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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的不可自由兑换和相对保守的金融发展策略，中国金融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较小。但是，与国际银行业相比，中国金融业的整体实力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中国金融业面临哪些现实问题和困境，应该采取什么应对策略？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对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进行了专访。

《董事会》:您是位非常关注全球变化的金融监管者。目前，美国CDS市场的风险尚未完全释放，花旗集团的出路也尚未清晰，新政府的救市一揽子新政还没明朗，通缩预期弥漫……您如何评价美国及全球金融局势的最新变化？

阎庆民:从2007年4月主营次级房贷的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倒闭算起，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延续了20个月，不仅至今仍未有见底迹象，而且愈演愈烈。目前已从金融领域蔓延至实体经济，引发了自“二战”以来欧、美、日三大经济体首次同时陷入衰退，并进一步波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此，世界各国相继出台了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最近，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再次提出预计金额高达77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减税规模可能超过3000亿美元。从国内来看，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国十条”、促发展的“国九条”以及“金融三十条”等“保增长”政策和计划。尽管各国都在积极应对危机，但此次大规模的国际经济衰退可能还会延续一到两年，同时金融业的恢复也需要一定时间。

《董事会》:受危机影响，近来外资银行连续低价套现中行、建行，您是否有所关注？您怎样看待汇金增持A股与外资减持H股的关系，中国有关部门是否应当采取对策？

阎庆民:（外资银行连续减持）还是缺流动性，加之原协议中锁定期是三年，故减持也是可理解的，因为减持以后还是大股东，不影响占股的比例。现在市场不太好，也看不准，相对来说，这个价位还可以。对策还谈不上，因为现在大家还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其他一些深层次的因素。

对于汇金，从战略上讲应该对应持股，对应增持。我们其实可以持有外资银行一部分（股权），这样大家利益栓得更紧。稀释与反稀释，增持与反增持，通过双向的合理互动，保持资本话语权，形成新的合理的公司治理阶层，我认为是有战略意义的。

《董事会》:作为曾经直接监管、参与工行、中行、建行的改革、重组和上市工作的官员，您对三家银行有何具体评价？

阎庆民:中行、建行包括工行，由于客户群、成长基础的差异，每家银行有各自的特色。相对来说，5万亿资产的建行规模小一些，我们认为，通过改革重组上市，它的运营更稳健些。

建行的客户群相对集中单一，成长的基础主要是建筑类企业，这条线比较清晰。地产类的比例也适中，包括按揭、开发类的全口径贷款，预计最多也就是1/3。

工行大量承担了84年代人行分离出来的工商信贷，这里面有一些属于禁止类的产业，有些是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的，这就要逐步退出，而退出过程是漫长的，会形成一些不良贷款。通过股改，我们解决了一些，但还是留下很多属于限制类的，像钢铁、电解铝。对于房地产业，工行的信贷比例不太高。

中行最早定位是外部专业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多，涉及很多三资企业、进出口企业，还有部分工商类企业。这次中银香港因为迷你雷曼债券一事，香港金管局给予了盈利预警。

《董事会》:总结反思之下，中国金融体系的现实问题和困境是什么？需要进行怎样的进一步改革？

阎庆民: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金融体系建设及金融监管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后，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问责机制建设、财务状况改善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为积极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与国际银行业相比，我国银行业在公司治理水平、金融创新能力、风险管理有效性等核心竞争力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

其中，公司治理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正如你们《董事会》杂志说的，中国特色的董事会如何发挥它的核心作用。

因此，需要“借危机、兴改革”，在系统反思和汲取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有效提升银行公司治理水平、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强化全面风险管理、培育金融创新能力并加快IT系统建设等。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致力于全面提升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董事会》:银行业自身治理的缺失，是导致其风险控制能力偏弱的重要原因。刘明康主席近期说过，现在是银行业完善公司治理的最好时机。在目前董事会授权不到位、缺乏独立性的情况下，如何把握外部监管的度？在当今时局下，银行业如何提高内部治理水平？

阎庆民:公司治理是银行创新发展的关键，但又恰恰是规制监管所鞭长莫及的领域，外部监管所能做的往往是强化原则导向监管，如明确公司治理原则，通过指引等向银行业推荐加强公司治理的良好做法等。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信息处理中心，其盈利的根本在于比交易对手占有更多的信息，拥有更加丰富和完善的信息处理手段。而外部监管者始终不会比银行内部的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内容。

通过这五年的改革，银行业董事会发挥了一部分作用，但总体感觉在公司治理过程中，董事会下面的专门委员会（审计、管理、战略、薪酬等若干功能委员会）作用发挥不充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因此，有效的监管需要引导与督促银行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功能，尤其要注重发挥董事会及其下设的各专业委员会的积极作用，重点关注并评估银行董事会的结构、董事的独立性和专业素质以及尽职与否、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发挥情况等，以形成内外合力，共同提高银行的内部治理水平。

这也和我们的特色有关系。党委会书记通常是董事长，董事长通常也是党委会书记，一身兼两任。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董事会》:对于国有绝对控股的大型股份制商行，在未来的银行业监管框架中，出资人会否加强对下属银行董事会运作的全面考核？

阎庆民:现在严格来说没有太多对它的考核。

与国资管理体制不同，中组部直接管理11家银行类金融机构（工农中建交＋三家政策性银行＋中信、光大＋中投），主要是干部管理。

对于已进行股份制改革的银行，中投作为出资人，尽管有回报，但没有办法进行百分之百的考核，只能对这些银行的三大类七项指标进行考核，衡量其经营好坏，包括资产类的贷款比例、效益类的ROEROA、成本类的成本收入比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等，是通行的国际惯例指标。

银行是垄断、负债性的，不是竞争性的，需要中央高度垄断、高度集权，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对银行董事会的考核和国资委不一样，只能牺牲些效率追求安全。

《董事会》:从银行监管者角度，您一直强调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这是一项长期坚持的方略，还是经济危机期间的短期选择？2009年银监系统工作会议之后，当前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是什么？

阎庆民:金融业是一个高负债、高杠杆、高风险的行业，对整个经济而言，银行及其提供的金融服务具有公共性质，有较强的外部性。因此，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方略，而不是当前危机期间的短期选择。一方面，银行经营具有明显的“亲经济周期”特性，需要“逆经济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另一方面，则是切实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需要。在当前形势下，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是，在“保增长、促发展（调结构）、防风险”的总体要求下，督促银行业坚持审慎经营原则，强化全面风险管理，促进银行业稳健发展。一是根据“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原则，通过信贷结构调整，有效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切实做好信用风险防范工作。二是要高度重视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有效防范跨市场风险的传递和蔓延。尤其是对于创新金融产品，如理财产品等，要按照“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信息充分披露”要求强化管理。三是经济下行阶段往往是操作风险上升的时期，需要银行认真抓好合规管理、案件防控等预防工作。