年来，编辑行为属于哪种行为一直是编辑学界争论的话题。有的学者认为编辑的本质特征是著作行为，有的认为编辑行为是出版行为，有的认为编辑行为是文化行为，但很少有人认为它是传播行为。吴平认为：“编辑之所以要对原创作品进行系列加工，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传播。或者说，编辑就是为了传播而产生的种种传播行为……。编辑行为既表现为著作行为也表现为传播行为的双重性符合编辑逻辑思维，也符合编辑活动实际。在整个编辑活动过程中，二者协调统一。在逻辑关系上，传播行为自始至终支配、决定着编辑的著作行为。”我们认为：编辑行为并非是一种著作行为，因为编辑行为和著作行为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传播行为。主张编辑行为是出版行为的人是把编辑放在出版这一狭小的范围来考察，忽视了在出版之外还有其他编辑行为存在这一客观事实。而从本质上讲，出版行为也是一种传播行为。因此，编辑行为归根结底是一种传播行为。这不仅符合编辑活动的历史，也符合编辑活动的现实。

(二)编辑传播的效果是否总是积极和正面的

根据传播学理论，传播既可以产生正面效果，也可以产生负面效果。编辑作为传播过程的中介和枢纽环节，编辑效果自然也有正面和负面之分，并且编辑效果必定会体现在传播效果之中。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编辑学界尚未有人就编辑效果作过专门研究。一些学者只是捎带性地在其论著中对编辑效果做过交待。从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学者只是谈到了编辑传播的正面效果，似乎编辑传播就不会产生负面效果。事实上。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编辑传播都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编辑传播的负面效果产生的原因复杂多样，值得也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和分析，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完善编辑学的理论体系。

(三)编辑概念的重新界定

编辑概念是编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范畴和概念，是构建普通编辑学这座大厦的基石。有怎样的编辑概念，就有怎样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研究方法。科学、贴切、完整的编辑概念可以使编辑研究少走许多弯路。自编辑学确立之日起，编辑学界的专家、学者就试图对编辑概念做科学的界定。据统计：国内外各种辞书、论著中对编辑概念的不同表述已不下100种，但时至今日编辑学界在此方面尚未达成一致的认识。笔者对众多的编辑概念进行了整理和归类，发现考察问题的层面和视角的不同是造成分歧的根本原因。学者们主要从著述、出版、大众传播、文化等几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编辑进行定义。应该说：这些界定在各自的研究视角都能够做到自圆其说，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问题是编辑学和编辑研究迫切需要一个能涵盖古今中外的编辑活动且能普遍适用于各种媒体的编辑概念，尤其在今天，网络传播具有以往时代所未曾有过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如果不把这一变化考虑进去，对编辑概念的任何界定都是不够全面和科学的。“科学的编辑概念，应从人类编辑实践活动的全部现象中，抽绎出编辑活动的共同本质和特性，概括不断发展中的各类编辑实践，形成最基本的概念。任何特指某种某类具体编辑工作的编辑概念，并不普遍说明各种编辑活动的共同规律。在作为科学术语使用时，应加具体的修饰语。”

文化、传播、编辑和出版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如此看来，从著述的角度界定编辑概念，显然不够科学；从出版的角度界定，范围太窄，有失偏颇；从文化的角度界定，范围太大，过于笼统；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有些贴近，但还是不够全面。

笔者认为，只有从传播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够把编辑实践活动放在一个恰当的范围，才能够比较深刻地把握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从而对编辑概念做出准确的界定。笔者试图从传播学视角，对编辑概念定义如下：

以传播为目的，遵循一定的方针，对所收集和整理的信息和知识进行策划、选择、把关、加工和组合，使之尽量满足受众的需要，并通过特定媒体予以传播。

(四)普通编辑学的建立

普通编辑学的构建是编辑学界的热门话题，也是编辑研究尚未攻克的难题之一。普通编辑学是相对于各个具体门类编辑科学理论而言的学术理论体系，它涵盖古今中外不同形态、不同具体实践内容的

编辑文化创造活动，用以说明并在理论上指导编辑主体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学科发展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要得到科学承认，都离不开对它的基础理论的完整表述。基础理论学科如此，应用学科也是如此。而我们通常指称的某一学科理论，如教育学、心理学、物理学，凡涉及到著作物，也都是其共性理论的普通理论体系，即普通教育学、普通心理学、普通物理学。笔者认为：要建立普通编辑学，1要有一个科学、统一的编辑概念；2需要搞清楚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原理；3既要弄明白编辑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编辑活动的共性，也要认识到当今各种媒体编辑活动的共性；4要明确普通编辑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等。普通编辑学只有从传播的视角来确认编辑的科学地位，才能打通媒体分类编辑学之间的理论隔阻，从而达到学理的原则一致。

我们主张：普通编辑学大厦的构建应以编辑概念为基石，以信息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原理为基础，以传播学理论为支撑，以横向的、纵向的编辑活动的共性为框架，以研究对象、范围、任务、目的、方法等作为支撑学科大厦的支柱。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推动各种媒体、各种门类编辑学的研究，并且由“传播”开始，对编辑学的原理进行阐发。相信经过学界的不懈努力，通过大家不断地添砖加瓦，普通编辑学这座大厦在不久的将来会拔地而起。

(五)编辑学的学科地位归属

编辑学的学科地位直到今天尚未有明确的归属。关于编辑学的学科归属，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主张将编辑学划为传播学的子学科，其代表人物有尹玉吉、鲍明、张麟；另一种反对把编辑学作为传播学的子学科，其代表人物是河南大学的李建伟。前者认为：从研究对象、内容和范围来看，传播学明显地涵盖了编辑学、出版学；从学科性质、特点和任务来看，三者之间有明显的趋同性；从三门学科产生、发展的过程来看，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互动性和相互依赖性。因此，应将编辑学、出版学归入传播学之中。这既切合时代和现实的要求，又有利于编辑学、出版学本身的发展和学科定位。后者认为：在学科地位上，编辑出版学专业绝不应成为新闻与传播学的附属学科，而应尽快晋升为同等重要的一级学科，如此方能承载其教学科研的重担。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因为无论是从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看，传播与编辑之间的关系如同母子关系，传播学和编辑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将编辑学列为传播学的子学科理所当然。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编辑学和编辑研究，有利于普通编辑学的构建，也有利于编辑专业教育的发展和编辑人才的培养。事实上，将编辑学列为传播学的子学科并不影响编辑学晋升为二级学科，学科门类文学门下的语言学和文学的关系就是一个佐证。既然语言学和文学可以并列成为文学门下的一级学科，编辑学也可以和新闻学、传播学并列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

三、结语

无论是从历时还是共时去考察，编辑活动与传播活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传播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但能找到不同时代编辑活动的共性，也能找到当今各种媒体编辑活动的共性。编辑传播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规范到规范”，从不完善到完善的信息传播过程。将传播学理论引入编辑学及编辑研究，可以为编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有助于编辑概念的重新界定，有助于普通编辑学的建立，有助于编辑学的学科地位归属，并有助于解释和回答编辑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争论和疑惑。

[责任编辑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