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韵

[摘要]第八届教育会联合会是1922年学制出台的关键会议。会后，胡适写了《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新学制的经过》一文，记载了会上浙江代表大骂当时的教育总长、次长，他居中调解教育部和教联会冲突的事情。这篇文章成为现在研究胡适以及1922年学制的重要材料。但胡文所记事件，其间的转折甚为复杂，如以胡适在第八届教联会前后和会上的一系列言行为切入点，旁及各位与会者，扩及这一时期教育界的相关情形，则可重新定位胡适调和论的立场和结论，也可修正一些关于会上发生激烈冲突的习惯性看法，并清楚地反映20年代初期学制改革中教育界复杂的众生相。

[关键词]胡适，第八届教育会联合会，1922年学制

[中图分类号]G52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0-0037-06

随着近十年胡适研究在大陆成为热点，教育史界对胡适的关注日增，赞誉亦多，除了宣传杜威教育思想的功劳外，他所写的《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讨论新学制的经过》(后简称《第》)一文也被多处引用，以论证他在教育上的重大贡献。诚然，胡适在此次会议中甚为活跃，对新学制案的出台费心费力，贡献明显，但如将时空范围放大，重建第八届教联会前后全国教育界的情形，则第八届教联会制订学制案的过程远非胡适自己记述：由他来教育部和教联会冲突。

一、许倬云会场大骂与浙省教育界旧怨

1922年7月，一件“废除法专案”的提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论。消息传到北京，各高校掀起轩然大波，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王家驹、北京国立高等师范校长李建勋在报上相为笔墨之战，使得大学派(又称北大派)与高专派(北京各高等专门学校，包括北高师)对立更甚。一时之间，舆论纷纷报道高等专门学校的存废将成为教育部在9月召开的学制会议讨论的重要焦点，“学制会议上，北大、高专两派对于学制系统案将有激烈辩论”。教育部此次召开的学制会议由代理教育次长的部中参事邓萃英主持，他曾任北高师校长。会上高专派占优势，通过的学制案中降低高专程度并保留它的议决条目得到通过。此时，正值教育部总长变更，新上任的总长汤尔和一直没有与会。作为大学派中人，汤氏对教育部学制会议通过的学制案实有很多不满，会后坚持将教育部学制案送第八届教联会征求意见，为此还同邓萃英发生交驳。最后在汤的坚持下，部案被交第八届教联会作为参考。汤尔和特意让邓派的胡家凤作为代表之一参加教联会，是想让会场上“吸点外间空气”。

据胡适《第》文的记载，10月11日，第八届教联会第一日的大会便弄成了一种很紧张的空气。开会前，主席许世名将教育部派员所带的学制会议议决案和高恩洪任教育总长时交教育部学制会议的原案分给各教联会代表，因许世名没有解释清楚，遂有人误认后一教育总长案是交第八届教联会的。因为此案中完全不提第七届教联会，引起代表们的不满，而汤尔和希望代表们“悉心讨论”的教育部学制会议案祝词是用文言写成，教育部代表又是用江苏口音宣读，多数代表都没有听懂，遂误会教育部是在打官话。在教育部代表发言后，依次发言的各省教育会代表是袁希涛、胡适、经亨颐、郭葆珍、许倬云。江苏代表袁希涛建议：“此次对于学制，应根据去年议决案，从事讨论，编定课程，以期美满。”然后北京代表胡适提出根据第七届教联会商定的广州案，以部案为参考，制定出第三案。接着浙江代表经亨颐讲到：“去年联合会议决之学制草案，效力甚大，引起全国教育家之注意，教育部不予承认，而另开学制会议，殊不赞成。鄙意对于讨论学制，应以全国教育改进为主，从长细心研究，较为允当。”山东代表郭葆珍表示了山东教育界欢迎各省代表之意。最后，浙江代表许倬云发言，言辞激烈，大骂教育部总长汤尔和与次长马叙伦，主张：“完全不睬学制会议，只认去年的广州原案和本年各省提出的修正案。”

许倬云大骂教育总长和次长，这是第八届教联会上最公开的冲突。关于此事，胡适所记不详。按胡适自述，在他提出调和论后，许倬云仍感不满意，大骂“教育部是什么东西?配召学制会议?学制会议是一班什么东西?配定新学制?你们请看这本学制会议的新学制，那里有革新的意味，全是保存旧制。什么学制会议?明明是和我们教育会联合会开玩笑。现在的教育总长、次长是什么东西?汤尔和、马叙伦都是我们浙江人，我现在兴之所至，且把他们的丑历史报告诸位听听……”胡并称许为“激烈的分子”。对于许的发言，当时各大报纸也有不同的登载。《时事新报》《时报》《民国日报》《京报》和《晨报》只字不提许倬云骂汤、马之事，只报道许主张不睬教育部学制案，这和袁希涛、经亨颐等人的发言是一致的，《申报》《益世报》记载则较为完整。就是对许倬云的发言，各个报纸的登载语气都较为平和，远没有胡适记载的激烈。虽然胡适已经写得很清楚，“(许大骂时)两位部派员坐在台上静听”，双方并没有争吵，更无激烈争吵，但还是有一些后来的研究者根据胡文中许倬云的大骂认为教育部派员和教联会与会代表“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影响了会议的顺利进行和新学制的制定”。按胡适的文章，容易得出许很反感教育部打官话、不满教育部学制案保守的结论，所以一些后来的研究者多根据胡适的文章认为当时教育部是在打官话，许是激烈反对教育部的教联会代表，会上双方发生了冲突，而忽略了胡适后边所说“其实学制会议还是高恩洪兼教育部的时代决定的，于汤尔和、马叙伦全无关系”，“(许)是借题发牢骚”。胡适在文中用了省略号，并没有指出许的牢骚缘由，《申报》的登载却能看出点蛛丝马迹：“(许)复历述汤尔和谋攫浙江医专校长之阴谋，马叙伦被拒教育厅长之真相”。其实许针对的并非教育部打官话和部定学制案的不革新，胡适所记汤马二人被骂的“丑历史”，只是许在清算浙江教育界以往的人事恩怨和派系矛盾，这涉及当时浙江教育界“浙系”和由北京回浙的“北系”之间的矛盾。

汤尔和谋攫浙江医专校长的事可能与1920年底或1921年底浙江医专其中一次更换校长有关，但还不清楚许倬云具体所指。马叙伦被拒教育厅长确有其事。马叙伦在辛亥革命前曾在浙江教育界任教，但1921年他由北京回浙后却被视为“外来户”。马氏回浙江后出任浙江一师校长，并向浙江省教育厅长推荐，曾和他一起在“六三”事件中受伤的北高师教员黄人望出任省立一中校长，杭州城内北大、北高师毕业的学生也多与他们联络，被视为“北派”。尔后在1922年夏间的浙江省教育厅长位置争夺战中，因为马叙伦在北大的旧同事李大钊和教育次长全绍青有旧，李向全推荐马后，马就被任命为教育厅长，因此与本地教育界人士把持的浙江省教育会结下矛盾，双方关系非常紧张。对于马叙伦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浙江省教育会“因学派不同，誓

不承认”，后经各界要人调解才暂时平息。当时《申报》评论这种冲突“无非饭碗问题”。许倬云就是浙省教育会中激烈反对马叙伦的代表人物。有报道称马叙伦上台后拟化解与浙省教育会的矛盾，其中一条办法就是“以各校校长饵许倬云”。这一冲突中北派略占上风，浙江省教育会失势心怀不满，许倬云在教联会上激烈的发言正有此一深层原因。根据胡适《第》文的记载，成立大会后，部派员找到许倬云进行解释，第二天开会时，许主动宣布愿意将部案作为一种参考的底子。部派代表解释后，许应该明白了学制会议与汤尔和、马叙伦全无关系，恐怕还明白了汤尔和对这个议决案并不维护。部案还是那份部案，许倬云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这也反证了许的批评有多大程度的客观中立。许倬云反对部案并不是某个教联会代表不满教育部学制案太旧这样表面，也不止于民间教育团体与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有矛盾这一原因，而更多是旧日积怨。透过这些人脉间的皮里阳秋，可更多了解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界人士在新旧之间的权衡取舍，讨论决策时的冲突内里。

二、胡适与他的“调和案”

作为新上任的教育总长，汤尔和是大学派之人，他欲借教联会修改教育部学制会议案，原是希望教联会代表“悉心讨论”部案，没有“不准讨论或希望照原案通过”之意。只是大多数的代表不明白汤尔和希望大家对部案进行修正的意思。而部派的两名代表，胡家凤是邓萃英之人，陈容也持不要变动教育部案的意见，他们四处找代表谈话希望能维持部案，这让与会代表认为维持部案是教育部的意思，所以出现了教育部一方面希望全国教联会“悉心讨论”学制会议所拟的学校系统案，另一方面又频频示意“部里总希望联合会维持学制会议的原案，不要大更动”的矛盾现象，使得教联会代表对教育部这种“文过饰非、缺乏诚意的做法”很是反感。不过这种矛盾不是针对教联会而来的官样文章，而是教育部内部斗争的结果。

胡适本是拟被邀请参加教育部学制会议的代表，虽然不清楚他是因为忙于北大开学事务，还是最后没有被邀请，或是其他原因而最后没有参加学制会议，但他对该会的情形是不太清楚的，对汤尔和想借教联会修改教育部学制会议案的意图也并不知情，在10月12日的日记记录中还持教育部是“希望我们(即指教联会——引者注)不更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的看法。在成立大会上，教育部派员发言后，胡适的发言就说“教育部召集学制会议，完全打官话，全不提及广东的学制草案，好像他们竞不知道有第七届联合会议决新学制的一回事……希望联合会的同人千万不要再打官话，还是老老实实的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来参考比较择善而从，定出一个第三草案来，把学制问题做一个总结束”。胡适的发言是站在教联会立场上指责教育部打官话，又提出调和论呼吁双方不要彼此意气用事，不论本意如何，他的发言其实提醒了教联会代表教育部是很忽视教联会的，同时将部案作为参考的办法相当于否定了学制会议的结果。中等教育段和高等教育段是学制改革争论的焦点，与第七届教联会的草案相比，教育部学制会议的学制议案将第七届教联会草案中被视为最有特色的中等教育段三三制作为副则，高专也被降低了程度，较似清末壬寅学制中的高等学堂的位置。教育部学制会议否定第七届教联会学制系统草案的做法必然引起第八届教联会代表们的反感，胡适这一提议符合教联会立场，所以得到多数代表的赞同。

需要注意的是胡适在成立大会上比许倬云先发言，他提出调和论在先，许大骂在后，所以胡适的调和论对许没有影响，许依然反对部案，而许的转变是因为教育部派员的解释，与胡适并无关系，这一冲突的平息也不能归功于胡适的调和论起了作用。

因为与会代表们对部案的反感，使得部派代表认为维持原案不动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找到持调和论的胡适，拟订了一个《拟修正学制系统草案》。作为大学派之人，胡适明显反对教育部案降低高专程度以维持高专的原意。趁着拟订修正案的机会，胡适修订了部案中与自己看法最相反的条文，取消了高专降低程度的条文。当时和后来的研究者都认为二十年代初的学制改革和旧学制的最大不同是中学阶段由四二制变为三三制，所以又以六三三学制相称。第七届教联会的学制议决案最得赞扬的就是三三制。但胡适并不以教育界的民意为优先考量，他自己也赞成三三制中学，但在调和案中，他对中学段采取的是迁就部案定四二制为原则，三三制为副则，而非沿第七届教联会议决的以三三制为原则。胡适说《拟修正学制系统草案》是一个调和案，此案是广州案、教育部案、江苏省修正案兼采，但原本第八届教联会上还有山西省教育会所提的学制系统案，以及一些省份提出的部分阶段的修正案，而以什么案作为审查基础本应如第七届教联会一样由各省代表共同认定，胡适的调和案实际上将山西等省的意见排除了，是很不恰当的。

三、推翻部案，新案出台

胡适自认当时甲组审查会肯发言的就是袁希涛、经亨颐、许倬云和他自己，所以是否参考部案就是他们四人在决定。胡此时主调和，袁和经是参加了教育部会议的，虽然在成立会的发言中没有支持部案，但在许同意参考部案后，也没有表示反对。汤尔和很清楚教育部学制会议通过的议决案与第七届教联会草案差别很大，胡家凤不改动部案的看法势必会引起与会代表的不满。在胡适将成立大会上的情形写信告诉蔡元培后，汤尔和立即与蔡元培、蒋梦麟、马叙伦商议。由蒋梦麟写信向胡适、黄炎培、袁希涛表明看法。14日胡适等人接到蒋梦麟的信，明白蔡汤马蒋四人都没有维持部案的意思，推翻教部学制会议案的意图就较为明显了。甲组审查会讨论了胡适的调和案后，公推袁希涛、胡适、许倬云、黄炎培四人根据讨论的结果对此案作修正。因为教联会学制案的审查是在审查会的审查案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胡适等四人在进行审查案的草拟时就有很重要的取舍权力。在他们四人草拟审查案时，袁希涛说“推翻学制会议议决案的‘四凶都在这里了”，貌似玩笑的话却道出一个真情，即同意参考部案然后修改部案最后推翻部案的主导者是他们四人。袁希涛在成立会上发言主张以第七届联会的议决案为本，原意可能是跳过部案，但实际上将部案作参考更方便“修改”、“完全推翻”。而忽略只能成为部案继续存在的理由。许倬云一开始否定部案本意为反汤马二人，但实际上是与反对部案的汤尔和站在了同一立场，他对部案的猛烈抨击正是汤尔和派胡家凤与会要达到的效果。后来许同意将部案列入参考，此举虽是承认了部案，却又造成部案被修改推翻。与汤尔和矛盾最深的许倬云转了两个弯，却间接帮了汤尔和。

在讨论甲组审查会审查案时，各省代表实是疑虑重重。浙江代表胡墨仙就发言反对废止专门学校和师范，认为这样将造成年限加长，学生无力供给，减少求学者机会的弊端，同时废止师范则不利于义务教育的推行。

黑龙江代表孙景尧认为不能推翻部案。山东代表朱正均亦认为如果必须要高级中学毕业方能人专门学校，年限就会加长，恐怕学生无力供给。浙江代表经亨颐主张将本案开联席审查会，或甲乙两组交换审查。甚至有京兆代表张竹溪还提出应表决审查案是否成立。不过胡适立即表示反对，认为本案为审查会审查之结果，无不成立之理由，应由审查主任交案给主席，逐条付全体讨论。几天后，在教育部的一次谈话会上，胡适就改变了“调和论”的主张，明确指出学制案应“择善而从”。胡适在第八届教联会的学制制定中一直是很活跃的人物，他的很多主张也得到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胡适竭力将自己的提案推向公共议程，降低了其他提案被采纳的可能性。

11月1日，《学校系统改革案》由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签署，国务总理王宠惠、教育总长汤尔和副署，以大总统令向全国颁行。1922年学制颁布后，胡适很高兴地说：“总统以教令正式公布新学制。除小更动外，全是依济南大会的。这一次我们把学制案告一结束，总算一件快意的事。”新的学制案虽然出台了，但那些在学制改革的决策中产生的教育界的派系争斗并没有随着新学制的颁行消失，反而越演越烈。当派系的利益得失浸入对教育理念的追求时，当教育的变革与学界人事派系藤蔓相缠时，其过程和结果就都很难说得上单纯。

四、余论

民国教育界派系繁杂，人事纠葛远因近连，1922年的学制改革带来的变动，也成为各派扩充势力的手段。经亨颐后来讲到“好在学制会议的议决案可以说没有什么效果”。表面看是教联会对教育部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因为教育部人事更动，教部学制案已不是教育部新主事者的主张，新的教育总长汤尔和更是欲暗借教联会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第八届教联会的学制草案能很快得到教育部的承认，教联会的代表们也很高兴第七届教联会的学制系统草案得到维持。从这点看来，1922年学制的颁行可以说是教育部与教联会的共同努力。事实上。在教育的转型期内，教育界人士的生态状况十分复杂，决非简单的记述划分就能涵盖，教育部主事者的频繁变更，在野教育家与教育行政官员的接轨转换，使得政府教育机构与民间教育团体之分，有时是很模糊的概念。

通过对此一过程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学界研究有放大胡适调和功劳的倾向。胡适较有威望，被选为审查会委员，也因与教育部代表熟识而被他们找到拟定调和案。对教联会学制案积极调和、力促其成，功劳明显，但断定“胡适对《壬戌学制》的审定与颁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学制面临夭折的危险。关键时刻，胡适出面进行了调解”，“胡适对新学制的制定确起了关键性作用”则言过其实。其实，代表们虽有不满，但会上只出现许倬云单方面大骂，教育部代表没有出声，也没有激烈冲突，况许倬云大骂是出于对汤尔和马叙伦的旧怨，不是针对教育部案而来，他的态度转变也和胡适的调和无关。而且教联会代表不满教育部也无碍新学制的商定，第七届教联会没有教育部代表参加依然制定了学制草案，而汤尔和本意就是要借教联会之手推翻教育部学制会议案，所以新学制并不存在面临夭折的危险。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对于得到教育界普遍赞誉的中等教育段三三制，因和自己没有切身联系，所以尽管赞成胡适却没有在调和案中坚持，对于和自己利益相关的制度，即使争论很多，其他代表主调停时胡适也不同意。在拟定调和案和审查案的过程中，胡适没有全面考虑各省代表的意见，还压制了反对的声音，他着力将自己的提案推向公共议程，降低了其他提案被采纳的可能性。

在进行教育史研究时，一些表面上与结局不同的“枝节”常在无意中被“修剪”掉，但有些看上去与所处时段的历史发展结局不一定有非常直接关系的“枝节”性侧面，其实正是当时的主干。一波三折的跌宕起伏，使得主干反成为历史拐弯处的盲点，旁采史实人情，会发现实际情况远要比一般印象复杂。

责任编辑：侯林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