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者手记：为了推进东方外交史研究，总结历史上东方国家对外开放的经验与教训，我们邀请了澳门大学黄枝连教授、魏楚雄教授、外交学院熊志勇教授、印度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淮北煤炭师范学院谢丰斋教授进行了一次笔谈。五位教授从广阔的时空背景探讨了东方历史上文明交流、融合与冲突的复杂过程，让我们看到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是一个异常曲折复杂的历史，同时我们也看到正是这些交流才促进了东方历史的整体发展。探讨东西方文明交流与融合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可能带来的冲击，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一项不可不做的基础工作。现将五位教授的笔谈整理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关键词]东西方文明交流，鸦片战争，五四运动，费正清学派

[中图分类号]K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0-0078-06

陈奉林(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自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东来时代起，包括基督教教义在内的西学即开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直到近代西方文明大规模涌入后更是如此，其势汹汹。黄先生，您如何看待西学在中国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呢?

黄枝连(澳门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教授)：我不赞同“西学”在近现代的中国没有什么大发展之说。其实，它是大有发展的。2008年5月，在陈奉林博士召集的北京外交学院外交学系“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融合”研讨会上，我提出所谓“中华文明的3+2+1论”：关于基督教文明及其美式文明进入新中华文明的事实，可见之于港澳特别行政区的两部《基本法》及其“一国两制”。因此，怎么能说西方文明及其“西学”没有在中国大展宏图并落地生根呢?我也认为，冷战时代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个世界之争”，其实是西方文明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斗争，我们不过是被卷进去罢了。

在发展范式上不再纠缠姓“社”、姓“资”，是意味着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的开展上对西方近现代发展范式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应用。在一个意义上，三十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在于中国人认识到西方近现代的发展范式有其可取之处。因此，试图根据中国的实际寻求一个崭新的发展范式。加入WTO和刚刚闭幕的被世人普遍叫好的奥运会，不也显示西方文明的威力吗?总的来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东西对中国产生了深远重大的影响。因此，19和20世纪以来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近现代文明进入中国，是使中国脱离其单一化和趋同化的例证。幸而有此注入，所以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才出现另一次的飞跃。

陈奉林：改革开放后，以健全的心态走向世界，一切民族的优长的东西都要学很重要，但不容易做到。近代以来存在的夏夷之争、中西学之争、“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本位问题的论战以及走什么道路之争等等，都是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谭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

谭中(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这个问题牵涉太广，很难简短回答。我看过一些所谓的“夏夷之争”的辩论，觉得关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多源的问题必须要有整体观念，要把中国文字历史传统和地质学理论、考古发掘资料相结合来科学地研究。我倾向于地球陆地板块迁移理论，认为印度大陆板块从“Gondwana/冈瓦纳古陆”分裂出来，向“Laurasia/劳亚古陆”中的中国大陆板块移动、两者拥抱，越抱越紧而挤出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来，在这儿周围形成一个茂盛的生态区域，并向北、向南流出四条文明之河，向南的印度河与恒河孕育出印度文明，向北的黄河与长江孕育出中国文明。人类祖先腊玛古猿发源于这一地带(云南发现腊玛古猿化石最多)，生存于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和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是我们现在所知的中华民族最早祖先。大禹是“巫山猿人”后裔，羌族在最早中国民族中起过重要作用等等。这些都必须超越“夏夷之争”，重新认识，深入研究。所谓“中学”“西学”都不是以整体观念、从人类进化的范式来探讨问题的。东方注重“精神文明”与西方注重“物质文明”只是相对而言，不必搞成“二元对立”。

普林斯顿大学英裔经济历史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于1998年为巴黎OECD出版的《中国长期经济成就》(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勾画出自从秦始皇大一统以后所建立的容纳了人类1/6到1/3的经济最发达的中国。我把这样一个政治实体比喻为经历过两千多年的狂风暴雨、地震山崩而没有倒塌的全球独一无二的“su-perdome/穹顶”建筑。这样的文明智慧必须很好总结。比方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衬托出的是中国农业文明注重“生”，让万物化育；“天人合一”道出了中国经济发展不破坏生态环境；《天工开物》说明中国是能工巧匠的社会，擅长于创造精美物品等。还有“大同”“小康”的理想境界，都可以发扬光大，帮助中国在21世纪走出符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反之，如果一心一意要把中国发展成第二个美国，用百分之五人口消费百分之25地球资源的比率生存于世，那就必然为别国所不容而引起冲突与世界灾难。在这基本的两大范式之间是没有选择的，那形形色色的“道路之争”都于事无补。

陈奉林：自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与技术引进中国已有百年了。在这百年当中，科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显，但在我国并没有太多的独创。黄先生，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黄枝连：如果以过去500年，即公元1500年至1999年作为世界近现代史，则它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的西方文明成为优势文明的时代。西方的兴起显然是在其内部发生制度变革、科技与观念进步的情况下取得的，其大意可以概括为对境内外一国内外的差异性因素寻求多元化的处理。这是产业结构多元化及政治结构多元化及文化教育多元化的内在动力。过去500年的历史，充满了同西方人有关的大小战争，包括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美苏的冷战。

相较之下，明清两代政治经济结构的特点便是趋同化，即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所谓儒道释组成的中华大传统，到明末清初形成以理学道学为主体的学问或道统。清朝前期几个皇帝，所谓康乾盛世，其实也是建立在这种以儒学—儒术一理学为主体的单一思想体系之上的。我所谓的“天朝礼治体系”对东亚地区的区域秩序虽然曾经有一定的稳定性作用，但在遭遇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挑战时，却无丝毫防卫作用。

鸦片战争带来的便是中华帝国这种日益萎缩的“单一体系”的无能为力及全面崩溃。所谓“同治中兴”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士大夫并未认识到中国本身的问题和发展需要用多元化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体系来处理。康梁的“百日维新”，可以说是往“差异性因素做多元化处理方向”靠拢；而“五四”运动中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则是进一步向西方文明靠拢。但对中华传统的大势否定，则对西方文

明发生趋同化和单一性的倾斜。

因此，自19世纪末年到20世纪中叶，中国人没有在科学技术上取得重大的原创性成就，远一点的根源是明清两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单一化与保守化，故步自封，把统治精英和社会人士的注意力集中在很古老和狭小的典范里。当然，这同西方支配世界500年相应的中国持续五百年“大停滞”有关系，也同国破家亡，遭遇内忧外患有关系，即大家都忙于避乱和打仗，也就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发明与制造了。所以，迄20世纪末年中国人在现代科学技术上没有什么突破性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科学没有完成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创造出新的科学技术。

陈奉林：进入近代以来，东方几乎所有国家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等都受到了欧美文化＼文明的冲击，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从封闭狭窄的国内转向异彩纷呈的外部世界，力图采借西学，富国图强。魏先生，您怎么评断这段历史呢?

魏楚雄(澳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首先，从历史长河来看，这种冲击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东方对西方冲击的结果，并非完全是单向的。例如，奥斯曼帝国曾在苏莱曼大帝统领下于16世纪扩张为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控制了西方经西亚通往东方的贸易之路，对西方造成冲击，结果促使西方借鉴了穆斯林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某些因素，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并另辟了通往东方贸易和殖民的新航路。随后，日益强盛的欧洲反过来利用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对土耳其多次进逼，使其逐渐成为“欧洲病夫”。

其次，冲击或挑战也意味着机遇和变革。东方各国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应对来自西方的不同冲击与挑战。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的瓦解及其民族危机为凯末尔在土耳其进行剧烈改革提供了良机。虽然凯末尔巧妙地采取了阶段性改革的措施，于较短的时间内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创立起新共和国，但凯末尔主义的实质是现代化和西方化。凯末尔在土耳其不仅发动了经济改革，而且也开展了政治革命、宗教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相比来说，英国的殖民主义模式也为印度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英国在印度引进的西方教育模式、文官制度和法律体系，无疑为圣雄甘地非暴力主义和独立运动的成功创造了前提。然而，与凯末尔不同的是，甘地巧妙地把西方的法治观念与印度的传统文明结合起来，使得古老的印度民族和宗教获得了巨大的现代活力，并让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获得了世界性的和历史性的意义。

中国和日本也都在被迫打开闭锁大门之后试图走西方化的道路，但两者的历史条件与选择不同，而且，日本素有乐于学习外国文化和先进经验的传统，号称“好学之民族”。所以，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改革领袖能够采取“走出去、拿进来”的态度，把几乎一半的政府领导人带到西方去转了约两年，全面详尽地考察和学习了欧美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行政措施及文化教育设施等，为日本成功实现现代化找到了借鉴。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虽然中国上上下下有不少改革志士力图“西学为用”、富国强兵，但在改革之前没有在中央政府树立改革权力的政治变革，中国的改革领袖无法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样有效大胆地推行改革政策，直至中国最后不得不通过一场革命来摧毁封建势力和传统体制，然后再重新开始其现代化的进程。

陈奉林：“冲击—反应”模式是费正清等西方汉学家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解释东方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析模式，认为东方历史是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逐渐走向近代的。谭先生，您是怎样评断这个分析模式的?

谭中：“Challenge and response/挑战/冲击—反应”论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整体观念联系世界事物的杰出分析，已故当代美国中国研究泰斗费正清等人更具体地把它运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上。从黑格尔到费正清以及他的门徒都有一种东方文明落后，是西方文明使东方社会现代化的根深蒂固的成见(费正清还说过，新中国所有好的事物都是西方影响造成，所有坏的事物都是中国落后传统所致)。正是因为这种成见使费正清认为在十八九世纪阻碍中国和西方正常往来的是他所谓的中国“朝贡体制”(tribute sys-tem)，又说西方国家采用了所谓的“条约体制”(treaty system)来取代“朝贡体制”而使中国和现代世界联通，从而使中国历史有了从“伟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到“现代改造”(modem transformation)的大转变。这一理论对世界学术界分析中国近现代发展的影响极大，特别是其中滋生的“中国中心论”(Sinocentrism)。当前全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差不多都是以此为理论依据，说中国至今仍然有一种“middle kingdom/中国”心态——把中国当作世界中心，把外国当作“蛮夷”。

我于1960及1970年代在印度研究并教授中国近代史时，曾经猛烈批判“费正清学派”(指他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列》丛书的作者)用时髦的西方理论来粉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我在印度出版的两本英文书：《中国和勇敢新世界》(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以及《海神与龙》(Triton and Dragon：Studies on Nineteenth-Century and Imperial-ism)已经变成印度大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使印度学者能看到替代“费正清学派”的、从中国发展本身来看“挑战与反应”的论点。我曾经到哈佛大学去见过费正清教授，也在学术文章中不断向他挑战却得不到反响。但我高兴地看到，他晚期的著作中，把“条约体制”(treaty system)改成了“不平等条约体制”(unequal treaty system)。我认为不论是中国发展的实践也好、还是学术研究中国历史也好，都要注意切莫“东施效颦”，可以参考西方的权威理论，但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走出中国自己的路子来。在西方学术界，费正清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样权威了。

陈奉林：魏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就是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讲的“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问题。作为历史学者，您能否给我们稍微展开谈谈这个问题?

魏楚雄：早在2000年，王家范教授就在“解读历史的沉重——弗兰克《白银资本》读后”(《史林》，2000年第3期)一文中，对弗兰克一书提出了犀利精辟的批评。我比较赞同王家范教授的观点。无论东方的衰落跟西方的兴起是同步还是先一步或后一步，无论东方的衰落同西方的兴起有多大关系，这两者之间绝非简单的此伏彼起或此起彼伏。东方的衰落有其深刻复杂的诸多内外部因素，其深层原因同西方兴起的原因一样，实在跟许许多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因素有关，远非白银

的跨国度流动所能简单地以一言以蔽之。虽然弗兰克一书旨在抨击曾被萨义德大师讨伐过的“西方中心”观即“东方主义”，但实际上弗兰克理论可谓是一种“新东方主义”，因为从喜欢利用“神秘之东方”来标新立异、开拓学术生涯这一点来说，弗兰克跟“东方主义”者没有本质的区别。从冲击传统思维、构建“整体主义”理念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弗兰克的贡献确实不小。其书大胆地挑战了许多影响广泛的西方经典理论，把西方与美国的“欧洲中心论”和“欧洲特殊论”从天上摔到地下。然而，弗兰克试图以“东方中心论”来取代“西方中心论”的作法，两者实际是如出一辙。我反对任何“中心论”的提法。在世界历史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历来有强弱、高低之分，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互相影响，兴衰不定。这正应合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陈奉林：我想请熊先生从中国外交史的角度，分析一下近代西方对东方国家的冲击和影响。

熊志勇(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19世纪的中国的确是在西方的冲击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欧洲从十六七世纪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这期间中国并不缺少同欧洲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未促使中国产生自我改造的动力。相反，面对欧洲殖民者的挑战和威胁，清政府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若不是19世纪中期以侵略战争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西方冲击，中国的近代化可能要走上几百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自然发展那只是一种无法证明的假设。19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对中国是痛苦的。在这种冲击下，中国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像非洲那样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二是简单地进行反抗，中国人作过尝试，但无法达到驱赶外国人的目标；倒是第三条道路给中国带来了复兴的希望。这就是主动地向西方学习，恢复独立的道路。如果说，19世纪时中国的变化是西方冲击的结果，那20世纪中国的变化则是自己主动争取来的。实际上，这种主动向别人学习、逐步改造自己的过程，从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就开始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从新的战略思维出发，打开了通向西方世界的大门，在开放的过程中从疑惑到逐步理解，并根据自己的条件加以吸纳。

陈奉林：谢先生，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表明，近代以来随着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开启，不仅有欧洲经济圈的扩张，还同时存在着东亚经济圈。过去我们只知道近代以来欧洲人开辟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世界经济圈开始形成。你能够对世界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的存在做些解释吗?

谢丰斋(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地理大发现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大约1500年前后，欧洲人开始从欧洲的一角走向世界各地。1494年，由罗马教廷主持，西班牙和葡萄牙缔结了双方在全球范围内划分势力范围的托尔特西拉斯条约，葡萄牙占了东半球，西班牙占了西半球。此后，葡萄牙主要绕航非洲好望角，向中国、印度和印尼等东方国家航行；西班牙主要跨越大西洋向美洲航行。他们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商馆和商站，他们的商船在美洲、欧洲和亚洲之间进行大三角贸易，这就是世界市场的初步奠立。此后不久，英国、荷兰、法国等国也加入进来，掀起了16～18世纪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商业战争。

东亚经济圈的存在一直被忽视，没有引起学者认真的研究。实际上，在近代以前东亚是存在面积广阔、历史悠久的经济圈的。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自西汉以来、甚至更早就已经存在，唐宋时期曾达到鼎盛，当时中国开放的口港包括泉州、福州和广州等地，管理外贸的机构称“市舶司”。元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因为元朝的统治者已经将中亚、西亚和东亚各地在血缘上联为一体，海上交往甚为便利。明初时期郑和下西洋，已经将马六甲、印尼群岛的许多地方纳入中国的附属国，他们不时地对中国进行朝贡贸易。近代以来，欧洲人进入东方贸易圈以后，并没有很快取得优势，而只是作为一个贸易伙伴加入进来，而且在中国沿海受到很大限制，他们不能与中国官方直接交往，只能与“十三行”的行商进行贸易。

陈奉林：熊先生，您是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我很想听听您怎样看待美国战后以来一直保持科技与经济强国大国地位的。

熊志勇：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分显示了自己。战后至今，美国依然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对于美国能在～个世纪的时间里长久不衰，在我看来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是美国自身条件好，如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适中保证了较大的消费市场，周边没有挑战者等等。二是美国不断地采取各种改革来缓和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使肌体各个部分能正常运转，如给予黑人以平等地位，采取项目计划的方式做预算等等。三是美国实施了激励创新的政策并建立了相应的机制。它不仅在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而且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也掌握着话语权。四是美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条件，推行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全球化，倡导建立了处理政治和安全事务的联合国、处理经济事务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五是美国避免同大国发生战争，而是通过局部战争、冷战或演变等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陈奉林：“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觉得可以用它来观察今天东亚地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魏先生，您同意吗?

魏楚雄：所谓“天下大势”，既可指一国的天下，也可指全球的天下；既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大势，也可指一个地区和世界的大势。所以，“天下”在《三国演义》里是指中国，但在今天是有空间前提的，可指一个国家或更大的范围。纵观世界各国，很少有一个现代国家再会分分合合的。同样，虽然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战争与冲突、彼此间分分合合，但当世界进入了全球化进程以后，这种趋势就开始向合的方向递增、而向分的方向递减。因为全球化会把各国家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密切融合在一起，使彼此的利益无法轻易切割分裂。

从当今世界看，冲突和战争频繁发生的地方，往往是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地方。东亚地区在历史上总是分分合合，仅20世纪前半段里就发生了两次重大冲突：太平洋战争和朝鲜战争。可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很快把东亚的不少国家和区域纳入了全球化的经贸文化网络。虽然现时东亚各国在各种问题上仍时有纠纷与冲突，但它们明显都在努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东亚各国只要在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卷入得越深，它们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就越大，而彼此之间出现破坏性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小。东亚地区的全球化和经济合作发展势不可挡，而且这种发展会是单向性的、不可逆的。

陈奉林：谢先生，根据您多年对中西方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您认为这两大经济圈之间是否存在着密切交往呢?

谢丰斋：这种交往承接中世纪的贸易格局，关系一直十分密切。1989年，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世界体系》一书中，曾将“黑死病”以前的非亚欧世界体系划分为三个紧密联系的亚体系：即欧洲亚体系、中东亚体系和东亚亚体系。

16世纪初，欧洲人初到东方也记述了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1517年8月，第一批葡萄牙船队抵达广州珠江口。葡萄牙使节皮莱士根据他的见闻完成了《东方概要》一书。他声称中国有一千多艘帆船(junco)活跃在海外市场，他们运出的中国物产十分丰富，既有各式各样的锦缎，也有不计其数的瓷器。与皮莱士同时的杜亚特·巴布萨(Duarte Barbosa)在《东方纪事》一书中提到，中国海外有很多富商，有很多装备4根桅杆的中式帆船。中国人用这些船活跃在马六甲、苏门答腊、马拉巴和坎贝之间，运销的货物计有铁器、硝石、丝绸、胡椒、药材、香料、珊瑚、棉布和各种小件货物。16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两部关于中国的专书，即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克卢士的《中国志》和奥斯丁会修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克卢士曾提到，清朝政府的禁海令颁行以后，一些华人到海外经商，不再返回，南洋各地都有这类华人。他们常在葡萄牙人庇护下乘自己的船返国，而请葡萄牙人代缴税款。

皮莱士曾提到，许多中国人出海时带着妻子儿女，始终在船上生活，在陆地上没有房子和住所。不过，我们看到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曾提到16世纪有一个中国商人在印尼生活时，娶了一个当地的妻子。1571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明都洛外海营救了一艘中国沉船，这些人回福建漳州，宣称西班牙人正在菲律宾营建马尼拉城，并急于招商，引起1572年中国商人将大批丝绸、瓷器和许多值钱的商品运到马尼拉。于是西班牙人就地打造两艘大帆船满载这些中国货，在1573年驶抵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1576年，漳州月港与马尼拉之间的帆船贸易完全固定下来，从此，漳州、马尼拉帆船太平洋贸易年年进行。直到1815年墨西哥战争爆发后，才宣告这条太平洋丝绸之路的终结。

陈奉林：谢谢五位教授应邀参加我们的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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