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普

[摘要]李提摩太是近代英国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他将基督福音的传播与兴办世俗事务有机结合，编书办刊宣传基督教的传教特点，力图实现在中国基督教传播的本土化，引导更多的中国人皈依基督。他的传教过程，大大推动了由利玛窦开创的基督教传播的本土化(或称为中国化)路线，走上了一条“李提摩太式”的传教路线。

[关键词]李提摩太，基督教中国化，兴办世俗事务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0-0091-07

李提摩太(1845～1919年)是近代寓华长达45年的英国著名自由派传教士。在华期间，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传播上帝“福音”，成为清末大变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

一、狂热执著的信仰、灵活务实的传教

1845年10月，李提摩太出生在英国威尔士卡马孙郡名叫弗迪兰小村子里，世世代代都是铁匠兼农民，这留给李提摩太简朴的生活作风和正直的秉性，他继承了前辈强健的体魄和坚毅的性格。贫寒的家境，虔诚的宗教信仰环境，使李提摩太从小就富于想象又注重实际，热情洋溢而又有自制力，笃信宗教而又宽宏大量。

1859～1860年间，十四五岁的李提摩太在公开表明了自己的信仰后，他在家乡的小河里受洗成为浸礼会教徒。而且矢志不渝。1868年，在中国内地会的魁丽斯夫人的一次演讲会上，23岁的李提摩太被那些富有献身精神和具有英雄气概的传教计划所感动，于是上书英国浸礼会，立志赴中国布道。

1870年，年仅25岁的李提摩太怀着崇高的宗教理想，踏入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可是在华传教的困难，远远超过其想象的程度。中国普遍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劫匪强盗的骚扰和侵袭，都危及着他的生命安全。然而为了实现“传福音于万民，不仅救一人一方一国已也”的目的，李提摩太抱着对基督虔诚信仰的态度和“服从比牺牲更好”的信念，以及“天下犹一家，四海皆兄弟”的传教宗旨，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宗教宣传。

在李提摩太的神学观念中，倡导救世的宗教既然为救世而设，就应该有益于社会，造福于民众。而拯救民众不能只注重灵魂，还应注重身体，注重世俗生活，拯救灵魂与拯救肉体同等重要。因此，他反对脱离现实社会的自我修行，而热衷于救人苦难的世俗工作，认为只有推动世界走向进步的人，才最有资格进入天堂。正如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他所面对的“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的统治之下解放他们的心智，而正是那种哲学和习俗使它陷入了听凭任何可能伤害它的民族摆布的窘境”。为此，他积极推动参与社会改革活动，将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目标转化为现实而具体的社会活动。如从事教育、出版和赈灾等活动，甚至直接参政、议政等活动。

李提摩太传教路线的形成，既是由于其在多年在华传教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亲自考察的结果，也是其深受19世纪下半期欧美文化思潮特别是进化论思维的影响。因为在当时的欧洲，进化论对思想和宗教发展史论的影响便是把“人类精神的自然发展”看作一个由多神教向一神教乃至科学发现过渡的过程。他相信神的国度“不只建在人的心里，也建在世上一切机构里；为使人现在或将来得到救恩，包括身体和灵魂……神的国度与人类日常生活是不可分的，那些尽力改善世俗世界的人，配得将来永远的祝福”。他重视现世和今生，试图以教化和传布福音相结合的方式，采取启迪民智进而改造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这一渐进式传教道路，最终引导中国人皈依基督。

二、传播福音与兴办世俗事务的有机结合

来华之前，李提摩太就相信基督教能够改造中国人的心灵。中国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意识到理想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巨大差距。基督教传播的主要障碍是普通民众低下的文化水平以及赤贫如洗的生活状况。李提摩太极其关心中国福音的工作，认为狭义的福音传播应该加上广义的西方知识。他把福音的传播与兴办世俗事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希望能最终引导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基督教。

1、赈济灾民

1876～1879年，中国华北地区发生了一场特大旱灾。在他看来，这正是他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契机。

为此，李提摩太积极投身到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募捐和赈灾活动中，在赈济灾民中传播上帝的福音、散发印刷品。面对严重的旱灾，各地官民纷纷祈神求雨。李提摩太在城门张贴布告，宣称：“若想求得雨，最好抛弃死的偶像，追求活的上帝，向上帝祷告，按照他的戒律和要求生活。”为了救助灾民，他又多方募集资金，除向中国各地的传教协会募捐外，还向英国浸礼会写信，请求浸礼会拨款，赈济灾民，把中国人从饥荒下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守正确的道德准则。此外，李提摩太还积极向中国地方政府建言，进献救灾良策，提出向粮价低的地方移民，以工代赈等具体的赈灾措施。

通过赈灾活动，李提摩太发展了一些教民，也对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还与中国底层百姓、上层官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建立了比较广泛的联系。

2、进行科学演讲活动

在山西的赈灾活动，使李提摩太意识到。导致灾荒以及民众贫穷的原因是：“对于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热衷于在自然界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的本领。”因而，他想通过向官员和学者做一些演讲，使其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并为他们指出一条路，一条利用蕴涵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

同时，对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进行科学演讲活动，也是李提摩太实施计划的一部分。他深知使普通的老百姓转变信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首先向官员和学者们，还有那些将来成为官员的人展示西方研究成果，可以开发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改善通讯状况，使中国人民受益，从而达到传播基督教的目的。官员和学者以及将成为官员的人，是李提摩太苦苦追寻的“上等人”。这些“上等人”形成的土壤，最适合于他们播种福音的种子。对他们进行科学演讲活动，可以把宗教传播与西方文化的推介、现代科学的推广、现代新发明新技术结合起来，敦促清政府积极改革，建立现代教育。那样，基督教必将自然而然地伴随着科学的引进而引进。

为此，从1880年至1884年，李提摩太花1000多英镑购买了许多西方书籍和教学科研仪器。这些西方书籍主要有：神学、比较宗教学、天文学、电学、化学、地理学、机械学、医学等。教学科研仪器主要有：望远镜、显微镜、手工发电机、电池、电压表以及照相器材等。利用这些书籍和仪器。他定期对山西、山东、北京等地的官吏士大夫做关于天文学、化学、蒸汽机、电学、光学、医药学和外科学的

演讲。这些演讲使这些官员和士绅们第一次知晓了近代西方科学并加深了对基督教的了解和认识。另外，他还先后撰写了一系列宗教、人文学科、教育学科方面的文章或小册子，分赠各级官吏以拓展他们的视野。李提摩太认为：通过官员和士绅提倡基督教，进而影响下层民众信教的方式，使传教工作进展得更加顺利。

3、创办山西大学

普济贫弱民众、创办新式学堂，使更多的人接受基督教化，这是李提摩太来华传教的重要方式。在清末山西发生教案的特定背景下，他创办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最早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山西大学堂。

1901年，利用协助奕勖、李鸿章处理山西教案之机，李提摩太提出从庚子赔款中拿出50万两返回给山西，每年5万两，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他认为建立西式大学，可以克服人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屠杀的主要原因。1902年，慈禧太后以他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山西巡抚岑春暄聘请他担任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山西大学堂以西学为主课程设置，仿效英式教学管理，以英美传教士为主的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校舍的建筑与仪器设备的购买，凝结了李提摩太的许多心血和汗水。

尽管山西大学堂没有正规的基督教神学课，却能使传教士在文化讲座上自由地讲述基督教的益处，也能让传教士老师公正地给学生讲解各种宗教派别，与学生一起探讨基督教。此外，在这里还可以和当地官员一起交流基督教的看法，邀请官员、士绅、学生不定期地在学校举行礼拜。

4、顾问洋务鼓吹变法

顾问洋务，鼓吹变法，也是李提摩太福音传播与兴办世俗事务有机结合的重要一环。在与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洋务大臣交往过程中，李提摩太对洋务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李鸿章在与他的接触中，多次批评顽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态，表达了对西学的认同和要求变革的愿望。李提摩太还曾向李鸿章提出过很多政策建议，如派遣皇室亲贵到国外考察、兴办西学等。其中许多建议。后来还被清政府采纳实行。曾纪泽对李提摩太为中国做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也是倍加赞赏，并督促他在高级官员中散发，也认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教育”。

维新派人士更是将李提摩太奉为精神领袖。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鼓吹变法主张。这些著作对当时的维新派影响巨大，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康有为“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他曾公开承认，其维新思想的形成，主要归功李提摩太和林乐知。后来，维新派的许多主张其内容也几乎照抄广学会的各种刊物。梁启超曾经自告奋勇承担了李提摩太在京期间的秘书工作。另一个维新派骨干谭嗣同，也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1894年，读完李提摩太撰写的《中国失地失人失财论》后，谭嗣同深受启发，随之坚定其变法的决心。另外，李提摩太还出入厅堂，游说李鸿章、张之洞、翁同稣等当朝权贵支持变法。在与翁同稣交谈宣扬基督教义的同时，他提出“对中国生死攸关的四项要求”。在得到光绪帝的首肯后，发表于广学会的报纸上。

李提摩太在华传教过程中，将西方基督教福音的传播与西方文化的推介、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以及清政府积弊和改革以及现代教育的建立等结合起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李提摩太既是福音的传播者，又是西方文明的传播者。

三、传教方式的本土化

李提摩太多次向人宣讲：基督教福音的传播既不能靠武力来支持，也不能靠条约来保证，它的传播必须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和方法，使基督教中国化，便于中国人接受。

1、调和福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李提摩太刚到中国传教的头两年，也一直采取传统传教士所采取的游街串巷散发《圣经》小册子的形式传播福音。然而由于福音话题的隔阂，再加上文化宗教之间的重大差异，其传教收效甚微。那些参加聆听布道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农村的、偶然路过的流浪者，他们出于好奇，来看看外国人及其野蛮的服饰。另外，由于对中国人的语言、文化以及对中国的宗教史知识了解的贫乏，也导致其传教效果的不佳。

为此李提摩太认真学习中国文字，穿上中国人的服装，甚至买假辫子戴上，同时精研儒道佛等中国宗教，从中找出共同点，从而使基督教更易于为士大夫阶层接受。他有意识地把基督教中的上帝与中国古代的圣人合为一体。“耶稣之言天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言天道也。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其心同，其理同也。”他还讲中国宗教和西方宗教是同源的，“其道并行而不悖，彼此相助，可两存而不可偏废也”。在青州的时候，李提摩太就开始研究理雅各翻译的儒家经典。后来，他的一位朋友给他一本佛教的《金刚经》，他坚持每天研读抄写一个小时。通过对这些经典的学习，他掌握了很多在中国人中常用的宗教术语，并尝试用中文词汇去表达基督教的思想。基于对中国佛教、道教文化的了解，李提摩太认为：传教士要多学习中国宗教文化、尊重中国宗教文化的特点。

此外，李提摩太十分尊重祭祀祖先等中国传统礼仪。他认为中国人祭祖并非是迷信活动，也非偶像崇拜，而是一种“孝亲”，是一种道德规范，并要求传教士不要干预，更不要反对。

2、雇用中国人进行传教

在传教过程中，李提摩太发现中国人向中国人传教的效果比他们亲自传教要好得多，因此他们开始培养一些中国助手。他认为，基督教本土化的最有效途径是采用中国人自己的传教方式。

在英国浸礼会的演讲会上，他主张从沿海省份开始，借以引导大清帝国的领导者接受基督教，并由他们去教育他们的同胞。他深信最节省和最有效的传教方式，不是劳民伤财地把溪水引上山，而是通过受教育阶层灌输给普通大众的方式将溪水自山上向山下灌注。在《中国急需：善良的撒玛利亚人》一文中，李提摩太说到：“要认识到在数量上大量增加训练有素的中国牧师的重要性，通过他们可以很方便地接触民众。要为训练这些牧师领会教义而开设学院。他深信中国必将转化为基督教国家，但这种转变不是由外国人完成，而是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在这文章中，他还举例说，爱尔兰长老会在东北地区进行的传教工作最成功的原因，就是长老会为每名传教士平均配备7名当地人协助工作。

3、力图取得传教活动的合法化

李提摩太认为：“任何宗教，唯有取得中国政府的谅解才能获得最好的结果。”因此他特别重视结交中国的领导阶层，包括政治、宗教等各领域的人物。他利用与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权贵私交甚笃的特点，多次向中国政府官员表达要求保护基督教信教的自由。如他在与张之洞和李鸿章的交往过程中，要求查禁诽谤基督教的图书。1896年，他在与翁同稣的会谈中，提到“信教自由，是一最好的方法，华人对佛道教，以前也间攻击，以

后任人民自由信仰，倒安然了。盼望对于基督教也要如此，不加禁止，任人传习”。在与恭亲王奕(讠斤)的交谈中，李提摩太希望他“唯愿对于基督教，听人民有传习的自由”。

同时，李提摩太还想通过法律，来防止各地群众反对基督教事件的教案发生。1884年，他在北京向清政府提出取得信仰自由的权利，同时又想组织一个福音联盟以防止教案的发生。1890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出席了第二届传教士大会期间，呼吁应该关注清政府传播对基督教的敌意，并建议向中国皇帝上书澄清基督教的精神和真实目的，并要求下令没收诽谤基督教言论的出版物。会后，成立委员会，负责向皇帝起草请愿书，要求清政府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

1895年，李提摩太与沃瑞向总理衙门递交了请愿书。次年2月，翁同龢向李提摩太口头保证，造谣中伤基督教的宣传材料将被清政府禁止，各级地方政府被告知要本着友善的态度对待传教士。1902年，清政府通过上谕，邀请李提摩太制定基督教与中国民众和平相处的规定。后来，李提摩太制定了保护基督教信仰自由的7项条规，并得到接任两江总督周馥的肯定。

四、进行文字布道工作

在华传教初期，李提摩太发现观众对外国人的好奇因素远多于对福音的兴趣，对观众进行直接的宣讲福音总是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能直接聆听讲道的人很少，传教士不能到达的地区则根本听不到福音。为了“寻找如何借一个带领一百万人信主的方法”，他认为传教士的适当角色是“介绍神所说的话和基督教的祝福，给那些准备好要接受的中国人”。那些准备好要接受的中国人，就是中国官员、士绅以及其中国的民间宗教领袖。而对这些人进行宣教工作最迅速，影响更广泛的手段是文字布道工作。李提摩太认为，通过介绍西方文明出版品，可以使他们有接触基督教的机会，避免民众与传教士当面冲突的可能，也有利于保护教会人员的人身安全。

1897年，李提摩太在伦敦演讲时，在论及文字宣教工作的重要性时说到：“第一，印刷的书刊比口头的讲道对中国士大夫们更合适。在公开场合中对基督教持有敌意的士大夫们，在私人家庭生活中可能因着文字工作被带到主前。第二，借文字来宣扬基督教，较不会引起暴动。第三，文字工作比其他方法较直接间接地接触更多的人，也接触得更快更有效。”他认为：传教士教育工作者“应当在对舆论进行教育这一方面多做一些工作”。甚至他还断言：“如果被任的教育工作者不为中国杂志写一些文章，那么中国人能从什么人那里得到真理?”

1890年7月，李提摩太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邀担任《时报》主笔，乃以此为阵地，为洋务运动大造舆论，倡言变法自强。此后不久，他退出差会成为独立的宣教士，全部时间都用于从事基督教文字宣教工作。次年，他又接替韦廉臣任同文书会督办，并将其改名为广学会，确定了透过基督教观点，用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著书立说，借以教育人民，特别针对中国有识之士与官员的办报宗旨。李提摩太主张：“每一个与广学会有关的人士，他的最大目标就是推广基督教文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中国所需的新道德的动力。”

1910年，李提摩太在爱丁堡大会上，再次演讲努力使人认识到基督教文字工作的巨大价值。他说：“在中国的教务合作中，最薄弱的链条就是缺乏有价值的基督教著述。”后来，在永久委员上，他再次发言认为：“在传教基金发放方面，分配在福音传播、教育和医药方面的资金非常充裕，而文字工作方面分配的资金较小，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忽视文字工作了。”他在论述报刊作用时说：“中国苟行新政，可以立致富强。而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非得通达时务之人主持报事以开耳目，则行之者一，泥之者百矣。其何以速济，则报馆其首务也。”

虽然李提摩太未免夸大了报刊书籍的社会功效，但传教士编译出版的有关历史、地理、理化、伦理、宗教等方面书籍，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吸取现代知识的主要来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做了杰出贡献。如他与蔡尔康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是“晚清所有翻译西方历史书籍中销售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

毋庸置疑，李提摩太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福音传播使者，其狂热执著的宗教信仰精神，以及多年的传教经历，使他认识到要使上帝福音为中国民众所广泛接受，教会就必须要关心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关心民心冷暖疾苦，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并使基督教义广泛融入中国官员士绅的价值体系中。

来华不久，李提摩太就抛弃了传统自下而上的走村串巷式的街头布道形式的传教方式，开始寻找一条自上而下的广义福音传播的路线，并为此不惜历尽千辛万苦。他在致力于传教的同时，又热衷于中国文明和社会的建设，甚至不遗余力地鼓吹及至投身于当时中国的政治改革中。其传教过程，无论是其广度还是深度，都大大推动了由利马窦所开创的传教路线和策略，走上了一条“李提摩太式”的传教路线。

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