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平

人是个多面体，作家的人格结构尤其复杂；人均有凡俗气，汪曾祺亦不例外。当然，汪曾祺凡俗而不庸俗，他有常人的凡俗气，而无常人的庸俗趣味、庸俗作风。眼下，研究汪曾祺及其作品的论著已汗牛充栋；不过，研究者尚未充分关注他的凡俗气。这严重影响了学术界客观、准确地认知、阐述和定位汪曾祺及其作品。

拥有博雅圆熟的人生修养、高雅精致的生活与艺术品味，是汪曾祺一生的诉求和理想。为此，他自觉地忌讳、规避和否定凡俗气。当然，汪曾祺忌讳、规避和否定凡俗气不等于他没有凡俗气。他以薄俗尚雅、避俗求雅为生活实践和文艺实践的主导价值取向，意味着凡俗气是其生活实践和文艺实践的背景和底色。当他的思想观念随人生道路、时代思潮变化而改变时，他相应地改变了凡俗气在其生活实践和文艺实践中的结构性功能和成分。汪曾祺1987年三个月的美国之行，使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连远在国内的施松卿都觉察出他“整个人开放了，突破了儒家的许多东西”。的确，受欧风美雨洗礼后，老年汪曾祺“好像一个坚果，脱了外面的硬壳”，他在致聂华苓的感谢信中清楚阐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本来是相当拘柬的。我像一枚包在硬壳里的坚果。到了这里，我的硬壳裂开了。我变得感情奔放，并且好像也聪明一点了。”国际写作计划(Program)1987年10月举办“我为何写作”讨论会，汪曾祺在会上发言时郑重宣布：“我今年已经六十七岁，经验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不得不从云层降到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