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华

关键词：

西汉；《鸿烈》；刘向；《淮南》；《淮南子》；子书；《淮南鸿烈》；《淮南鸿烈解》

摘要：

《淮南子》一书的名称历经千年演变，共出现了十多个不同的称呼。在成书之初，淮南王刘安将其定名为《鸿烈》，意欲向世人昭示他的成就。不久，刘向就代表官方将谋逆的淮南王书改称为《淮南》，并分内、中、外篇。内篇即是指代《鸿烈》，故《汉书》又称其为《内书》、《淮南内》。东汉中后期起，该书被尊称为《淮南子》，列入子书。当时的文人著述有时也以《淮南书》、《淮南记》、《刘安子》来指称。魏晋以来，《鸿烈》、《淮南》二名合成《淮南鸿烈》一名，有人又误把高诱的《鸿烈解》归之刘安名下。宋明学者亦不辨原文和注文，又以《淮南鸿烈解》之名代称《淮南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5-0025-06

西汉淮南王刘安招集宾客编撰《淮南子》一书，最初定名为《鸿烈》，然而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其他书名，见之于典籍的就有《淮南》、《内书》、《淮南内》、《淮南书》、《淮南记》、《淮南子》、《刘安子》、《淮南鸿烈》、《淮南鸿烈解》等。一书多名虽是古籍常有的现象，但《淮南子》的书名实在过于驳杂，甚至还有误称，因此疏理和考证这些书名的由来及演变情况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一、自名《鸿烈》，亦自称“刘氏之书”

《史记》只字不提《淮南子》，《汉书》也没有记载刘安自名其书为《鸿烈》的事实。然《淮南子·要略》有言：“此《鸿烈》之《泰族》也。”许慎注曰：“凡二十篇，总谓之《鸿烈》。”并在此篇题解中说：“凡《鸿烈》之书二十篇。”高诱称赞《淮南子》“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淮南鸿烈解叙》)。题名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亦言：“淮南王安著《鸿烈》二十一篇。”由此可见，《淮南子》最初定名为《鸿烈》是没有疑问的。

先秦时代，学者著书多不题名，或者仅有篇名而无书名，其名称多数是后人追加。到了吕不韦时则有不同，他自认为他的书能够“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所以冠名《吕氏春秋》。这是古人自名其书之始，也是以学术争名之始。刘安编著《淮南子》时不仅在内容上多袭用《吕氏春秋》，而且在著书目的上也意欲效仿，故自号其书曰《鸿烈》。许慎注云：“鸿，大也。烈，功也。”可知刘安将此书取名《鸿烈》实有邀名于当世之意。这种意图还体现在他对其他著作的命名上，如所谓《枕中鸿宝苑秘书》、《九师说》，都是以宏大取意。“鸿烈”一词，考之于先秦古籍，不见有使用者，考之于同时代其他典籍，亦不见有使用者。大概淮南王醉心于自己所编撰的这部书，特意造出“鸿烈”一词来作为它的名字。《要略》篇称：“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表明刘安对这部书的期望很高，以致成书不久便献给了新即位的汉武帝。王充评论此书：“《吕氏》、《淮南》悬于市门，观读之者无訾一言。”《西京杂记》引扬雄评语：“一出一入，字直百金。”可见，刘安也曾仿效吕不韦悬书于市门。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出于炫耀，以《鸿烈》为名更是要向世人昭示他的这番成就。《修务训》对此说得非常明白：“闲居静思，鼓琴读书，追观上古及贤大夫，学问讲辩，日以自娱……穷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废非，明示后人，死有遗业，生有荣名。”

然而，随着刘安背负叛逆罪名，《淮南子》也被打入冷宫，与“鸿烈”之意形成鲜明的反差。刘向校定《淮南子》后，便剥夺了《鸿烈》之名。推其原因，实与淮南王谋反一事大有关系。汉代君臣是把刘安作为一个反面典型来对待的，汉武帝曾说：“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盐铁论》亦说：“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刘向作为汉室宗亲，也不能摆脱这种意识的束缚。在他看来，叛王刘安所编著的书当然不适宜再用《鸿烈》这个响亮的名字，此是刘向改换书名的一个原因。但“鸿烈”一词并没有遭到禁锢，反而成了一个尽显尊贵的常见词。汉代皇帝常常在诏书里使用这个词来颂扬先帝功德，如汉和帝《举贤良方正诏》：“朕以眇末，奉承鸿烈。”汉顺帝《大赦诏》：“先帝圣德，享祚未永，早弃鸿烈。……朕奉承大业，未能宁济。”汉代文人也用这个词来宣扬祖先功业，如扬雄《解难》：“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冯衍《显志赋》：“每念祖考著盛德于前，垂鸿烈于后，……年衰岁暮，悼无成功。”依此而言，刘安为他的书取名《鸿烈》并不是以概括全书主旨为目的，而是缘于自夸的心理。高诱所注：“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则有失偏颇。

《要略》篇称“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论，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云云，进一步表明刘安对《淮南子》的倚重。淮南王自负地认为，以往的太公之谋、儒者之学、管子之书、晏子之谏、纵横长短、刑名之书、商鞅之法等等都只是一家之说，而他的这部书却能够“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刘安自称其书为“刘氏之书”，实际上也是受了吕不韦自称其书为《吕氏春秋》的影响，将出于众人之手的著作收归自己名下，欲以此立言不朽，传于后世。

二、改称《淮南》，书名遂见多起

《汉书·艺文志》载汉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淮南子》属于诸子百家语，自然也是刘向校理的对象。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叙》最早提及刘向把刘安这部书改名为《淮南》：“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谓之《淮南外篇》。”刘向的父亲刘德曾参与审理淮南王案，刘安的书籍恐怕大都归他所有。刘向《关尹子书录》云：“淮南王安好道聚书，有此不出。臣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汉书·刘向传》又说刘德得到了刘安的《枕中鸿宝苑秘书》。由此想见，刘向家里很有可能保存了一套十分完好的《淮南子》。这样，刘向校理起来就相对容易多了。

经刘向校定后，《淮南子》便以《淮南》之名逐渐在汉代士人中传播开来，并受到广泛关注。高诱称“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并非虚言。如《法言·问神》云：“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论衡·自纪篇》云：“《淮南》、《吕氏》之无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贵也。”《东观汉记》载元和初年汉章帝赐黄香“《淮南》、《孟子》各一通”。这也充分说明，东汉时期《淮南》一名已经完全取代《鸿烈》而流行于世了。

《淮南》成为《淮南子》的书名后，“淮南”一词就兼有地名、人名、书名三重含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淮南子》的称呼制造了混乱。章学诚对此提出过批评，他说：“《淮南内》二十一篇，本名为《鸿烈

解》，而止称《淮南》，则不知为地名与?人名书名与?”由于刘安得封淮南王，所以“淮南”也可以指刘安，如邹阳《上吴王书》云：“淮南连山东之侠，死士盈朝，不能还厉王之西也。”这样的话，“淮南”一词在同一语境下有时就有多种含义。如前面所引《法言·问神》之语，是评论刘安其人，还是评论其书?确实有点模糊。不过，从《汉书》本传和《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看，刘向定名《淮南》似乎是对淮南王及其宾客著述的一个总称，并非仅仅是针对《淮南子》。他根据著述的内容将其分为内、外、中三类。《汉书》本传称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王安。《淮南外》，三十三篇。王安。”班固大概是看到了刘向分成内书、外书和中篇的整理本，所以才有这样的记录。但是，由于《淮南内篇》的巨大影响，汉代文人便以《淮南》直接指代《内书》二十一篇。后来，因为《外书》和《中篇》的散亡，《淮南内》、《内书》作为《淮南子》的称呼就基本消失了。

刘向重定书名时习惯用人名来替代原书名，或者根据全书主旨另立新名，很少出现以地名作为书名的现象。他用《淮南》来总称刘安的书，是否违背了这一习惯呢?前面提到“淮南”一词在汉代具有多种指称，有时指称淮南之地，有时又可以指称淮南王。对照汉代典籍，刘向以“淮南”指称淮南王的可能性最大。如《法言》云：“乍出乍入，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显然是把淮南王刘安与司马相如、司马迁相提并论。《论衡》三次称作《淮南书》，明显是指淮南王的书。鉴于刘安谋逆的罪名，汉代人不称“淮南王”而称“淮南”以示对他的贬低。从这点来看，刘向定名《淮南》并没有打破他以人名作为书名的惯例。由于刘安的著述很多，《鸿烈》一名已经不能涵盖全部，所以刘向启用《淮南》一名来总括之，这是他弃用《鸿烈》之名的另一个原因。

尽管刘向代表官方旨意将淮南王书改名为《淮南》，但东汉文人并未完全遵照，称引此书时比较随意，因而出现了另外一些书名。《论衡》有时称《淮南书》，如《命实禄篇》：“《淮南书》日：‘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引文见于《齐俗训》，原文为“仕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高诱《吕氏春秋注》援引《淮南子》时多次称《淮南记》，如《仲春纪·贵生》注云：“《淮南记》日：‘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引文见于《俶真训》，原文为“夫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淮南书》、《淮南记》这样的名称不见于其他文献，多是称引者自取之名。

三、尊称《淮南子》，成为正式书名

“子”原是古代对男子的通称，何休日：“古者士大夫通日子。”其后字义引申，成为男子的美称，颜师古日：“子者，人之嘉称，故凡成德谓之君子。”自孔子之后，私学始兴。弟子门人一般尊称其师为“子”或“夫子”，纂集师说成书也冠以“某子”之名，如《孟子》、《庄子》等。这类著作历来被称作子书，主要是由于它们能够卓然成一家之言。《淮南子》虽是综合各家之说，但综合中也有创造，故两千多年来一直受到文人的肯定，刘知几赞其“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其被列为子书，尊称为《淮南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民国时期的学者刘咸炘却说：“庄逵吉日只题《淮南》，不必称子。此说是也……古书称引，皆但云《淮南》，不加子字。”这种看法与事实不符。

对于《淮南子》何时始称“子”，学界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淮南子》一名最早出现在东汉中后期，东汉文人在称引《淮南子》时已经使用了这一书名。通过检索两汉现存典籍，我们发现桓谭的《新论》、王逸的《楚辞章句》、《吕氏春秋》高诱注都有使用《淮南子》之名的现象。现将其称引情况大致统计如下：

《新论》，标明引自《淮南子》文共1处，称《淮南子》之名1处，版本为清人严可均辑校《全后汉文》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按：辑自《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引)

《楚辞章句》，标明引自《淮南子》文共11处，称《淮南子》之名5处，版本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四部丛刊》本《楚辞》，前者为12处，后者为6处)

《吕氏春秋》高诱注，标明引自《淮南子》文共21处，称《淮南子》之名4处，版本为《四部丛刊》本。(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吕氏春秋》高诱注，前者21处，后者5处)

将三书中的《淮南子》引文与今本《淮南子》原文对照，会发现多有不合。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称引的随意性和在流传中出现的脱讹、损益。由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新论》、《楚辞章句》、《吕氏春秋》高诱注中称《淮南子》是不是后人所增改?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新论》在两宋时期亡佚，原文已经不能得见，所以不能视为确证。《楚辞章句》和《吕氏春秋》作为重要典籍而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如果《淮南子》一名为后人增改，那么为何《楚辞章句》还约有六处称《淮南》，《吕氏春秋》高诱注约有十六处称《淮南记》、一处称《淮南》，而不全换成《淮南子》一名呢?显然，我们不应该轻易否定其可信性。

再结合当时的学术背景来看，东汉时期尊称淮南王书为《淮南子》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是，西汉末年刘歆撰《七略》，将《淮南子》归为“诸子略”一类，使其归入子书成为大势所趋。东汉文人在“淮南”之后追加一“子”字是合情合理的。二是，两汉士人称“子”的意识非常明显。为著老师的声名，他们常在其姓氏之前冠一“子”字，譬如公羊学有“子司马子”、“子北官子”等。扬雄自称扬子，其《解难》云：“客难扬子日：‘凡著书者为众人之好也。”冯衍亦自称冯子，其《显志赋》云：“冯子以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三是，《淮南子》一书在东汉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注解《淮南子》明载于文献的就有许慎、马融、高诱三家，另有存在争议的延笃。高诱受知卢植，注《淮南子》时常常提及“师说如此”，可见《淮南子》也曾得到卢植的关注。四是。东汉中后期儒学开始衰微，老庄思想重新被发现，《淮南子》偏向道家的宗旨正适合这一时期士人的口味。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淮南子》一名最早出现在东汉中后期是比较稳妥的看法。

被尊称子书后，《淮南子》的学术地位逐渐提高。至魏晋南北朝，《淮南子》一名又取代《淮南》成为刘安《内书》二十一篇的正式书名。魏晋文人征引此书时常称作《淮南子》，如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孔子家语》王肃注、王嘉的《拾遗记》、干宝的《搜神记》、《山海经》郭璞注和《穆天子传》等。南北朝时期，这一现象更加普遍，如裴驷的《史记集解》、《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在一些文人的文章中，也有称作《淮南子》的，如庾信《枯树赋》：“《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

悲。斯之谓矣。”需要指出的是，《后汉书》明明已经提及《淮南子》一名，而不少学者却认为《隋书》始称《淮南子》，此与事实相违背。《隋书·经籍志》把《汉书·艺文志》“淮南内二十一篇”改录为“淮南子二十一卷”，正是接受了东汉以来人们对《淮南子》称呼变化的事实。另外，《西京杂记》云：“淮南王安著《鸿烈》二十一篇……号为《淮南子》，一日《刘安子》。”从《刘安子》此名可以看出，尽管刘安在政治上被认为有不光彩的行为，但他的深思好学还是打动了后世文人，他的巨大学术成就也让后世文人铭记。《淮南子》、《刘安子》的尊称正是对刘安学术成就的肯定。

四、《淮南鸿烈》与《淮南鸿烈解》

何人在何时把“淮南”和“鸿烈”合为一词来指称《淮南子》，现存文献并没有确载。然而，在《淮南子》众多书名中，《淮南鸿烈》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名字。后来由于误称，《淮南子》又多了一个《淮南鸿烈解》之名，以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撰者气愤地说：“诸书引用，遂并《淮南子》之本文亦题曰《淮南鸿烈解》，误之甚矣。”关于《淮南鸿烈》与《淮南鸿烈解》名称的演变情况，根据相关文献是可以推断其大概的。

刘向定名《淮南》，实有指称不清的嫌疑。东汉中后期的文人学者便在“淮南”这个词后加上一“子”字或者使用其他称呼来避免这个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人将“淮南”与“鸿烈”两词合称，于是《淮南鸿烈》就成了指代《淮南子》的新书名。葛洪《抱朴子外篇·喻蔽》：“故《淮南鸿烈》始于《原道》、《傲真》，而亦有《兵略》、《主术》。”王筠《答湘东王示忠臣传笺》：“昔《淮南鸿烈》，事无的准；沛王通论，义止儒术。”这两处的《淮南鸿烈》确指《淮南子》无疑。《淮南鸿烈》一名在当时可能是新鲜的叫法，因之未能流行起来，但不失为一个好名字，既保留了原名，又指明了著者。

迄至隋唐五代，《淮南鸿烈》的称呼开始为学者所注意。《唐开元占经》引用《淮南子》时多次称为《淮南鸿烈》，《意林》亦称“《淮南鸿烈》，词章华赡”。《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淮南鸿烈音》二卷”，是史志正式称《淮南鸿烈》之始，其作为《淮南子》的另一重要书名也随之被确立下来。两宋以后，称作《淮南鸿烈》则是很常见了。

《淮南鸿烈解》是《淮南子》书名当中的一个误称。追溯这个误称，还有一段历史可说。《淮南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刘泖生影写北宋小字本，卷首大都题为“淮南鸿烈解”，亦有“淮南鸿烈间诂”，此本许注与高注已经混同。苏颂《校淮南子题序》记录了此本之前的一些版本状况：“高题卷首，皆谓之‘鸿烈解经，‘解经之下日‘高氏注。”以此推测，《鸿烈解》可能是高诱自题的书名。高诱《吕氏春秋序》云：“诱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毕讫。”《淮南解》或许为《鸿烈解》的另一种称谓。而至南朝，梁元帝误将《鸿烈解》的作者说成是淮南王刘安。其《古今同姓名录》“刘安”一条：“淮南王”，自注：“著《鸿烈解》者。”可能是那时人不看重注解，只重本文，所以把高诱的著作权给抹杀了。不过，一直到北宋，在官方和文人的书目著作中都没有发现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到南宋时出现了变化。洪迈《容斋随笔》：“惟《淮南鸿烈解·天文训篇》云：‘寅为建，……丑为闭，主太阴。”罗泌《路史》：“《淮南鸿烈解》与班氏之志俱言帝喾之乐日五英。”可见这时已经把《淮南子》等同于《淮南鸿烈解》了。后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汉淮南王安与宾客撰，后汉太尉许慎叔重注。”陈氏首次以《淮南鸿烈解》之名替换《淮南子》一名载人书目著作中，可贵的是他将著者与注者区分得很清楚。《宋史·艺文志》承此而来，录为“《淮南子鸿烈解》二十一卷”，然而仅题为“淮南王安撰”，这样就把《淮南子》与《淮南鸿烈解》两个书名所包含的意思完全等同起来。明代文人继续着这种错误，如《诸子辨》云：“《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汉刘安撰。”直到清代，章学诚还以为刘安编著的书原名是《鸿烈解》。如果把《淮南鸿烈解》题作高诱撰则没有疑义，但把《淮南鸿烈》和《淮南鸿烈解》都视为刘安的作品就有问题了。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要声色俱厉地批评引用者犯下的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

总之，《淮南子》的书名经历了长达千年之久的演变过程，居然多至十余个，这在中国古代文献流传史上是极其少见的。《淮南子》书名的不断变化折射出各个时期学者对于此书的不同态度，同时也说明了《淮南子》曾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

(责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