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

在所谓儒学复兴的这个年代，恰好又逢着经济成长，以至于儒学发展颇受经济利益之驱遣，商业炒作、时尚风潮，构成一幅奇异的风景

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文化愈来愈受重视，各种被描述为“国学热”、“儒学复兴”的社会现象，目不暇给。既有学院中竞设国学院所、争开国学班之状况，而社会上也遍是文化讲坛、儿童读经班，乃至出现国学辣妹、汉服运动之类。各地又或祭孔、祭三皇、祭五帝，或大讲姓氏文化、尊祖报本，或抬出乡贤名儒，号召儒商。凡此等等，无法殚述，形成新时代最特殊的文化景观。

这种文化现象之形成，原因复杂，此处不予分析。因此现在我要谈的，乃是对它的一些反思。儒学复兴或许又来得太快太轻易了。学术界还没准备好、社会条件也不足，以致所谓儒学复兴不仅颇见乱象，真实内涵亦颇堪疑。

内地的孔庙、书院、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章太炎等名儒故居及旧址，现在大多不属于教育与科研体制，而是隶辖文化部门或旅游部门，不讲学、不做研究，只是辟地做生意，兜揽游客上门。正式教育体制中，大学文科的系所、经费、资源皆远不及理工商管吃香，大学里的国学班国学院虽办得热闹，国学却迄今仍不被教育主管官署视为一正式学门。儒学同样也非正式学科，只能挂在“哲学”底下，做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可是儒学的历史面、社会面等等，均非哲学所能涵括。此类制度的社会条件若未改善，国学或儒学云云便只是虚热闹，很难落实。

不仅是发展儒学才如此。好日子没过上几天，饮膳品位根本还没提升，已嚷着要吃粗食吃土菜，说是厌珍馐而贵螺蛤了；人文与艺术，根本还不娴熟法度，对中西传统不识之无，已然高谈创新，要把自己建立为典范了。此等浮嚣的文化心态，使得大家热衷于放焰火或看烟火表演，而吝于注意埋水管的工作。媒体与社会联手打造着文化明星、追求轰动效应，却并不关心上述儒学发展之体制问题，也未必支持学术。令人沉思的儒学内涵，遂往往在此情境中被简化成一客快餐，或一品点缀快乐生活的巧克力冰淇淋。

在所谓儒学复兴的这个年代，恰好又逢着经济成长，以至于儒学发展颇受经济利益之驱遣，商业炒作、时尚风潮，构成一幅奇异的风景。

各级地方政府，常以传统文化为名目，办祭典、祀先贤，或打造族谱村、姓氏大会，建中华文化标示城，并把孔庙、书院辟为观光旅游景点。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旨不在宏扬文化，而是藉此发展经济，带动地方建设，招商引资。有些城市喜谈儒商传统，或设法建立新的全球儒商关系，其意略同。这些地方的官与商，都艳称儒学，但据我亲身体会，大抵对儒学是既不懂也缺乏敬意的。他们办的典礼、召开的学术研讨会，通常皆无什么学术价值及文化意义，无非搞活动以吸引人潮与钱潮罢了。儒商问题，本来在20世纪90年代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可以做许多理论挖掘与历史探索，但如今也被庸俗化了。

儒学与企业管理的问题也一样，原本值得深论，可是目前各学院与人才培训机构所谈中国式管理、易经与决策模式、由历史看管理、中国谋略学、帝王术等等，乃是功利实用导向的。让儒学与现代企管勉强钩合，以媚时俗，很少人去阐发儒学对人逐利竞名的批判态度。

前一阵子李零所写《丧家狗》一书，在我看，便是对上述现象的发牢骚。他说：“古人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其实衣食虽足，亦未必知荣辱。”这就是指现今的社会。他又说：“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前者谓儒学强调独立之人格，不当随时俗转移；后者指儒学贵义轻利，富贵名利均应以义衡之，绝不是如今人般苟逐名利不择手段，然后以圣贤言语涂饰之、附会之。学界中人助纣为虐，曲学阿世，无怪乎为他所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