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遇到不高兴的事情，就会哭着跑去找妈妈，将脸埋在妈妈的旧围裙里。父亲认为我是妈妈的跟屁虫。他是一个坚强的、旧式的农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对于男人的意义有着强烈的主张，他理解不了妈妈的围裙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舒适和安全感。

每天早晨，妈妈走进厨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套上围裙。

那是她的武装。爸爸说。

这是我的工作服。妈妈说。

妈妈喜欢将她的围裙个性化。当爸爸去服役的时候，她从他的军装上拆下一小片碎布，缝在她的围裙上。数年中，她又在围裙上添加了许多别的东西。有从我爷爷的旧格子花呢衣服上剪下来的一小片布；她还将一片像奶奶的银发一样的闪闪发亮的灰绸缎缝到围裙上；还有我们婴儿毯上的碎布片；当我赢得一枚童子军徽章时，她骄傲地将另一枚一模一样的徽章缝在了她的围裙上。

当她换新围裙的时候，她会不怕麻烦地将那些布片和徽章拆下来，重新缝到新的围裙上。当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她穿的围裙已经不是第六件就是第七件了。那天，我俯下身去拥抱她，感到那些碎片轻轻地擦着我的衬衫，爸爸则和我握了握手。

在离家两个月后，妈妈得了重病。

我回家陪她度过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那段时间心情简直糟透了，我经常哭，要拼命控制才能不让眼泪流下来，爸爸仍然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我们知道他睡眠很差——我们已经很少听到他那令人欣慰的呼噜声了，但他一句也没有提及内心的痛苦。

在举行葬礼的前一天晚上，我又从不踏实的睡眠中惊醒过来，走进厨房，我听到爸爸在打呼噜。他正趴睡在餐桌上，坐在妈妈通常坐的位置。当我就着月光注视他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男人跟我没什么两样。我们都爱着同一个女人，现在，她的爱将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因为，此时爸爸面颊紧紧贴着的，正是妈妈的围裙。

编辑 张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